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道德教育及对高校德育的启示.docx

摘要致良知是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深层理论基础。

他关于道德教育的实质、道德教育的过程、道德教育的原则等思想对当前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高校；道德教育王阳明早年笃信程朱，又曾游心于释老之学。

龙场悟道后，他提出心即理，阳明心学由此发端。

这里试以致良知为视角，对他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分析，并简论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一、致良知与道德教育实质王阳明从心即理出发，认为道德教育实质就是致良知。

他反对朱熹的道问学，向事物中寻求道理，认为这是舍本逐末，烦琐而不得要领。

他的弟子徐爱向他质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传习录•徐爱记》，以下引自《传习录》者，皆只注篇名。

他回答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徐爱记》由此，他提出道德教育不假外求，而在于尊德性，在于致良知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为二也。

夫学问思辨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

《答顾东桥书》虽然他的致良知不外乎是存天理，灭人欲，但是他通过强调致吾心之良知，则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教育中的能动作用。

二、知行合一与道德教育过程知行合一反映王阳明道德教育过程的思想。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是道德认知和道德践履的关系。

首先，知行合一是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而发的。

朱熹提出过知行相须的观点，认为知和行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但是他又说论先后，知为先。

因此，在为学次第上，他主张先读书而明理，把《中庸》里的学问思辨行分为知和行两截功夫。

这容易使人知而不行，造成知行脱节。

所以阳明批评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

所以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在胸中。

《黄修易记》他反对知行脱节，认为行应当包含在为学和穷理之中，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

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答顾东桥书》。

其次，他从致良知出发，认为知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

他认为良知之说，只说得个心即理，即知即行《寄邹谦之》。

知行分作两件，实质上是被私欲间断，不是知行本体《徐爱记》。

知行本体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

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

原来只是一个工夫《答友人问》。

因此，他认为，知行合一之教就在于要复那本体《徐爱记》。

可见，他提出知行合一，目的在于补偏救弊，克服学者冥行妄作或者是悬空思索，揣摩影响《徐爱记》的弊病。

这在道德教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认知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离不开道德认知，知行在某种程度上确是合一的。

他提出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这样的见解，无疑是很深刻的。

但是他的知行合一在理论上同样是有缺陷的。

虽然他看到了行的重要性，但是却犯了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的错误[1]。

他混淆了知和行的区别，以至于把意念和情感也当作行，如他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

三、动、静皆有事与道德教育原则一静处体悟程朱理学在道德修养上重视主敬，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

《朱子语类》卷十一这是要求个体时刻以封建道德规范约束自身。

王阳明强调循理之谓静《答伦彦式》，这与朱熹很类似。

但他是从多方面说明静的含义的，并且渗透了他的良知学说。

首先，根据良知学说，良知有体有用，其静也者，以言其体也；其动也者，以言其用也《答伦彦式》。

其次，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动静者，所遇之时也《答陆原静》。

这里的动与静是相对于具体的时空环境来说的。

最后，他的主静明显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掺杂了禅宗成分。

他虽然不承认自己的静是坐禅入定，但是从他反复强调所谓动亦定，静亦定，体用一原者也《答伦彦式》来看，不能不说是受禅宗的影响。

从一般意义来说，王阳明的静处体悟，是要求个体时时以吾心之良知进行自我观照，无论是静坐时也好，有事无事时也好，都要收敛身心，以理进行自我约束。

具体说来，静处体悟指的是静坐、宁静以收敛身心等这类静修功夫。

他在中年的时候十分重视静修的功夫，他说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

《钱德洪记》他提倡静修，本意是避免使人心为外物引诱，并不是将修养的功夫一归于静，盖因吾辈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与辰中诸生》。

二事上磨炼与静处体悟相对，王阳明更加重视事上磨炼。

他发现静修虽然必要，但是静修也有局限性，就是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若靠著宁静，不惟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陆澄记》。

他的弟子也多有这样的困惑，有的感到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陆澄记》，有的感到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觉内外打不成一片《陈九川记》。

为此，他以体用一原的良知说为根据，主张良知展开于日常的践履之中，进行事上磨炼。

他说良知明白，随你静处体悟也好，随你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

《钱德洪记》他还主张以动为主，辅之以静，以动济静，须在事磨炼工夫得力。

若只好静，遇事便乱，那静时工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陈九川记》。

可见，阳明将动与静都视为致良知功夫，动、静皆有事是他道德
教育的重要原则。

他用孟子的必有事焉、集义把这二者统一起来。

他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动静皆有事，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所谓时时去集义，只是致良知《与聂文蔚》。

据此，他以致良知为头脑，主张随时随地开展做学问的功夫。

大抵学问工夫，只要注意头脑得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见多闻，莫非致良知之功。

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

《答欧阳崇一》例如虽然他对科举不满，认为科举使人心放溺，但是他并不反对科举，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循循为之，亦自两无相碍《与辰中诸生》。

对于读书也是一样，虽然他批评朱熹那种支离的读书方法是玩物，但是他也不反对读书，且如读书时，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

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

《黄修易记》儿童的日常生活，也不能等闲视之，所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也《与辰中诸生》。

总之，他认为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与陆原静》。

三省察克治从致良知出发，王守仁把省察克治作为存理去欲的重要原则。

在《传习录》中他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
有个扫除廓清之意。

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逐一追究搜索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

省察克治是使自己的内心时时保持警觉，不让私欲、私念有一点的存在余地。

他又把省察克治等同于《中庸》的戒慎恐惧，并以此为致良知的重要功夫。

所以他说戒慎恐惧者是良知《答陆原静》，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与舒国用》。

昭明灵觉之本体，指的就是良知。

四刮磨针对一般人的良知容易受到蒙蔽这一点，王阳明提出刮磨的道德教育方法。

他说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刮磨。

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

若不加刮磨，驳杂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灵明处，尘埃之落，固亦见得，亦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

《与黄宗贤》刮磨首先是去除物欲的障蔽，以恢复本心自有一点灵明，识得仁体。

另外，刮磨还有通过不断的缜密思考，锻炼思维能力，以使良知之用不断呈露的意思，所谓聪明日开，良知愈思愈精明《钱德洪记》。

四、对高校德育的启示高校大学生正处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期，各方面发展正趋于成熟。

王阳明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前德育工作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第一，它有助于启发大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良知与自觉。

良知人人同具，因而要使其树立发展的自信心，变他律为自律。

第二，立足德育，使大学生全面、正确地看待知行关系。

王阳明的知行论不是简单的哲学认识论。

从德育的角度，其知行合一的思想具有很多的合理内核。

第三，他关于德育原则的论述对于指导大学生的自我修养也极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1]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