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对“亚洲模式”的挑战

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国际投机商对人民币也是奈何不得,只要中国政府不实行贬值政策,国际投机分子是无从下手的。

因为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不可以全部兑换,而且中国经常项目下具有足够的剩余,还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短期外债较少,大多数企业的债务都是人民币。

中国政府也不会因为周边国家货币贬值的压力,为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将人民币贬值,更不想将人民币贬值对周边邻国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但从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我们却应吸取很多有益的教训。

中国政府将更加小心谨慎地管理资金,在银行的坏账没清理、银行的管理没有充分加强、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国是不会实行货币完全可兑换制度的。

3.东亚的金融危机与墨西哥的不同
当泰国发生金融动荡之时,众多的投资商们都希望泰国不要象墨西哥那样暴发一场金融危机。

现在人们倒希望东亚的危机状况和墨西哥的一样,因为墨西哥的经济只经历了一年的萧条就很强劲地反弹了,而东亚看起来却没那么幸运,似乎需要的时间更长。

第一,表面看起来东亚和墨西哥都是因为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短期外债过度膨胀而导致危机发生。

而仔细分析一下就发现了其中许多的不同。

在墨西哥,大多数的资金流入是被一些人用来挥霍消费了,而在东亚,是用来过度地投资,尤其是投在房地产上,因此墨西哥不存在着房地产泡沫,而东亚国家却面临着被房地产价格膨胀起来的巨大债务问题。

第二,东亚国家比墨西哥还多了巨大的国内债务,因此银行体系的问题就比墨西哥的严重。

1994年墨西哥在金融部分的借贷总数还不及其GDP的一半,而泰国去年的借贷总数却达GDP的140%;墨西哥非偿还性的贷款占总贷款数的30%,是GDP的15%,如果泰国也达到30%的水平,那它将是GDP的45%,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水平。

第三,墨西哥在其金融危机发生后的1995年世界贸易状况良好,新成立的NAF TA给了它自由出入美国市场的权利,货币贬值后,1995年出口增长了40%,其中增值部分的90%的产品去了美国;而东亚国家的出口贸易有许多就在东亚内部流动,包括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难同当了,而且货币贬值对东亚国家来说是把双刃剑,因为还有许多东西靠进口。

第四,墨西哥能迅速摆脱困境很大原因在于其政府的政策得力,危机发生后政府立刻采取有力措施,重建金融体系,而东亚国家的一些政府,陷入各种政治斗争中,这样只能延缓经济反弹的时间。

经过一个痛苦的开端,东亚国家的政府逐渐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实施改革方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国家没有以最近金融市场的回暖为借口而放慢速度。

从长远来看,东亚国家必须着手调整结构,这是经济复苏的重点问题。

如果说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东亚经济的奇迹仍然是奇迹,只不过是东亚经济从未象一些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十全十美。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东亚金融危机对
亚洲模式
的
挑战★杨鲁慧　杨丽华 以1997年7月2日泰铢大幅度贬
值为引发点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几十年
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的东亚经济
蒙上了一层阴影。

基于此,世人开始对
“亚洲模式”能否再创辉煌表示关注。

“亚洲模式”是战后以日本、韩国为
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独创的一种既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
体制,又区别于东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体制的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
征是:主张充分的自由竞争,但同时又
是政府主导型的。

政府通过制定计划、
产业政策、发展战略,并通过各种经济
手段,强有力地引导市场机制的运作方
向。

这种模式曾被国际社会视为政府
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

成为大
多数后发展国家的首要选择。

“亚洲模式”的形成有其自己特殊
的历史背景和有利条件。

其一,二战后,东亚国家的社会经
济结构中封建传统的自然经济成分仍
普遍存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尚未最
终形成,这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市场机制
仍处于欠发达状态。

这就迫使东亚国
家和地区必须借用国家行政的力量来
克服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充分动员国
家资本和私人资本,把它们用到重点经
济部门,以此带动国内生产能力的形成
和扩大。

其二,东亚国家普遍具有相对集权
化的政权,这就为国家卓有成效地干预
经济生活提供了基本前提。

东亚各国
和地区长期以来均受儒家文化影响,实
行集权主义统治,而且在与现代西方资
产阶级民主政治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
演变为开明的集权统治,这比较适合现
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而为东亚各国的政府用行政手段干
预经济生活提供了必要前提。

其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
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处理对外经济关系,
保护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

东亚各国
在经济发展初期,单薄的经济实力和弱
小的民族私人资本无力抵御强大的国
《发展论坛》年第期79
19989
际垄断资本的侵袭,这就要求政府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对外国资本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以维护和扶植民族资本的成长壮大,加速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正是由于上述背景和条件,东亚各国和地区普遍重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特征的“亚洲模式”。

在这次席卷亚洲大多数国家的金融危机中,西方一些人借机宣称亚洲“权威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破产。

我们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为了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自然资源,整合民众,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建立权威政府,介入经济运行,对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发展模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变迁、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作出调整和改革。

特别是对于处在制度创新和变迁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其经济已发展到一定水平,若依然推行权威政治,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运行,势必助长官僚主义作风,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育、成熟和完善,导致经济发展滞后。

“亚洲模式”虽然不像西方有些人宣称的那样“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确实也暴露了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些问题和弊端。

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根源就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效干预,出现了“政府失灵”的“故障”,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由政府主导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而言,无异是致命一击。

因此,必须对这种模式进行必要的反思。

首先,经济全球化给改革旧的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课题。

80年代末冷战时代的结束,拆除了经济自由化发展的政治壁垒,为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全球化的风暴使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全球化的表现目前还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而在经济
领域又以金融领域首当其冲。

原因之
一是金融业的高度电子化能够使外汇
交易和资金的转移迅速完成,国家之间
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日益密切而且更
加复杂化,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国的金
融动荡不但会立即波及本国的所有经
济领域,而且马上使本地区和全世界产
生连锁反应。

一国的政府如果不能适
应这种现实,不能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
把握时机,丧失对经济的敏感和有力调
控,就有失控的可能。

东亚一些国家的
政府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开
放经济缺乏管理经验,同时由于经济全
球化使资金、技术、信息自由流动的国
际空间越来越大,市场竞争日益跨越国
界,特别是迅速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已
超越了任何政府的管制,使得政府干预
机制这只“看得见的手”变得软弱无力,
各种不适应症日益凸显,这说明政府机
构及其职能的改革乃大势所趋。

其次,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一
些国家政府能力的限度。

东亚地区一
些国家建立的“小政府”,相对西方发达
国家庞杂的政府机构而言具有“精简高
效”之优势,但行政运行的高效并不代
表它在经济领域也是高效的。

原因是
两方面的:一是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

二是政府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市场
信息。

这就使得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
在国际投机者的冲击下显得十分脆弱。

为此,提高政府自身能力,确立一个运
行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是亚洲各国适
应市场化,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第三,财团和政界关系过于密切是
亚洲国家遭金融风暴袭击的一个重要
原因。

亚洲大部分国家的企业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扶
植,政府从资金、税收、补贴等方面给予
优惠,这无疑促进了产业和企业的发
展,但也潜存着企业过于依赖政府的隐
患。

在保持了几十年经济增长势头之
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竞争能
力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的今天,由于政
府长期保护而创造的过于安适的环境
使一些大企业缺乏自主意识,竞争意
识,忧患意识,弱化了企业在市场经济
中的活力和竞争力,致使企业在国际竞
争中明显处于劣势,政府长期卵翼下的
亚洲企业财团变得不堪一击。

在这次
金融危机中,许多大财团纷纷倒闭即是
明证。

因此,“政府主导”导致企业对政
府的过于依赖,客观上破坏了市场竞争
机制,妨碍了自由市场的真正发育和成
熟。

东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普遍存在
不可言明的裙带关系,政府或政府官员
在利益动机的支配下将资金、技术等关
键性资源无原则配置给与自己关系密
切的企业。

因此,政府利益取向的非中
性使其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经常流于
空谈。

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切实推
行政企分开,不仅有助于增强企业活
力,而且能有效防止政府经济行为偏离
社会公共利益,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优
化。

战后,东亚经济快速增长及金融危
机致使经济受挫的深刻教训,不仅检验
了社会发展理论,而且丰富、创新发展
了这一理论。

它为当代祈求经济快速
发展的相对落后的国家政府提供了具
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财富。

———后发展国家,无论是否具有国
家主义传统,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由
于市场体系残缺,市场力量弱小,必须
依靠政府加以扶植与培植。

———政府和企业的密切合作,可以
实现长期计划和产业政策,但也容易导
致企业对政府的过于依赖。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
“适度”的政府行为。

政府作用不是越
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应是恰如
其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把握好
“度”。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着眼点
应是发挥市场经济的内在潜力,提供市
场经济中的短缺资源,并通过政策来引
导经济高速、持续、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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