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秀昌译著《斯特林堡与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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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孙秀昌译著《斯特林堡与凡·高》*
王丽
雅斯贝斯(Karl Jasper,1883—1969)出版于1922年的《斯特林堡与凡·高》一书,既是他在精神病理学时期撰写的最后一部具有颇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又是他由精神病理学时期向生存哲学时期过渡的重要路标。
因此,该书在雅斯贝斯的精神探索历程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1922年,雅斯贝斯接受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职位,从此迈出了他向生存哲学转型的关键一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现在我开始以一种新的更彻底的态度来从事哲学研究。
与我过去的一切目标和最终的目的相违背,我不自量地以哲学作为我的终身职业”[1](P39)。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医学博士的雅斯贝斯正在进行一次“断裂”式的重生。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断裂”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无中生有的———尤其是对在医学领域已享有盛誉的雅斯贝斯来说。
我们知道,雅斯贝斯在精神病理学时期出版的《普通精神病理学》(1913)和《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就借鉴了胡塞尔和狄尔泰的哲学运思[1](P17-18),这足以说明他对哲学的眷注由来已久。
尼采曾在回顾自己的精神求索之路时说道:“《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则记录了我最内在的历史,记录了我的生成。
首要的是,我的誓愿!……这里根本不是作为‘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在说话,而是叔本华的对立面———‘作为教育家的尼采’———在发言。
……它表达出那种距离感,关于我的可能使命,以及可能的单纯手段、插曲行为和附带工作的深度把握。
”[2](P407)《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之于尼采的意义,或许正如《斯特林堡与凡·高》之于雅斯贝斯的意义,它们各自都是对以往醉心之事的深情回眸,一次对所体认到的哲学命意的“野蛮”释放,一个对今后精神求索之路的“大胆”承诺。
我们不难看出《斯特林堡与凡·高》与雅斯贝斯所关注的精神病之间的关联性。
这本著作从内容上大致分为两个部分:斯特林堡、凡·高的精神分裂症病志;通过分别与斯威登堡与荷尔德林病志的对比来论证精神分裂与艺术创作、艺术家“生存”样态之间的隐蔽关系。
雅斯贝斯尽可能详尽地“复录”了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分裂病史,并细致考察了发病前后他们艺术风格的变与不变。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雅斯贝斯还阐发了这些艺术家的世界观、自我意识在病变过程中的变化,进而指出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样态。
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的开篇写道:“帕斯卡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
*〔德〕卡尔·雅斯贝斯:《斯特林堡与凡·高》,孙秀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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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我们却不得不撰写一部有关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因为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紧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
”[3](P1)从中可以看出,福柯试图打开的是人们用“至高无上的理性”近乎“疯癫”地禁闭疯癫的隐蔽历史,正是出于这样的视角,监狱、精神病院、疯人等社会具象才被福柯收入“考古”的范围。
相较来说,雅斯贝斯考察的是一个特殊的领域:罹患精神分裂症的伟大艺术家。
他写道:“凡·高之所以令我着迷,或许主要是因为他的整体的哲学和现实主义的道路,同时也是因为在其全部的精神分裂过程中出现的整个世界。
”[4](P170)由此可见,雅斯贝斯试图解释的似乎是一个医学“难题”:有教养的人何以会罹患精神分裂症?他试图探究的可能是一种艺术现象:罹患精神分裂症的伟大艺术家又何以创造出为世人瞩目的艺术品?但从后来的精神求索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出他在这里试图呈现一个带有终极意味的哲学命题:“生存”的真理何以在精神土壤的松动处是其所是?
需要指出的是,罹患精神分裂症的艺术家(或者哲学家以及一切伟大心灵)群像及其内蕴的精神、生存、作品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当时仍属尚须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雅斯贝斯指出:“目前,人们尚未下定决心去研究这些问题在引导那些伟大人物方面所起作用的明确程度,也未想去探索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带来积极的效果。
”[4](P164)除了伟大的艺术家,雅斯贝斯还提及克尔凯郭尔、尼采等哲学家的心理状况、精神状态及其生存样态与伟大作品之间的关系问题。
尽管雅斯贝斯在这里仍未有意识地以哲学家的身份来透示生存的真理,但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后来哲学探索中的诸多核心论题,譬如对时代精神状况的“诊断”就是其中之一。
雅斯贝斯就此写道:“正如歇斯底里症可能是弥漫于18世纪以前的精神空气中的人们的心理症状,精神分裂症从某种角度说则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特征。
”[4](P169)紧接着,他便考察了当时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因素及其原委。
一方面,雅斯贝斯注重这些现象为艺术创作所注入的驱动力;另一方面,他也警惕着那些一味模仿而陷入自我迷乱甚至毁灭的伪存在。
雅斯贝斯补充道:“只有当我们试图在他们的作品中去寻找,就像在具有真正本源的一切事物中去寻找,我们才会意识到那总是处于隐匿状态的绝对之物只在其有限的形式中显示自身。
……那种试图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努力势必会以虚假伪饰而告终。
”[4](P172)也就是说,精神分裂症语境中的人的生存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折射出关乎真理的东西,但并不是所有借此创作的作品或进行的精神求索都能触及“真理”———只有持守住康德式强大理性的“人”才有可能经由这里趋向“真理”。
实际上,罹患精神分裂症或者精神出现诸多紊乱甚至由此产生的对他人或者自身的诸多暴力现象,直到现在仍是人们不断反思的重要内容———文学、影视、绘画、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很多领域的伟大思想家都对此进行了各自不同的求索。
从这个角度来说,雅斯贝斯的这种提醒有助于我们甄别出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诸多精神现象所折射的人生真相。
当然,《斯特林堡与凡·高》最具启发意义的地方或许在于,它提供了理解雅斯贝斯哲学运思的一把钥匙,也提示了雅斯贝斯独具特色的运思前提:“界限”。
雅思贝斯在这本著作出版27年后这样写道:“这部书最早出版于1922年,当时作为应用精神病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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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0年春之卷
文集的一部分,源自探寻人的生命与创造力的可理解性的界限。
一切真实的事物,甚至精神存在的事实,都能提供可靠的理解力的界限。
”[4](P1)这里的“界限”首先涉及医学与哲学,进言之,雅斯贝斯运用哲学方法所要探索的是在医学领域里只能依靠记录与物理治疗(准确来说是肉体治疗)的精神分裂症现象;其次涉及科学与哲学,实际上,雅斯贝斯是在科学被自己追问到“无路可退”时,自然转向了对哲学的探索。
具体来说,医师能够精准记录罹患精神分裂症的过程,从中找出原因以及消除(或者缓解)病症的具体方案和措施,进而厘清这些症状与人的心理现象之间的交互关系。
但是,医师却无法回答他们在此期间何以能够创造出经久不衰的作品,这是唯有哲学才能回答的问题,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雅斯贝斯所说的“精神存在的事实”。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界限”是雅斯贝斯哲学运思的前提:他钟情于将现象、问题逼到无路可退的临界处进行追问。
进一步来说,个体只有在临界处才能探索到内心真正的瞩望,只有在生存的大限中才有望探索到生命的真相与意义。
雅斯贝斯在中国的接受史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了,但令人费解的是,《斯特林堡与凡·高》一书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该书完整的中译本更是付诸阙如。
我们如要了解雅斯贝斯的艺术家论,回溯他在步入生存哲学“前夜”的思想,进而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他的整体思想,当务之急是为国内学界提供一个相对可靠的中文译本。
从这个角度来说,孙秀昌教授翻译的《斯特林堡与凡·高》,无疑满足了我国雅斯贝斯爱好者的迫切之需。
雅斯贝斯的思想宏阔博大,他对“生存”意趣的思索与描述决定了他的文笔更富诗性。
孙秀昌教授关注雅斯贝斯已有16年之久,他以“本真的生存”为根底,立足于“生存”与“超越”、“生存”与“理性”的多重张力来理解和阐释雅斯贝斯学说的中心命意;出版的专著《生存·密码·超越———祈向超越之维的雅斯贝斯生存美学》[5]为探究雅斯贝斯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此外,孙秀昌教授仍有大量译介和研究雅斯贝斯的成熟文稿尚未出版,这些都足以支撑起这部“小书”的翻译。
但这部译著是以奥斯卡·格鲁诺和大卫·沃洛辛合作翻译的英文版[6]为底本的,这可能使译者在现如今的研究语境中———“懂”研究对象的母语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从事该学术领域的必要条件———招致些许批评的“声音”。
总之,将这本德文著作的英译版转译成汉语其实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但考虑到这本著作对于雅斯贝斯研究的作用,考虑到当下国内雅斯贝斯翻译的现状,此中译本就显得格外必要。
如果说《斯特林堡与凡·高》是雅斯贝斯精神求索中的一个路标,那么这个中译本或许也可以称得上是雅斯贝斯研究路口处的一个“反光镜”。
经由这里,研究者或可触碰到雅斯贝斯更为广阔的艺术家论及其可能绵延的远方。
此外,正如孙秀昌教授在译后记中所说:“译事之难,对我而言并不亚于独立撰写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深度的著作。
……正如滚滚红尘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其实,每部书,都有它该有的命运。
”[4](P190)
参考文献:
[1]〔德〕卡尔·雅斯贝斯.雅斯贝斯哲学自传[M].王立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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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尼采.尼采著作全集(第六卷)[M].孙周兴,李超杰,余明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法〕福柯.疯癫与文明(修订版)[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4]〔德〕卡尔·雅斯贝斯.斯特林堡与凡·高[M].孙秀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5]孙秀昌.生存·密码·超越———祈向超越之维的雅斯贝斯生存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Karl Jaspers.Strindberg and Van Gogh[M].translated by Oskar Grunow and David Woloshin,Arizona: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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