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在西方的创立

民主制在西方的创立
古希腊世界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的城邦制是最早的民主制形式。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城邦制度开始形成。

在氏族社会组织逐渐解体的基础上，希腊各地相继形成了200多个城邦。

古希腊城邦一般是以一座城市为中心、连带周边乡村地区而形成的独立国家，以小国寡民为基本特征。

它们的国土面积一般只有百余平方公里、人口数万，最大的城邦8000多平方公里、数十万人口。

”（《百度百科》《古代希腊城邦制度》）“除少数例外，希腊城邦走的是相同的政治演化道路。

公元前8世纪君主制演变成寡头政治（直到公元前8世纪中叶，雅典只有一个王者政府）。

约在1世纪以后，绝大多数的寡头都被独裁者所推翻。

希腊人称后者为‘僭主’，其意为不合法的僭取权力者，而不论其暴虐与否。

最后，在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建立起了民主政治，有时也称为‘荣誉政治’，即基于财产资格而决定政治权利的政府，或以对名誉荣耀之喜爱为统治原则的政府。

”（《世界文明史》）“希腊大陆是多山地区，而且大部分是荒瘠不毛的。

但是它有许多肥沃的山谷，通海便利，而彼此间方便的陆地交通则为群山所阻隔。

在这些山谷里，小小的各自分立的区域社会就成长起来，它们都以农业为生，通常环绕着一个靠近海的城市。

在这种情况之下很自然的，任何区域社会的人口只要是增长太大而国内资源不敷时，在陆地上无法谋生的人就会去从事航海。

大陆上的城邦就建立了殖民地，而且往往是在比本国更容易谋生得多的地方。

因此在最早的历史时期，小亚细亚、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希腊人都要比大陆上的希腊人富有得多。

”（罗素《西方哲学史》）古希腊的城邦制是由君主制演变而来。

我在上节已经论述了：专制和世袭（君主制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形成的标志。

这在西方文明中亦不例外。

古希腊之所以抛弃君主制而创立城邦制，是自然地理条件和人的个性心理交互作用的结果。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说：“正如大自然对于一个发育良好的人的身躯给定了一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只能造成巨人或者侏儒那样；同样地，一个体制最良好的国家所能具有的幅员也有一个界限，为的是使它既不太大以致不能很好地加以治理，也不太小以致不能维持自己。

每个政治体都有一个它所不能逾越的力量极限，并且常常是随着它的扩大而离开这个极限也就愈加遥远。

社会的纽带愈伸张，就愈松弛；而一般说来，小国在比例上要比大国坚强得多。

有千百种理由证明这条准则。

首先，距离愈远，行政也就愈发困难，正好象一个杠杆愈长则其顶端的分量也就会愈重。

随着层次的繁多，行政负担也就越来越重：因为首先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行政，这是人民所要负担的；每个州又有它自己的行政，又是人民所要负担的；再则是每个省，然后是大区政府、巡抚府、总督府；总是愈往上则所必须负担的也就愈大，并且总是由不幸的人民来负担的；最后还有那压垮了一切的最高行政。

如此大量的超额负担，都在不断地消耗着臣民；这种种不同的等级，远没有能治理得更好，而且比起在他们之上若是只有一个行政的话，反而会治理得更坏。

同时，他们简直没有余力来应付非常的情况；而当有必要告急的时候，国家往往已经是濒于灭亡的前夕了。

”（第九章《论人民（续）》“我刚才论证了，随着行政官的增多，政府也就会松弛下来；并且我在前面也已经论证过，人民的数目愈多则制裁的力量也就应该愈增大。

由此可见，行政官对政府的比率应该是和臣民对主权者的比率成反比的；这就是说，国家愈扩大则政府就应该愈紧缩，从而使首领的数目得以随着人民的增多而按比例地减少。

”（第二章《论各种不同政府形式的建制原则》）“如果在不同的国家里，最高行政官的人数应该与公民的数目成为反比；那末，一
般说来，民主政府就适宜于小国，贵族政府就适宜于中等国家，而君王政府则适宜于大国。

”（第三章《政府的分类》）“我们根据一般的比率已经发现，国君制是仅仅适合于大国的；而且我们就国君制本身来加以考察的结果，也可以发现这一点。

公共行政机构的人数愈多，则君主对臣民的比率也就越缩小并且越接近于相等；从而在民主制之下这个比率就等于一，或者说完全相等。

但是随着政府的收缩，这一比率也就增大；当政府是操在唯一一个人的手里时，这一比率便达到它的最大限度。

这时候就可以发现君主和人民之间的距离太大，而国家也就缺乏联系。

为了建立联系，于是便必须有许多中间的级别；就必须有王公、大臣和贵族来充实这些中间的级别。

然而这一切完全不适合于一个小国，这一切的等级会毁灭一个小国的。

”（第六章《论国君制》）在此多说一句：我由衷地敬佩罗素、卢梭以及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你在他们的文字中总能发现天才思想的光辉。

虽然有很多的因素促使着人们结合成更为紧密的集体，但同时也有许多的因素在产生着离心力。

要结合成更为紧密的集体，就需要人们放弃更多的私利、服从更为严格的约束。

但惰性和自私性是人的本性，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没有人愿意放弃更多的私利和接受更为严格的约束。

这是古希腊世界之所以选择自由民主，而没有结合成更为紧密集体的根本原因。

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产生疑问：难道古希腊世界选择了专制是错误的，中国古代选择了专制反倒是正确的？产生这种疑问是很正常的。

产生这种疑问的根源在于，存在人们普遍意识的是“专制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自由民主则是现代社会的标签”。

这种意识产生的根源又在于“近现代史西方文明的鼎盛和东方文明的衰微”这个现实。

尤其在我们经历了百年耻辱之后，这种意识变得更加强烈了。

无论对于什么事物，大师见到的是本性，而普通人见到的是表象。

只是依据“近现代史上西方文明的辉煌和东方文明的衰微”就“彻底否定专制而把自由民主奉为经典至尊”的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并且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极其有害的认识。

我们需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乃是我们必须的态度。

我们把东西方文明放在整个人类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来进行观察和对比就会发现：东方文明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占据了人类文明的顶峰，只是到了近现代因为进入到了极权专制的死胡同，所以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方文明主要地辉煌于近现代，而在十九世纪之前，西方文明除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辉煌外，却在中世纪几乎到了湮灭的边缘！整个欧洲历史，只在古罗马时期维持了一个庞大的稳固的统一帝国，其余时间则几乎是一片散沙（其间混战不断，更有后来的一二次世界大战）。

而与之面积相当、人口比之众多的中国则成功维系了一个统一的庞大的帝国。

如何全面、客观、深入地认识东西方文明，特别是如何全面、客观、深入地认识专制与自由民主的优劣性，并以此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乃是我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就是通过对东西方文明各自历史的简述来阐述专制与自由民主的发展历程及其优劣性的。

至于专制与自由民主的是是非非，还是让我们从历史中认识吧，单凭自己的感情和想像是要不得的。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我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所以我必须借助别人的资料（其实现代人写历史书也基本都是依据他人的资料，有谁真的经历过历史事件吗？退一步讲，即便经历过，一定会深刻理解吗？）。

古希腊世界之所以选择了自由民主制是与其自然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的：（1）狭小贫瘠的土地导致的出产（主要是食物）不足，妨碍了较大国家的形成。

国家越大需要的管理环节越多，需要的专业管理者也就越多。

如果出产不足，则
无法支撑由此带来的庞大的公共消费；（2）多山的交通不便的地形阻碍了外部威胁（包括来自外族的和自然的），从而使得内部没有结合成更紧密集体（从而形成专制的）的迫切需求；（3）对于小国寡民来说，民主制是最好的选择。

另外，在一个大多数人都相互熟知的狭小环境中，专制也许是不太适合的；（4）因为耕地不足，城邦需发展海外贸易和工商业，以及开辟海外殖民地。

这就在两方面增大了国家的离心力：①海外贸易和工商业发达，新兴工商业者不仅有追求权利的渴望，还有与之相应的实力；②海外殖民地的存在，以及本土对殖民地的依赖，使得专制权力难以维系。

对于第（4）点，在《世界文明史》中有这样的叙述：“因为大规模的海外扩张又与之相伴，继之而起。

主要的原因是耕地日感严重不足（本人注：请读者不要忘记，古希腊地区是多山贫瘠的），内部明争暗斗，以及普遍的不安定和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希腊人迅速地熟悉了那些气候和土壤与大陆相似而人口稀少的许多地区。

扩张运动中最活跃的母邦是科林斯、卡尔西斯和米利都。

他们的公民沿爱琴海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

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最著名的殖民地有他林敦和叙拉古。

他们也在埃及沿岸和远在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贸易中心。

这种大规模扩张运动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很大很重要的。

商业和手工业上升为主导地位，城市人口逐渐增长，财富以新的形式出现。

新兴的中产阶级和破产农民一道，向占有土地的寡头进行斗争。

激烈的阶级斗争，自然导致独裁政权的产生。

野心勃勃的蛊惑家用救民于水火的诺言和放任无休止的欲望，吸引了一大批人，支助他无视政制与法纪，去僭取权力。

然而，平民经济力量和政治意识的逐渐增长，加之对僭主统治的不满，终于导致了民主政体或自由寡头政体的建立。

”
至于“外部威胁”对于专制的促进作用，在古希腊世界曾有过明确的例证。

当波斯大军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当全希腊都处于被占领的危险中，当希腊人在奴隶和自由之间选择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由。

在雅典的带领和号召下，整个古希腊世界空前团结。

正是由于对自由和个人幸福的无比热爱，以及由此而延伸出来的对于城邦的忠诚和热爱，希腊世界不可思议地打败了强大的波斯军队，取得了伟大胜利。

希波战争造就了雅典的霸主地位。

在希波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雅典在提洛同盟的名义下，联合大量希腊国家组成了攻守同盟。

战后，许多希腊人担心波斯人可能卷土重来，因而没有把这个同盟解散（注意：正是“波斯入侵”这种严重的外来威胁迫使着古希腊世界暂时地进入了一种专制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逐渐把提洛同盟变成了发展自己利益的海上帝国，同盟沦落成了雅典称霸爱琴海的工具。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雅典动用了同盟国的资金。

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至雅典，直接受雅典支配，盟金实质上变为“贡金”。

雅典还向盟国派出大批军事殖民者，严厉镇压宣布退盟的城邦，强令盟国的重要案件交雅典审理，规定盟国采用雅典的铸币，支持建立亲雅典的民主政体。

其它盟国都被降到了臣属的地位，哪一个造反就以武力镇压，把它看作被征服国，接管其海军，勒索其贡赋。

正因为这种近乎强盗式的掠夺，造就了雅典的鼎盛。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时期是雅典的鼎盛时期。

正是伯里克利倾全力于加强控制盟邦，变提洛同盟为“雅典海上帝国”的。

但结局是悲剧性的，当雅典的侵略扩张与斯巴达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就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已失去了希波战争期间的广大同盟者，贪婪残暴使得它众叛亲离，结果是雅典的惨败。

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当时整个希腊世界。

这场战争不仅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整个希腊世界变得纷争不
断困顿不堪。

“多山岛的地理环境，造成相对隔绝的地域分割。

这就使得各城邦国家建立时的人口、面积不会太大。

等到城邦制度在整个希腊世界确立之后，各城邦人民为了不丧失公民身份，也极力关心和支持本城邦的独立；弱小的城邦经常结盟抵抗强大的城邦，使得城邦之间的吞并大不容易。

在古希腊世界中一直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城邦国家，即维持了典型的‘小国寡民’状态（最大的城邦国家斯巴达强盛时不过8400平方公里）的历史传统。

而‘小国寡民’的状态,在古代那种条件下对实行公民政治和直接民主是比较有利的。

这种情况下城邦人民（不包括奴隶、外邦人等没有公民权的）中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分化不像其他古代文明大国那样明显，因为同一城邦内的公民可能大多数是血缘关系密切的同族。

所以前国家时期的部落军事民主制在进入国家时期之后没有渐渐式微，反而加深了影响。

反观中国等古代文明，因为进入国家时期的统治区域和人口比较大，与国王（原本的部落首领、部落联盟首领）同氏族、同部落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统治阶层。

”（网络《作业帮》，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摘录了下来）
古希腊世界所形成的自由民主传统，在欧洲随后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古希腊之后的欧洲历史中，现实因素多次迫使着他们采取专制，如古罗马后期的君主制、中世纪后期的专制主义的兴起，但最终欧洲还是重回了自由民主，并由此创造了自由民主的辉煌，从而为整个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启迪。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的《绪论》中如此阐述道：“一般说来，重要的文明都是从一种严格和迷信的体系出发，逐渐地松弛下来，在一定的阶段就达到了一个天才辉煌的时期；这时，旧传统中的好东西继续保存着，而在其解体之中所包含着的那些坏东西则还没有来得及发展。

但是随着坏东西的发展，它就走向无政府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新的暴政，同时产生出来一种受到新的教条体系所保证的新的综合。

自由主义的学说就是想要避免这种无休止的反复的一种企图。

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企图不根据非理性的教条而获得一种社会秩序，并且除了为保存社会所必须的束缚而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缚来保证社会的安定。

这种企图是否可以成功，只有未来才能够断定了。

”
西方文明之挽救东方文明在于，除非野蛮的沉重的冲击，则中国明清所形成的极权专制的僵硬躯壳单凭东方文明的自身力量是很难突破的。

虽则这种说法很令人沮丧，但这却是事实。

不过由此就否认中华文明的优秀，就认定中华文明的彻底衰落也是极其错误的。

整个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东西方文明都是人类最优秀的文明；东方文明所强调的专制（以及与之适应的思想、体制）和西方文明所强调的自由民主都是人类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都是经过了现实检验的，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

人类未来的发展，必须同时吸收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精髓，单凭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不会有最终前途的。

关于这点在我今后的论述中会逐渐清晰明确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