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野性的呼唤》与《狼图腾》中的动物意象对比

论《野性的呼唤》与《狼图腾》中的动物意象对比
本文拟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以杰克伦敦的代表作《野性的呼唤》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索小说中主要动物意象Buck的象征意义。

更重要的是,本文同时将中文畅销书《狼图腾》中的主要动物意象狼与Buck 进行对比研究,以期在二者象征意义的对比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意象派的介绍
意象派（Imagists）是20世纪初最早出现的现代诗歌流派。

是1909年至1917年间一些英美诗人发起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运动，它是当时盛行于西方世界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分支。

在西方文学中,意象被庞德定义为“that which presents an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complex in an instant of time, a vortex or cluster of fused ideas endowed with energy ”(意象是在一瞬间呈现出的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

其宗旨是要求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及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

它反对发表议论及感叹。

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拨，代表人物是埃兹拉•庞德。

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拨。

首先，在19世纪后期英国文坛，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结成一体，形成新浪漫主义。

意象派是在其基础上演变而成的。

到20世纪初，传统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维多利亚诗风蜕化成无病呻吟、多愁善感和伦理说教，只是“对济慈和华兹华斯模仿的模仿”。

庞德及其意象派提出“反常规”“革新”地进行诗歌创作的主张。

其次，20世纪初柏格森热流行，这是自叔本华以来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在文学界影响的延伸。

意象派的开创者休姆就直接受教于柏格森。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全盘为意象派所接受，成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

意象派诗特别强调意象和直觉的功能。

同时，象征主义诗歌流派为意象派开创了新诗创作新路，尤其是诗的通感、色彩及音乐性，给意象派以极大的启发。

意象
派没有具体的理论，但有自己的美学主张，大致可以概括为：使用普通语言，但是用准确的字眼；避免有音无意、用作装饰的诗歌惯用词汇；自由选材；创造新的节奏表达新的情绪；使用意象呈现出具体、坚定和肯定的画面；暗示出意思，而不是直抒胸臆。

现代英美诗歌流派。

意象即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本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固有的概念。

意象派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基石。

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只能看到事物的实用性，而听凭直觉便可洞悉事物的独特性。

艺术家表现事物的独特性，必须使用直觉的语言手段。

这种理论导向意象的创造。

意象表达人们对于世界的新颖印象，使事物从视觉中自然地呈现。

意象派主张以简洁的意象取代一切，它反对古典主义的严谨，也反对浪漫主义的华丽，它弃绝描写和阐明而强调把诗人的感受和情绪全部隐藏到具体的意象后面。

它对自己的艺术实践不担负任何的解释的责任，包括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社会意义。

意象派主张用鲜明的形象去约束感情,不加说教、抽象抒情、说理。

因此意象派诗短小、简练、形象鲜明。

意象派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仅仅存在了十年时间,但作为文学概念和写作方法,“意象”及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却在世界文学舞台上一直活跃至今。

人们常用具体的东西来表现抽象的概念,以已知、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文化意象就是这样的信息载体,既包含了客观的物象,又蕴含了抽象的思想或情感。

文化意象由物象和寓意两部分构成,常用具体的东西来表现抽象的概念,以已知、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

其中,物象是一种感性经验,可以是一种或多种感观感知的具体物体,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文化意象构成中的客观部分;寓意通常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或情感,是物象在一定的文学语境中乃至整个文化环境中的引申,是文化意象构成中的主观部分。

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是历史、地理、风俗、习
惯甚至文字等文化的结晶。

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化意象还与各个民族的传说以及各个民族初民时期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两种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的文化意象。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语言和作品里得到反复的使用,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其中许多还能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一提起,人们就心领神会,很容易就能达到思想的沟通,起到互相交流的作用。

本文将对两部文学作品中的两个动物意象进行对比研究。

二、两部文学作品中主要动物意象的象征意义
(一)《野性的呼唤》中Buck的象征意义
《野性的呼唤》主要讲述的是Buck伴随着淘金热的浪潮,在经历各种遭遇和困难后,从一只家养的狗蜕变成为一只西部广袤荒野中狼群的首领。

从转变的宏观过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Buck象征着对生活有超强适应能力的人。

这一点贯穿于杰克伦敦作品的始终。

首先,Buck强壮的身体使其在克朗代克荒原的生存成为可能。

在故事的开始,作者便告诉我们淘金者们需要狗来帮助其完成财富梦想,这些狗必须要有健壮的肌肉来挖掘金子,还要有厚厚的皮毛来抵御严寒。

这暗示我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的先决条件就是强壮的身躯。

而四肢发达、重约一百四十磅的Buck是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犬。

从基因学的观点来看,Buck已经具备了克服雪域荒原的基本素质。

它在寒冷的北方的生活经历也向我们证明了它具有这样的素质。

初到北国,它目睹了被野蛮和残忍笼罩着的荒原。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它必须学会如何与其他同伴争夺食物。

另一方面,繁重的工作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Buck变得更加强壮。

其次,Buck是外在力量与内在精神的完美统一。

Buck从本质而言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虽然在一个富裕的家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它并没有像其他宠物狗一样养尊处优。

它不能理解它们的生活方式,
它看不起它们,有时甚至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存在。

此外,当Buck被穷凶极恶的家伙们转手倒卖时,它的内心也完全没有被征服。

相反,这些经历更加唤醒了它的兽性。

面对凶残的主人,它依然勇敢地释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

这反映出Buck具有出色的品质——反抗精神。

作为狗群中的新成员,Buck表现得安静却又极富观察力。

它认真观察其他成员的脾气和特点以便找到与它们相处的方式。

它不像同伴Dave那样荒废生命,以吃饭和睡觉作为生活的目标;也不像Curly那样跑来跑去招致反感与拒绝;不像Pelly那样温顺懦弱;更不像Blacks 那样对周围环境漠不关心。

它时刻都在观察、反思和学习。

Buck没有被残酷的环境所击败。

相反,它完全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并等待机会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在一个缺乏有力的道德体系和法律框架的世界,Buck 必须时刻准备接受生命的挑战。

它需要活力和勇气,而这勇气恰恰来源于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力量的完美统一。

Buck恰恰象征了这一点。

(二)《狼图腾》中“小狼”的象征意义
《狼图腾》作者姜戎以广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为其叙述背景,通过描写主人公在当地的知青生活、与狼的直接接触,同时参照大量的史书和理论著作,他展开了对于狼的研究,以及对于华夏民族性格的反思。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高度赞扬了中国游牧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品格。

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种民族性格归因于狼。

他将狼视为原始游牧民族严厉而又优秀的老师、草原的灵魂和华夏民族民族精神的源泉。

由此,在作者的眼中,狼的意象象征着自强不息的精神。

故事主要讲述了知识青年杨克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下乡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从最初的害怕狼,进而转变为对狼的强烈的好奇心,直到最后完全被狼所吸引并决心研究狼的全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狼作为动物意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逐渐地凸显出来。

在游牧民族的信仰中,狼的智慧和其品格是“腾格里”(Mongke Tengri 蒙语,意为天神)所赐。

狼是腾格里疼爱的儿子。

显然,他们的观点与他们对部落图腾的敬仰紧密相连。

但是这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游牧民族对于狼的崇拜。

这种崇拜有几个原因:
首先,游牧民族民族性格中的警觉来源于狼。

因为狼在人狼斗争的时候表现出的快速性和突然性,草原人民不得不在睡眠中也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以便在危险来临时立即做出反应。

其次,由于狼群突然发动袭击,牧民们必须彼此合作以获得成功。

第三,牧民们从狼那里学会了对于誓言和信仰的忠诚。

本文作者认为,狼的坚定和忠诚是它们在灾难不断的大草原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同样,草原人民在经历了多年的文明进化与发展,对“腾格里”的忠诚与信仰始终未变。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无数游牧民族的帝王、领袖和英雄为华夏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成就恰恰是建立在狼的品格和精神的基础之上的。

(三)两个动物意象象征意义的对比
其象征意义的共同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两个动物意象汇集于同一交叉点。

从《野性的呼唤》中我们可知,Buck本身是一只狗。

但是随着生存境遇的改变,它的生命轨迹发生了变化——从一只家犬蜕变成一只狼。

而《狼图腾》中狼的形象一直未变。

因此,Buck和狼在象征意义上的交叉点在于二者都具有兽性。

其次,他们象征同一精神——勇往坚定地使自己变得强大。

Buck 生活在寒冷偏僻的北部冰原,而狼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大草原。

但是它们都成功地适应环境,而且它们的生存过程赋予其生命以更深刻的意义。

第三,两个意象反应了共同的生存法则——适者生存。

其象征意义的不同点也可归纳为三点:
首先,其象征意义的内涵不同。

Buck具有更加广泛的比喻意义。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Buck象征着一个坚定勇敢的人。

读者被这个形象
所吸引不仅是由于其强壮的体魄和潇洒的外表,还有它像人一样的思考和人格化的行为。

例如:在凶残的主人快要将它打死的时候,它的内心依然反抗着。

但是它的聪明在于它转变了反抗的方式:它不再用力量反抗,而是开始用头脑——它在公众场合顺从主人,却在私下里与之作对。

此外,Buck想尽办法使自己成为领头犬也反映出它拥有像人类一样的志向和野心。

从Buck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化的行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Buck的形象在现实社会中是有其具象化的载体的。

而《狼图腾》中的狼可以被视作一种精神符号。

它的精神意义是作品作者的概括与升华。

其次,两个动物意象传递的思想不同。

Buck所要传递的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

Buck的生存和竞争完全是一个个体适应环境的过程。

而狼所要表达的是集体主义。

狼的生存和竞争完全是一个个体借助于群体力量而行动以生存的过程。

再次,两个动物的生存目标不同。

Buck的生存目标不仅仅是活着。

它有更大的理想——统治其他生物。

作为家犬,它统治着主人家里的其它动物;作为狗队的成员,它努力地使自己成为领头犬;甚至最终加入狼群,它也始终保持着首领的角色。

而狼的生存目标是活下来。

它们将生命看作第一位,并竭尽所能地适应环境。

因此,狼的生存第一和Buck与生俱来的野心有着本质的区别。

两个动物的兽性在其生存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精神和性格同样反映出两个不同民族的性格和发展轨迹。

三、由狼看中华民族的精神
狼作为一个神话意象，反复出现于中国文学中，并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剧，逐渐由一个多元象征向一元象征演变。

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隋前、唐宋、元明清以降三个不同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先秦到隋唐。

这是狼意象多义并存在阶段。

这个时期的文献中，狼意象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作为恶的象征出现的，但同时
也存在着美好的象征意义。

在《诗经》中狼具有象征圣德的意义。

《诗经•狼跋》曰：“狼跋其胡，载疐其尾。

公孙硕肤，赤舄几几。

”《诗序》曰：“《狼跋》，美周公也。

”《毛传》曰：“老狼有胡，进则躐其胡，退则躐其尾，进退有难，而不失其猛。

”意以狼喻周公遭流言中伤，然犹不失其圣，能成就周道⑤。

不管其诗意如何，但起码说明：汉代以前，狼是可以作为正面象征出现。

狼意象的多重性，恰表明中国文化形成之初的多元形态。

第二个时期是唐宋时期，这是狼意象的趋同稳定阶段。

随着民族大融合的基本形成，民族文化也日益稳定。

突厥族在草原兴起后，多次与农耕民族发生冲突。

他们已很难再整体性地融入汉族中，狼的正面意象在文化中逐渐丧失。

而“凶狠贪婪”逐渐成为狼意象的基本内核。

特别是在唐宋诗人笔下，狼成为凶残，灭绝人性的象征。

如：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李白《古风》）身辱家已正，身居豺狼窟。

（刘湾《李陵别苏武》）
晋武轻后事，惠皇终已婚。

豺狼塞瀍洛，胡羯争乾坤。

（高适《登在丈峰》）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

（杜甫《释问》）赵魏胡尘千丈黄，遗民膏血饱豺狼。

（陆游《题海首座侠客像》）胡人自认为是狼种，故诗人对胡人如此责骂。

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大量带有贬义的“胡”族词汇，如胡闹、胡来、胡说等，同时，凶狼贪婪的狼意象，便成为一个稳定的结构，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

第三个时期为元明清以降，狼意象已完全稳定下来。

唐宋诗词中，狼更多比喻野蛮的“胡人”，但元明清以降的诗词曲作品中，狼的这一比喻基本消失，其普遍意义是象征凶残之辈。

如郑世天《捉船行》：“里正如狼史如虎”，郑燮《悍吏》：“豺狼到处无虚过，不断人喉抉人目”、王惟孙《征谷谣》：“恶使如虎虎拥狼，踞坐上头索酒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关于狼的作品中，寄托了警示世人的良苦用心。

如著名的《中山狼传》即以一个生动的故事揭露了狼恩将仇报、凶险贪婪的本性，警告人们不可怜惜狼一样的恶人。

《聊斋志异》卷五言：有位叫谢中条的人，三十丧妻，遗有二子一女。

路见一绝色女子，以言相挑，终娶以为妻。

原来此女乃狼所化，趁谢外出，尽食其子女。

其最后评论曰：“士则无行，报亦惨矣。

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况将于野合逃窜中求贤妇哉！”其警世之意十分明显。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具有进攻性的西方文化涌流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性格和中庸平和的处世准则，似乎无力参与世界性的竞争。

于是出现了富有野性的狼崇拜，产生以狼头为图案的文化衫与“老狼”“金狼书屋”之类的名字。

同时也出现了诸如：“中国狼论坛”、“小狼的家”、“老狼的巢”、“野狼工作室”、“灰狼俱乐部”等网络名。

舞台上也唱起了“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童话中也出现了大灰狼与小白兔和平共处的故事。

诸多迹象表明，狼意象的多元化象征意义有可能重新恢复。

《狼图腾》描写蒙古额仑草原狼的同时，更为我们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民族性格，一个以狼作为图腾的民族，一个世世代代与草原狼搏斗的民族，在搏斗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具有草原狼一样的性格：凶悍，顽强，智慧。

在书中，那位蒙古老人时常将狼作为游牧民族神，或许从这样一种“狼性”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的解释为什么当年只有区区几万人的成吉思汗能够率领着他的部下横政欧亚大陆，并且统治整个中国近一个世纪之久！
在书中我们也会隐约感觉到汉民族的“弱点”，如果也以草原动物来比喻的话，那就是草原羊，一种温顺，柔和的种群。

或许这是与我们发达的农耕文明是有很大的关系。

农耕的文明的发展，已经将我们身上的那种野性磨灭掉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明，使我们没有游牧民族的生活颠簸感，而这样一种颠簸感的丧失使我们失去了生命中的一些顽强成分的存在。

这样一些成分的消失，代之而
来的是以儒家文化为基准的所谓先进文明，这样一种文明更多的是以顺从，忠君，约束的表征出现，一副孔子中庸，文弱的形象。

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君主更注重的是以“自守”，“天朝之国”的态度自居，而在这之中，历朝历代花费大量的财政修建“长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力图通过修筑这样一个建筑来抵御关外的“荒蛮民族”的入侵，同时加固心中“天府之国”的心理自傲感。

而“长城”终究没法抵制外族的入侵，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自己建构起来的文化根基是脆弱的，丧失了顽强的民族性的汉族文化已经无力再抵御来自外族的侵袭了。

在历史上也就不断发生了本民族与外族入侵时，我们的皇帝不断通过“通婚”这一外交手段来进行和解，因为尽管有着千千万万的部队，皇帝也明白我们失去了“野性”的士兵根本是没有战斗力的，当已知无法战胜对方的时候，皇帝也就无奈的选择了的通婚这一带有屈辱性的外交行为，
或许鲁迅笔下的“看客”正是我们这一农耕民族的一种比较典型的表现，失去了原始民族本性的人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更加容易成为“顺民”的，这也是儒家千百年来不断向我们所灌输的“忠君”思想的目的所在，而这样一种思想的贯彻往往是伴随着专制与独裁，正如书上讲的那样，这样的民众在内部是易于统治治理的，但是一但当外族文化侵扰的时候，这样的民族也是易于瓦解的。

在这样一种文化输导下的民族，其“虚伪的文化外衣”越穿越厚，而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与本性也就在慢慢消亡了。

在我们汉族历史上，也就发生了在外族侵入，或者是外强入侵的时候，就有那样很么多的人选择了当顺民。

甘愿成为亡国奴者，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有着极大的市场，这样一种现象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与生存是极为不利的，或许也是致命的。

或许你要问：为什么在四大文明之中，我们的中华文明就这样经受助了历史筛选呢，我们的民族又为什么没有被外强而“消化”呢，那样不就与所讲的产生“悖论”了吗？在这一点，笔者的认识是，当
外族或者外强对汉民族进行冲击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根基也就在这样的冲击中，进行了重新“洗牌”，重新建构。

在这样的重构过程中，一部份人的原始民族性被唤起，也正是在这样一群有识之士的带领下，中华民族才一次又一次的幸免于难。

另外我要说的是，农耕文明的所谓“懦弱”不是跟游牧文明比较而出来的结论，而是以更先进的工商文明比较时，农耕的那种保守，故步自封方显示出来。

而在农耕与游牧的对峙中，农耕始终处于一种自信而宽容的姿态，将游牧的冲击内化或者通话掉。

这也是当清末工商文明入侵中国的时候，知识分子有处于“二千年大变局”的危机感的原因。

最后，在我的价值观中，游牧始终没有产生民主制度和代议制度，而改造中华农耕文明的失落，应当引进的是商业文明的进取和野心，而非重返游牧的野性。

作为今天的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就是唤起自己原有的民族性，团结，智慧，勇敢，拼搏的精神，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浪中，不做西方经济强国的“顺民”，而是不断的团结奋起抗争，建立自己的民族的企业与文化，不盲目屈从，或许这也就是这本书提示我们的现实意义所在了吧，它让我们有了重新正视自己的途径。

民族精神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个民族对其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民族精神是其成员所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心理素质、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的总和。

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是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的体现，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的总和。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它是一个民族得以维系和凝聚的精神纽带，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起着精神支柱、精神动力的作用。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弘扬民族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当今
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我认同危机，而增进民族认同是民族精神的基本功能。

追求发展是中国的现实主题。

“知耻而后勇”的自尊、自强、自信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团结一致，艰苦奋斗。

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此，民族精神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任何一个民族，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其民族精神的先进性，就不仅要弘扬民族精神，而且要培育民族精神，也就是根据时代的进步、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

比较而言，培育民族精神更根本、更迫切。

民族精神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活力，民族精神在弘扬中培育，在培育中弘扬，这是民族精神保持活力、民族保持生命力的唯一途径。

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的民族精神更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因此，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民族精神不只是一个如何弘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与时俱进地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的问题。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

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

参考文献:
[1]Jack London, The Call of the Wild. New York: Bant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