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音响文本与乐谱文本之互文性——以琵琶古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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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OF YELLOW RIVER 2020
/ 20文化涵养中。
在欣赏某表演时,人们最直接感受到的是音响文本,因为这是最直观的感受,是人的本能反应,也是浅层次感官反应。
在音乐表演课上,黄老师在说到他一些经历时,笔者同黄老师感受一样,也很认同。
如在音乐会上或是在品味一首作品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听到某音乐作品或者看到某场音乐会时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好像听过类似的作品”、“这首作品和某类风格很像”等等。
用互文性理论来看,这正是音乐音响文本建构的互文性问题。
②比如在听到《十面埋伏》时,人们自然想起公元前202年的楚汉之争,讲的是刘邦用十面埋伏之计取得胜利;在听到项羽这个大英雄故事时也能联想到有个传统民族器乐琵琶曲《霸王卸甲》等。
这两首乐曲能自然的放在一起,通过互文性理论想起两千年前的历史故事楚汉之争。
这是音响文本的相互关联。
笔者本科毕业音乐会演奏了《霸王卸甲》,也因此曲获得过金奖。
当导师要求弹一首大型武曲时,由于笔者对楚汉之争的了解以及对两首乐曲的熟知,所以首选《霸王卸甲》或者《十面埋伏》,当弹《霸王卸甲》时,会自然想到《十面埋伏》,它们是那么的相似又是那么的不同,在演奏《霸王》的“楚歌”和“别姬”片段时,脑海想起项羽和虞姬的绝美故事,旋律低沉具有歌唱性,音乐生动形象具有悲痛性,在演奏《十面埋伏》时技巧颇多,演奏该曲需要耐力支撑,情绪上是高昂激动人心的,乐曲不断向高潮推进。
刘邦是胜利者,而对比项羽的故事,情绪是悲伤的,演奏更需要丰富的情感去表达,在技巧上要有明显强弱的对比。
笔者更喜欢演奏《霸王卸甲》,人们普遍认胜者为王,歌颂胜利者和第一名,就连外行人听到“琵琶”二字,也是知道有首经典曲《十面埋伏》。
从音乐文本的互文性理论来说,电影版《十面埋伏》对琵琶也起了传播的作用,非专业人士认为琵琶的代表曲就是《十面》,但《霸王卸甲》同样是首非常值得演奏和经典的乐曲,笔者认为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人物、作品总是更能走进一个人心里。
这两部作品在概念上是相似的,它们在大致上分为三部分:战前准备,双方的厮杀和战争结束。
但在具体表现内容上则各有自己的侧重面,都是非常经典的琵琶曲,笔者希望两首乐曲都能得到很好的推广。
笔者在上文有提到。
听众在欣赏其中一首乐曲时会根据音响文本和其历史故事联想到另一首乐曲。
所以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它具有关联性。
交响叙事曲《十面埋伏》是根据琵琶古曲《十面埋伏》与《霸王卸甲》的戏剧性构思而作的交响乐。
笔者认为这首乐曲就是通过音乐音响文本和乐谱文本的互文性而产生。
众所周知《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是我国悠久而宝贵的传统民乐经典乐曲。
由于《十面》及《卸甲》题材的史诗性,以及音乐上的戏剧性。
自建国以来一直有很多作曲家(以交响乐作曲家为例)关注并感兴趣。
如陈培勋的交响诗《十面埋伏》、杨立青的交响叙事曲《乌江恨》及周龙的琵琶协奏曲《霸王卸甲》等。
③这些作曲家的创作灵感是由于音响文本的互文性而产生,加上自身的文化涵养对古代题材的了解和探究,从互文性理论来说,交响乐作曲家与之有关的作品就是拿《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拼凑、吸收和改编而成。
笔者相信如此优秀而具有意义的作品,未来会出现得更多。
二、琵琶古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乐谱文本之互文性
乐谱文本属于非音响文本的一种,是潜在的音响文本。
对演奏
者来说,乐谱是音乐活动的中介。
乐谱文本与音响文本彼此相关、相互制约。
黄汉华老师曾在课堂说,乐谱文本的本质上是作曲家用五线谱、简谱、工尺谱等将脑海中音响凝定,外化为某种可持续存在的,也就是静态的音乐作品。
④而作品的产生需要经历三个环节:作曲家的创作、演奏者的表演和众人的欣赏。
音乐创作的过程是将现实世界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⑤音乐作品来源于现实生活中,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体验的感受,要真正理解或是演奏一部音乐作品之前,必须首先了解作品创作的背景和作者生平。
⑥这样才是演奏一首作品的正确顺序,才能对作品有一个正确感知,由于每个人的审美、经历、文化、成长环境以及身体机能都不同,对音乐的理解不同,演奏出来的音乐也会不同,我们要尊重音乐创作者,尊重音乐作品,尊重音乐聆听者。
否则对表演者来说演奏出来的作品就是一度创作,失去了音乐作品原本的意义。
历代文人也曾写过有关项王较多的诗篇,⑦由于故事内容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其流传的方式众多,往往也会成为多种艺术形式的选择题材。
京剧的《霸王别姬》名闻中外,电影的《霸王别姬》家喻户晓,琵琶曲的《霸王卸甲》流传至今。
就是因为文化背景和其影响性,所以电影版京剧版琵琶版的文本相互关联,在观看电影版本或者听京剧时也能联想到琵琶曲《霸王卸甲》,在听到《霸王卸甲》琵琶曲又能联想到《十面埋伏》以及相关的音响文本和乐谱文本。
《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两首乐曲具有多个版本,除了浦东派林石城的《十面埋伏》,还有平湖派、汪派等。
三个版本之间有共同点,也有许多不尽相同之处。
其共同点表现在:表现内容及基本的音乐风格与旋律相同;所表现的故事情节发展逻辑基本一致。
两首乐曲的多个版本的创作在乐谱文本间具有互文性。
不同的流派有着不同的演奏特点和风格,但各派的琵琶艺术家们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吸取精华再做出新的尝试,在文本间的吸收和改编。
它体现了在继承中求发展创新,在发展创新中求继承的规律,从而推动了琵琶音乐的进一步发展。
⑧
黄汉华老师曾教育学生,对于我们音乐表演者来说,如果不深入阅读乐谱文本和音乐术语的内容,那么在演奏该作品时就不能准确地表达文本所蕴涵的内容,弹奏出来的作品时没有灵魂的。
而且在平时练琴中要形成自己的演奏风格,光是听声音就知道是谁弹的,这种独一无二的,自己的东西。
如声乐领域中的吴碧霞、雷佳等,钢琴领域中的朗朗、王羽佳、李云迪等。
他们都有自己的演奏风格。
如果做到他们那样才是练出真功夫了。
笔者作为一个音乐表演者,会谨记老师教导。
黄汉华老师在课堂上还例举了很多中西方乐曲,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等。
而笔者的研究方向是琵琶,所以围绕琵琶古曲举例:《十面埋伏》的主题就是渲染胜利,然《霸王卸甲》是悲壮的;于普通听众(非专业人士)来说,在没有阅读过乐谱文本或者不清楚作品文化背景的情况下,音乐音响文本对听众是不发生作用的。
再例如,楚汉之争的故事在中国人看来说是家喻户晓的,从小就听长辈、看电视等途径了解了历史,那么琵琶古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正是借助了这种文化背景,其标题所蕴涵的情节性才能在中国听众的欣赏中发挥作用,中国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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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艺术
(三)街舞编创突破舞蹈短板
舞蹈有一条大家默认的艺术规律:舞蹈长于抒情,短于叙事。
舞蹈受制于肢体语言的表达特性,符号的属性,舞蹈语汇过于抽象,很难具象叙事,只能演绎清楚一些基础的故事情节。
然而,在《这!就是街舞》第三季中杨文韬、Cici的作品《囍》打破了这个壁垒,呈现出极其完美的叙事舞蹈。
首先从编舞技法上讲,它运用的是标准的Urban编舞技法,在动作的选取上自如,不局限于某一个明确的舞种。
编舞中技术动作充分为主题、人物形象塑造服务,留给观众的是一气呵成、回肠荡气、曲折离奇的凄美爱情故事。
作品完整度极高、叙事条理清晰,从起、承、转、合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首尾呼应形成一个自洽和谐的故事闭环。
其次是双人舞技法紧密、流畅、不留痕迹地融入作品。
以托举为例,托举在双人舞蹈中有着独特的美感和独立存在的意义,托举动作设计得不好就很容易显得突兀。
杨文韬、Cici作品《囍》托举的处理优势在于,托举与其他舞蹈动作衔接流畅,丝毫不显断裂和刻意;动作与音乐的契合,尤其是前两次托举都是用动程去表现延宕的人声;小托举动作不温不火地塑造了人物间缠绵悱恻的眷恋关系。
再次是音乐与情节推动的匹配,音乐与动作细节层层发展。
主歌第一段低徊萦绕,配合少量关系密切的托举,动作与情绪层次均稳地循序推进;第二段丰富的鼓点进入后动作也顺势抬升到更激越的层次,从婉约情愫升至激烈的爱恋,再到唢呐声响起,舞蹈空间调度更大,再加上跳转动作,带来了更尖锐的情感冲击,同时也为后面的悲情与落寞做好了充足的铺垫,所谓乐景衬悲情的表现手
法。
最后尾声的铃铛声可谓是点睛之笔,妙不可言,当一阵熟悉的铃声响起时,余韵绕梁,亦真似幻,蓦然回首,恍如隔世,空无一人,铃声的意向充斥着东方美学的唯美。
结 语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见证了国内大量的街舞舞者从纯粹的舞者转变成越来越成熟的舞台表演者,他们精进编创技法、巧用动作技术、符合大众审美,创造出了大量精彩绝伦的街舞佳作,给广大观众带来了视听觉的盛宴和美的享受。
街舞编创在探索的路上,还有许多要克服的困难,一方面要避免动作风格单一性,对动作技术、理念可操作性应用层面的探索。
是对动作本身的认知,关系到动作的结构和重构等动作理论性的研究。
二是,要突破街舞呈现方式,吸收借鉴其他舞蹈、其他艺术形式的态势,每一种艺术审美都有他自身存在的价值,有他自身生存发展的合理性,街舞要取其长补其短。
中国街舞编创探索之路还在路上,任重而道远,借用鲁迅的一句话来激励我们街舞舞者:“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
参考文献
[1] 王欣.论嘻哈音乐电视与美国气质的宣扬[D].上海师范大学, 2011.
[2] 乔燕冰.中国街舞创作如何认识和标定自我?[J].中国艺术报,2019,(11).
作者简介:
孟光(1981-),女,山东人,四川音乐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舞蹈教育与教学,街舞。
(上接第169页)
又或者是了解这个历史内容的国外听众听到该作品的声音时,不仅仅在音乐旋律这个层面,还有音响中所蕴涵的故事情节。
如果一个对中国文化背景不了解的听众来欣赏,音乐感受就不同,在没有阅读过乐谱文本或者没有听过对该作品内容的情形下直接聆听音响文本,那么他能感受到的或许只是音响旋律,得出的音乐评价是:“好听”、“还不错”、“不好听”、“太好听了”、“听不懂”等。
而不会向更为深层的语义性内容转换。
那么同理,当我们在听一首国外的作品时,如果事先没有去阅读该乐谱文本或是它的相关文化知识,那么这首作品对我们也是不发生作用的。
黄汉华老师对其解释是欣赏者不了解音响文本背后深刻文化背景及其相关的文化意蕴;欣赏者没有提前阅读过乐谱文本也没有听过对该作品语义性的内容。
⑨
笔者对此受益匪浅,面对一首作品,对于欣赏者而言如果有更深的了解,那么他能听到该作品更深层次的内容,而不仅仅是音乐旋律好听和不好听的层面;对于演奏而言如果有更深的了解,那么他在练习、演奏、表演该作品会处理得更到位。
⑩
结 语
综上所述,以琵琶古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为例,通过两首乐曲的创作和音响文本间的互文性,可理解从历史形成的纵横交错的文本网络中,任何文本都是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或者是同时代的其他文本的拼凑、吸收和改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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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黄汉华.音乐互文性问题之探讨[J].音乐研究,2007,(03):79② 黄汉华.音乐互文性问题之探讨[J].音乐研究,2007,(03):84.③ 韩兰魁.传统题材 现代思维──试论以琵琶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题材的交响乐创作[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4,(01):36.
④ 黄汉华.音乐互文性问题之探讨[J].音乐研究,2007,(03):84.⑤ 丁鼎.音乐文本的互文意义解读——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J].艺术研究,2017,(03):144.
⑥ 曹月.《十面埋伏》与《霸王卸甲》风格之比较[J].艺术百家, 2004,(06):101.
⑦ 亢爽.琵琶曲中英雄性、悲剧性的审美表现[D].上海音乐学院,2011.
⑧ 王岩.林石城与浦东派琵琶谱《十面埋伏》[J].美与时代(下半月),2010,(02):113-115.
⑨ 黄汉华.音乐互文性问题之探讨[J].音乐研究,2007,(03):84⑩ 黄汉华.音乐互文性问题之探讨[J].音乐研究,2007,(03):84.
参考文献
[1] 魏昇.论音响的互文性[D].上海音乐学院,2012.
[2] 郑雯心.琵琶曲《十面埋伏》与《霸王卸甲》比较研究[D].天津音乐学院,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