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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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学术界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仍多集中在思想定性、社 会影响、三大论战等政治意味较浓的领域，而对当时中国人的社会心态、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与 价值取向缺乏阐释。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并非只有社会主义一途。自由主义就比社会主义更早 传入中国，又有欧美各国的成功经验，却在与社会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费正清对此非常困惑： “为什么（中国）古代传统和西方榜样只能在现代中国产生个别的自由主义者而不能产生自由主
收稿日期：2020 - 05 - 07 作者简介：贾琦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
118 2020 年 第 3 期
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内涵
义运动”？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不能制度化”？ 对于这个问题，通常的解释就是“救亡 压倒启蒙”论，即把自由主义的衰落归结于知悲壮。但事实上，中国人在抛弃自由主义、选择社会主义的行动上表现得十分主动， 也看不出感情上的难舍难分。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间难以化解的文化隔阂才是关键因素。其背后 涉及广阔的思想背景和曲折的认识过程。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314 页。 梁启超：《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第 215 页。 李大钊：《权》，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76 页。 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3、88 页。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80 页。
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内涵
贾琦伟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20 世纪初，中国人开始系统、主动地学习西方文化，寄希望将其移植到中国。但学习的过程 中发现，中西文化有很强的异质性，西方文化既不能替代传统文化，也无法实现中国化，使社会陷入 新旧二态的混乱局面。恰逢一战结束，西方社会也萌发了自我否定思潮，中国人开始对西方文化在中 国的适用性产生怀疑，转而寻求中、西以外的第三条道路。中国人选择了与传统文化具有同质性的社 会主义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社会主义几乎得到了全体中国人的认可，最终在中国落地生根。 关键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东西文明比较；第三条道路
一、情非得已的“西化”
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提出：“天地间独 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 这篇文章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因为 在这里梁启超把文化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一国的兴衰并不取决于军事实力是否强大、政 治权谋是否精明，而是取决于文化。梁启超也是在提醒中国人，从前学习西方技术、制度的努力 都是表层、肤浅的，还没有真正接触到西方文化。而若想要真正实现强国御辱，就必须从西方的 文化根源上学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当时还是青年的李大钊对此十分赞同，立刻对 文化改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他看来，“欲行立宪政治，必先去专与争。欲去专与争，必先划 除专制国民之根性”，必须彻底抛弃在传统文化上嫁接西方制度的幻想。 李大钊的观点在当时十 分流行，很快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改造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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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西也”。 即使是反传统颇为激烈的鲁迅同样认为全盘西化过于极端，比较合理的文化态度应当是：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梁启超甚至乐观
地认为：“二十世纪，则（东、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 可见，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中国人始终不希望在东、西文化间偏于一端。问题在于，在
当时有人对此提出反对，认为东西文化的区别没有那么绝对，也用不着使用推倒重来的激烈 手段。如晚清大学者孙宝瑄反对使用“东”“西”、“新”“旧”这样的地理或时间概念区分文化， 认为“居今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皆偏于一 者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 王国维认为，中学、西学之争纯属门户 之见，只能掩盖中西文化中值得吸取和学习的部分，因而必须“正告天下”：“学无新旧也，无中
19、20 世纪之交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并没有给这种理想提供合适的实现条件。放眼十月革命前的 世界，除少数欧美列强外，就只有广大受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人要想强国御辱，除了 学习西方别无他法。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 “只有” 两字可谓道出了中国人在选择时的无奈。
起初，人们对改造文化抱有美好的想象，深信这是救亡图存的灵丹妙药。如中国留学西方第 一人容闳认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必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借西方文明 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一定能“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国”。 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 各种介绍西方文化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以致西方繁杂众多的思想流派几乎都能在中国 找到身影。社会上下呈现出思潮迭起、各种救国方案纷呈的热闹场面。如严复提出，中国必须和 西方列强一样成为“军国”，提倡军国民教育。康有为鼓吹“霸国”理论，认为中国应放弃王道， 施行霸道。甚至有人提议建设“帝国主义”，理由是西方列强已经纷纷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中国也不能落后。这些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中国跟随西方的脚步，亦步亦趋进行模仿。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20）03-0118-08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学习器物、学习制度和学习文化。这三个阶段由表及里， 层层深入，不断加深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最终上升到文化高度。也只有到了第三阶段，中国 人才真正体会到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影响，越发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感到不安，从而急于在世 界文化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是尊崇西方还是固守传统，亦或是在中、西之间杀出一条血路， 开辟新的文化路径，近代国人始终在不断尝试。最终，近代国人选择了中西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20 - 05 - 07 作者简介：贾琦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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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内涵
义运动”？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不能制度化”？ 对于这个问题，通常的解释就是“救亡 压倒启蒙”论，即把自由主义的衰落归结于知悲壮。但事实上，中国人在抛弃自由主义、选择社会主义的行动上表现得十分主动， 也看不出感情上的难舍难分。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间难以化解的文化隔阂才是关键因素。其背后 涉及广阔的思想背景和曲折的认识过程。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314 页。 梁启超：《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第 215 页。 李大钊：《权》，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76 页。 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3、88 页。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80 页。
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内涵
贾琦伟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20 世纪初，中国人开始系统、主动地学习西方文化，寄希望将其移植到中国。但学习的过程 中发现，中西文化有很强的异质性，西方文化既不能替代传统文化，也无法实现中国化，使社会陷入 新旧二态的混乱局面。恰逢一战结束，西方社会也萌发了自我否定思潮，中国人开始对西方文化在中 国的适用性产生怀疑，转而寻求中、西以外的第三条道路。中国人选择了与传统文化具有同质性的社 会主义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社会主义几乎得到了全体中国人的认可，最终在中国落地生根。 关键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东西文明比较；第三条道路
一、情非得已的“西化”
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提出：“天地间独 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 这篇文章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因为 在这里梁启超把文化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一国的兴衰并不取决于军事实力是否强大、政 治权谋是否精明，而是取决于文化。梁启超也是在提醒中国人，从前学习西方技术、制度的努力 都是表层、肤浅的，还没有真正接触到西方文化。而若想要真正实现强国御辱，就必须从西方的 文化根源上学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当时还是青年的李大钊对此十分赞同，立刻对 文化改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他看来，“欲行立宪政治，必先去专与争。欲去专与争，必先划 除专制国民之根性”，必须彻底抛弃在传统文化上嫁接西方制度的幻想。 李大钊的观点在当时十 分流行，很快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改造热潮。
2020 年 第 3 期 119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西也”。 即使是反传统颇为激烈的鲁迅同样认为全盘西化过于极端，比较合理的文化态度应当是：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梁启超甚至乐观
地认为：“二十世纪，则（东、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 可见，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中国人始终不希望在东、西文化间偏于一端。问题在于，在
当时有人对此提出反对，认为东西文化的区别没有那么绝对，也用不着使用推倒重来的激烈 手段。如晚清大学者孙宝瑄反对使用“东”“西”、“新”“旧”这样的地理或时间概念区分文化， 认为“居今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皆偏于一 者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 王国维认为，中学、西学之争纯属门户 之见，只能掩盖中西文化中值得吸取和学习的部分，因而必须“正告天下”：“学无新旧也，无中
19、20 世纪之交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并没有给这种理想提供合适的实现条件。放眼十月革命前的 世界，除少数欧美列强外，就只有广大受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人要想强国御辱，除了 学习西方别无他法。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 “只有” 两字可谓道出了中国人在选择时的无奈。
起初，人们对改造文化抱有美好的想象，深信这是救亡图存的灵丹妙药。如中国留学西方第 一人容闳认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必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借西方文明 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一定能“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国”。 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 各种介绍西方文化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以致西方繁杂众多的思想流派几乎都能在中国 找到身影。社会上下呈现出思潮迭起、各种救国方案纷呈的热闹场面。如严复提出，中国必须和 西方列强一样成为“军国”，提倡军国民教育。康有为鼓吹“霸国”理论，认为中国应放弃王道， 施行霸道。甚至有人提议建设“帝国主义”，理由是西方列强已经纷纷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中国也不能落后。这些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中国跟随西方的脚步，亦步亦趋进行模仿。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20）03-0118-08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学习器物、学习制度和学习文化。这三个阶段由表及里， 层层深入，不断加深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最终上升到文化高度。也只有到了第三阶段，中国 人才真正体会到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影响，越发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感到不安，从而急于在世 界文化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是尊崇西方还是固守传统，亦或是在中、西之间杀出一条血路， 开辟新的文化路径，近代国人始终在不断尝试。最终，近代国人选择了中西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