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第一部内容较为全面的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

苏联的第一部内容较为全面的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
传记
译介国外学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是国人了解马克思生平事业的主要渠道。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自然不愿译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作品，而大力译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对西方学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作品不认可，只专注于译介苏联德国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创作，由此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版本来源“东强西弱”的格局。

这一时期译介进国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作品中，既有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领袖关于马克思生平的经典论述，也有梁赞诺夫、梅林、李卜克内西、拉法格、河上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传记作品；既有梅林的《马克思传》这样大部头译著，也有爱琳娜、拉法格、李卜克内西等马克思家人和学生撰写的回忆文章，这些传记作品共同构成了国人对于马克思的初步认知。

作为马克思的生前密友，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生平的记述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也是后世各种马克思传创作的首要参考文献。

民主革命时期被译介到国内的是恩格斯1878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

如果说恩格斯的传记作品是划分马克思生平阶段的奠基之作的话，那么列宁撰写的《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则形成了社
会主义国家官方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经典框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的译著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传》。

梅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长期追随在马克思恩格斯左右，与马克思家人过从甚密，在30余年准备的基础上于1919年出版《马克思传》。

梅林笔下的马克思富有生活气息，其神态、举止、饮食、家庭日常无不令读者如睹其人。

同时，梅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精彩地剖析了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复杂过程。

这部著作不仅是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而且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学中的一座高峰。

俄共（布）在1918年首次筹划出版马恩全集的时候，就曾计划把第一卷的版面留给梅林的这部《马克思传》。

1945年，罗稷南先生将该书1936年的英文版转译为中文，在10年中出版了上下两卷全译本，篇幅约40万字，广受读者欢迎，1948年由骆驼书店再版发行。

罗译本《马克思传》对国人了解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极大影响。

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梁赞诺夫的《恩格斯马克思合传》，与梅林版风格迥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4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院长梁赞诺夫在主持编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基础上，撰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与著作导论》。

1929年，李一氓从该书1927年的英译本转译为中文，以《恩格斯马克思合传》为名由江南书店出版。

1930年，刘侃元重译此书，以《马克思与恩格斯》为题，由春秋书店出版。

梁赞诺夫版“马克思传”和梅林版“马克思传”瑕瑜互见。

前者出版时间晚于后者，在文献占有、马克思思想来源、马克思思想演变的社会背景考察等诸多方面，远非后者所能比。

不过，梁赞诺夫版篇幅不大，译成中文不过10余万字，马克思生平介绍篇幅更加短小，大都淹没在对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和叙述之中，似乎多少偏离了“传记”的定位。

显然，梅林版的生动性和可读性要胜一筹。

更重要的是，梅林版并未神化马克思，甚至梅林在书中对拉萨尔以及马克思其他论敌的同情性评价，成为该书后来广受政治批判的重要原因。

而梁赞诺夫版则代表了苏联官方对马克思生平的态度，有明显的“为尊者讳”色彩，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创作的“教科书”。

此外，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创作的传记作品中，各种不同版本的中译本出版次序，也折射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政治生态。

列宁版（1914年）虽然在出版时间上晚于恩格斯版（1878年），但其中文译本的发表时间却早于恩格斯版。

列宁版早在1929年就由冯雪峰译进中国，而恩格斯版中译本则迟至1940年才同国人见面。

与此相似的是，梁赞诺夫版马克思传（1927年）在出版时间上晚于梅林版（1919年），但是中译本1929年就出版了，而梅林版则迟至1945年才有了上卷的中文译本。

这既无关
中国与苏联和德国的地理远近，也无关英语、德语、日语的汉译之难易，而是折射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对中国革命道路所产生的巨大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