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太学的考试制度

汉代太学的考试制度
汉承秦制，但在教育上则转⽽采⽤儒家的主张，重新肯定教育在育才和华民两⽅⾯的作⽤，把教育作为巩固汉朝“⼀统”的重要⼯具。

汉武帝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思想条件的成熟，逐步实⾏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指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博⼠”、“开创太学”、“确⽴察举制度”等政策。

为了培养和选拔精通儒经并能“尊王明伦”的治术⼈才，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
前124年）下诏在长安设太学，置博⼠弟⼦（即太学⽣）。

开创太学后，太学就成为地主官僚政府下设的⼀种“育才养⼠”的教育机构。

汉武帝以后，随着汉王朝政治、经济、⽂化的发展，太学教育也有很⼤发展。

汉武帝开创太学时，太学⽣仅
有50⼈，汉昭帝时太学⽣增⾄百⼈，汉宣帝时增⾄200余⼈，汉元帝时增⾄千⼈，汉成帝时增⾄3000⼈。

汉平帝时，王莽辅政，于原始四年（公元4年）为太学⽣建筑校舍，能容太学⽣万⼈。

东汉时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重建太学于洛阳南门外，校内设有讲堂，门前并有⽯经四部。

京师形成了太学区。

太学⼀时盛况空前。

到顺帝以后，太学发展到⿍盛时期，太学⽣竟达三万⼈，连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遣⼦弟⼊学。

这种盛况是世界古代教育史上罕见的。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博⼠。

汉代每⼀儒家经书设⼀名博⼠。

汉武帝时置博⼠七⼈，汉宣帝时博⼠扩⼤到14⼈，汉元帝时⼜增加到15⼈。

汉平帝时，增五经为六经，每经博⼠五⼈，共置博⼠30名。

东汉光武帝⼜置经学博⼠14⼈，统⼀由祭酒领导。

祭酒相当于太学的校长，由太常选定德⾼望重的博⼠充任。

担任博⼠的基本条件是：明于古今，通晓百家，知识渊博，德⾏⾼尚，作风正派，恪守师法家法，教学经验丰富，⾝体健康等。

西汉博⼠通过征辟或荐举的⽅式选取；东汉时则采取考试⽅式选取，并要求基层政权写“保举状”。

考试博⼠，由太常亲⾃主持。

如东汉伏恭经“太常试经第⼀，拜博⼠”。

应试博⼠的⼈年龄须在50岁以上。

如果发现应试的⼈不符合条件，或辞退，或者驱逐。

如东汉时张⽞试笔第⼀，拜为博⼠，但后发现他不尊家法，有离经叛道⾏为，被撤换。

杨仁经考试合格拜为博⼠，后发现不满50岁，汉明帝改任他为北宫卫⼠令。

汉代太学的学⽣，西汉称“博⼠弟⼦”或“弟⼦”，东汉称“诸⽣”或“太学⽣”。

学⽣来源：⼀是由太常在京师和地⽅直接挑选；⼆是由郡国道⾢等地⽅选举。

选太学⽣的标准以德、才为主，还重仪表。

汉代太学很注重考试，制定了⼗分严格的考试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太学既是国家的最⾼学府，⼜是国家的考试机关。

汉代太学的考试有两⼤作⽤：⼀是通过考试发现⼈才，选拔⼈才，充实汉朝官吏队伍；⼆是通过考试，督促学⽣学习儒家经典。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向汉武帝建议道：“养⼠之⼤者，莫⼤乎太学，太学者，贤⼠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意思是说：培养⼈才没有⽐办好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贤才所由出，教化之本源。

他希望皇帝兴办太学，聘请⾼明的教师来教养天下的贤才，常常考问他们，来发展他们的才能，那样，英俊的⼈才就可以得到了。

在汉武帝开创太学时规定太学⽣每年考试⼀次，称谓“岁试”。

东汉时改为每两年考试⼀次。

汉代太学考试⽅法有以下⼏种：
（1）“射策”
“射策”是汉代太学惯⽤的⼀种考试⽅法，创始于汉武帝时代。

《汉书•儒林传》说：“⾃武帝⽴五经博⼠，开弟⼦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

”其具体作法是：由主考⼈根据儒经内容提出若⼲问题，然后按照这些问题的难易程度分成甲⼄丙丁等，再把这些问题写在帛或纸上密封起来，由被试者随意抽出其中⼀⼆种题来解答。

这种⽅法与我们现在采⽤的抽签考试⽅法相类似。

内容侧重对于儒家经典意思的解释与阐发。

主考⼈根据学⽣的解答判断学业成绩，成绩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官职。

不过每科均规定很少的取官名额。

（2）“策试”
东汉司空徐防于永元⼗四年（公元102年）上书要求改进考试⽅法，认为《论语》不宜“射策”，理由是《论语》是最基本的教材，应试者全应熟习，不如改为“策试”。

所谓“策试”，就是教师事先按家法章句分科出好50个题⽬，学⽣凡是回答得多且好的被评为“上第”，“五经各取上第六⼈”，上榜公布，作为政府录⽤的依据。

（3）“⼝试”
《汉书•儒林传》载：“唐⽣、诸⽣应博⼠弟⼦选，诣博⼠，抠⾐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

”这说明当时已实⾏“试诵说”的“⼝试”考试⽅法。

这些考试⽅法⼀直推⾏到西汉末年，王莽时有⼀些⼩变动，仍是每岁⼀试，增加录取名额，改为甲⼄丙三科。

东汉初年⼜恢复了甲⼄⼆科。

随着太学规模的扩⼤，考试制度也进⾏了若⼲改动。

⾃汉质帝时起，不分甲⼄科，只取“⾼第”，即最优者，后来⼜增加了补官的名额。

到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仍从太学⽣中扩⼤录⽤名额，把考试最优者排成四等，由太学
推荐给政府，然后授予官职，即⾼第15⼈和上第16⼈均做“郎中”，中第17⼈为“太⼦舍⼈”，下第17⼈为“王家郎”。

桓帝永寿⼆年（公元156年）⼜进了⼀步，采⽤“两岁⼀试”，废⽌录取名额限制，以通经的多少定等第⾼下，并据此分别授官，即将太学考试与政府分配直接挂钩的办法，作为⼀种制度来执⾏。

具体办法是：太学⽣学满两年可以参加考试，以五经为命题范围，以能通经书多少来分别次第，考试不合格的可留校继续学习，过两年赶下届考试。

通⼆经者，授予“⽂学掌故”官职，也允许不去做官，继续学习，待两年后再参加⾼⼀层次的考试。

通三经者，授予“太⼦舍⼈”官职，也允许不去做官，继续学习，待两年后再参加通四经的考试。

通四经者，授予“郎中”官职。

如此类推，直⾄博通五经为⽌。

已做官的太学毕业⽣亦可参加考试，作为继续升官的依据。

这种通过考试选⽤⼈才的⽅法是可取的。

这对于⿎励太学⽣们继续不断地研究儒家经典，养成通才，也是有很⼤作⽤的。

西汉的太学⽣多只能专儒家⼀经，东汉的太学⽣⼀⼈逐步能通⼆经、三经、四经乃⾄五经，有的还能兼通古今⽂，如郑⽞被称为“括囊⼤典、⽹罗众家”的通儒。

汉代太学注重考试，使得学⽣专⼼攻读，潜⼼于经典，培养了不少⼈才。

如著名思想家王充、著名数学家崔瑷、著名科学家张衡、著名经学家郑⽞等等，都曾是太学⽣，在太学学习过多年。

这说明汉代太学考试制度的确起过积极作⽤。

汉代太学既是教学机关⼜是代表国家的考试机关，这样可以⿎励青年⾃修，校外⼈才经过考试也可以给予⼀定的资格和荣誉，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由于汉代太学教学制度不甚严格，⼀味地依赖考试，因⽽也带来不少弊病。

汉王朝通过太学考试，⿎励学⽣研究经学，并给以政治出路，通过考试，即可以当官，享受荣华富贵。

这使⼴⼤青年学⽣⼀头钻进故纸堆⾥，把毕⽣的⼼⾎花在经书上⾯。

经学的繁琐章句，束缚了知识分⼦的头脑。

强调“师法”与“家法”也加深了门户之见，束缚了学术的发展。

某⼀经的⼤师，如得到朝廷肯定被⽴为博⼠，这个京师的经说便成了“师法”。

弟⼦相传，⼜别为章句，便成“家法”，故⼀经有数家。

太学博⼠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并以此考核太学⽣，违背“师法”、“家法”者考试就不能通过。

汉代太学考试制度往往要求学⽣死记硬背，不能培养学⽣的思维能⼒与创造能⼒。

汉代太学没有年限规定，太学⽣⼀年没有通过考试，允许下年再考，这样⼀年⼀年考下去，太学⾥往往有⼀些少年⼊学⼀直到头发⽩了还没合格的⽼学⽣。

这些⽼学⽣巴望有朝⼀⽇考试合格，得到皇上的“恩赐”⽽步⼊官场。

汉灵帝熹平五年（公
元176年）曾特别给了年过60的⽼学⽣百余⼈以考试的机会，考中的给以官职。

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甚⾄为照顾那些“结童⼊学，⽩⾸空归”的⽼学⽣，全部给他们以“太⼦舍⼈”的官职。

当时长安城中有以下民谣，真实地描写了这⼀情况：
头⽩浩然，⾷不充粮。

蓑⾐蹇（jiǎn减）裳，当换故乡。

圣主愍（mǐn敏）念，悉⽤补郎。

舍是布⾐，被服⽞黄。

此外，汉代地⽅郡国学校也有考问经学并根据成绩优劣⽽授官的。

如武威郡学对于“章句既通”的学⽣，有着“显拔荣进”之为，以致“郡遂有儒雅之⼠”（《后汉书•任延传》）。

北新城长刘梁和桂阳太守栾巴，都曾举⾏“试策殿最”的考试，并且“随能升授”（《后汉书•⽂苑列传》、《后汉书•栾巴传》）。

郡国还有明经试，即由郡国贡其⽣员⾄京师考试，有甲、⼄等科，授官和太举中的甲、⼄科略同。

郡国明经试是于太学之外，为照顾边远州郡⾃修之⼠和私学弟⼦⽽设⽴的。

在桓帝建和年间（公元147—149年）还开设“⽐郡国明经试”，这是对太学岁试选⼠的补充，太学和郡国学校⽣员均得应考。

汉代郡国学校的考试选⽤虽未制度化，亦⽆统⼀标准，但郡国学校采取了考试制度是没有疑问的。

总之，汉代太学考试制度促进了汉代官僚队伍儒学化，“公卿⼤夫⼠吏，彬彬有礼⽂学之⼠矣”，为汉王朝提⾼吏治、强化中央集权发挥了重⼤作⽤。

同时也促进了经学的繁衍兴盛，如班固在《汉书•儒林列传》所赞：“⾃武帝⽴五经博⼠，开弟⼦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叶蕃滋，⼀经说⾄百余万⾔，⼤师众⾄千余⼈，盖禄利之路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