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人日记》看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

从《狂人日记》看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
从《狂人日记》看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
二十世纪以来，对“国民性”、“民族劣根性”的反思和批判不绝于耳，鲁迅及其小说、杂文总是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与对国民性的激烈批判相联系。

虽然赞者奉为圭臬，疑者不以为然，但谁都必须承认：当文学自觉地担负起“启蒙”的任务，用科学和民主来启封建之蒙时，其中最深刻最坚韧也最执拗的“真的猛士”独鲁迅一人。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到自己创作做小说并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直接缘由是他
和钱玄同关于“铁屋子”的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到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1]
这是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往返质疑，典型地表现了
鲁迅的思维特点。

正是在这种旋转式的思虑中，鲁迅作出了他的行动选择：虽然带着骨子里的绝望与质疑，但是却最为坚定地加入了新文化的阵营，将启蒙民众、唤醒昏睡的国民的努力坚持一生。

20世纪30年代，鲁迅做小说“仍抱着十
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因为他不仅看到“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

[3]并且进一步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要求：在文学创作中，以“立人”为目的，刻画四千年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疗救病态
的社会。

这样的提法“包含了关心国家兴亡民族崛起的政治意识，又切合文学注重人的命运及其心灵的根本特性。

”[4]
在“改造民族的魂灵”这一总主题中，鲁迅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平凡而真实的农民，连同褴褛的衣着和悲哀的面容和痛苦的灵魂一道请进高贵的文学殿堂的第一人”
[5]，但又有谁知道在这“灵魂的沟通，灵魂的振醒，灵魂的高大与渺小，灵魂的教育与‘再教育’的互相转化”[6]之中，深刻烙印的乃是鲁迅自我审视、自我批判、“自我启蒙”的
意识与精神，而这种“苟酷的自责和虔诚的反省”虽然缺少伏尔泰式的犀利尖刻和卢梭式的坦率勇敢，但也惟有鲁迅“不装孙子”（孔庆东语），“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纪念
刘和珍君》），所以他在《狂人日记》中直陈：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7]
“狂人”对“吃人”的历史的批判是那样彻底，在吃人者的包围中间又那样不屈，最后还要高喊“救救孩子”，我们多半会将他奉为一名清醒的先觉者，可是，鲁迅在小说的引言当中，却引用“狂人”的哥哥的话，说他“早已愈，赴某地候补矣”，当把这引言和正文部分联系起来，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大都无法回避再次直面“铁屋子”的比喻，那“假使寻不着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的愤辞”。

[8]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他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他的人生经历早已让他深切地体验到国民性的问题。

先是绍兴时期“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家庭变故”，他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

接着他想追寻一种朦胧的“理想的人性”，于是便有了南京时期的“乌烟瘴气”。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但又如何呢?
在仙台医专的电影中见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然而他们“强壮的体格”却
“显出麻木的神情”。

最后，这种人生体验使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9]很显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来源于他自己深切的人生体验。

然而悲剧性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纵然全面而深刻地改造国民性的同时，却未能涤荡这种痛苦的体验。

新文化先驱者们自身携带的传统文化基因、文化心理素质与思维方式却存在着深刻的自我矛盾和冲突，顽固地阻挠着人性觉醒和国民性改造的进程。

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行为举止都没有彻底摆脱封建礼教的羁绊，最明显的“硬伤”便是他们的婚姻大都成了不违母命、吃人礼教下的血淋淋的祭品――陈独秀为遂母意娶了高大众，胡适不违母命与江冬秀结为夫妻，而鲁迅则是把与朱安的结合看成是母亲赐予自己“一件礼物”等等。

这种二律背反的特殊混合决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悲剧，而是新旧交替时期传统文化在倡导新文化的巨人心中的外
在彰显，尤其是鲁迅和胡适在围城内外的表现所折射出来的与自身思想的矛盾和悖谬，已成为新旧交替、东西合流时期的一个敏感话题，从而在一个侧面证实了国民心态的惰性和国民性改造的尴尬与艰难。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折射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残
酷性。

面对无爱的悲哀，鲁迅曾叹道：“四周是广大的虚空，还有死的寂静。

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见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10]这字里行间寄寓着鲁迅婚恋悲剧的哀歌。

它既是对命运的抗议，又是对人生价值的反诘。

然而当真正的爱情来临时，鲁迅历经渐进的漫长的同时充满矛盾痛苦的灵魂探险过程，拖着历史的长影，从旧的牢笼中奔跑出去，这对他，是何等艰苦而辉煌的抉择，并且这种抉择又透着何等苍凉的悲壮，带着何等雄浑的生命内驱力。

生命是需要爱来滋润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才
是最大的不道德。

从无爱的悲苦，到爱的快活，虽然只隔一道门，但先驱者的鲁迅迈过这一门槛的时候，竟花了20 多年的时间。

这未尝不是一种逡巡不进之后的狂人举动。

鲁迅确以这种独特的狂人方式，加入到“五四”那一代启蒙者的行列，然而这独特并不在于他的战斗热情比其他人高，也不在于他的启蒙主张比其他人对，他的独特在于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

即便是发出最激烈的呐喊，他也清醒地估计到，这呐喊多半不会引来什么响应；就在最热烈地肯定将来的同时，他也克制不住地要怀疑，这世界上恐怕是只有黑暗和虚无，才能长久地存在。

从启蒙者的悲观和绝望，鲁迅一步步走进了虚无感。

正
是从这一串足迹，我们也洞察到了中国文人传统在他心灵上烙下的深刻印迹，这种理想主义的悲观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意识，恰如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痛苦，越是坚信理想的神圣意义，一旦发现它不能实现，这悲观煎熬就越是严酷。

所以，绝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这这样的悲观，如若没有对理想的信徒般的热忱，没有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殉道式的执著，恐怕任何人都难以长久地承受它。

鲁迅也从不认为自己能够承受，但鲁迅之所以是鲁迅，是他在为整个民族的绝望进行着自我毁灭性的反抗。

而这种反抗的效果是不能被质疑的，因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能够把这种绝望呐喊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反抗，而鲁迅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的人，只是时间未能允许他认真地谛视、倾听、咀嚼。

而时间将鲁迅未竟的突围交付于我们，那便是“向世人提供一种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既非乐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透彻的启示，使我们的后人在精神上少走许多弯路。

”[11]有一天当真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时，有这样一个巨人，他兀自傲然挺立在只属于他的道路上，眉间的冷峻仿佛在告诉我们“俯首甘为孺子牛”，而眼神的深邃又似在说“我以我血荐轩辕”。

注释：
[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2]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3]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59页。

[4][6]《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第7、8页。

[5]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7]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426-432页。

[8][11]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

[9]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417页。

[10]鲁迅：《伤逝》，《鲁迅全集》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秦悦，西北师大文史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