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福利经济学发展浅探

西方福利经济学发展浅探
关键词：效用基数论效用序数论补偿原则三重标准社会福利函数国家偏好函数
西方福利经济学是西方国家建立社会保证制度的理论基础，他的学说关于促进社会保证制度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

福利经济学是从福利的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判的经济学，从福利的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评判是指一种经济体系的运行怎么说是增进福利依旧减少了福利。

“最大福利”问题一直是福利经济学家追求的目标，围绕最大福利所展开的有关资源合理配置与配置方案的选择问题，也就成为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1920年庇古出版了第一部以《福利经济学》为题目的著作，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正式产生。

3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改头换面，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产生以后，卡尔多、希克斯、西托夫斯基、李特尔、萨谬尔森、德列诺夫斯基等分别从不同角度质疑、进展了新福利经济学说，本文试就西方福利经济学的进展脉络作以探讨、评述。

一、旧福利经济学
庇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说是对其老师马歇尔经济学说的进一步进展。

庇古以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基础提出了一整套福利学说，并在他的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准则。

庇古认为：“福利经济学研究增进世界的或某一国家的经济福利的要紧阻碍。

”庇古认为，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这种满足能够是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的，也能够是由于其它缘故（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的；一个人的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

与此同时庇古又认为，含义如此广泛的福利是难以研究和运算的，因此他把研究的主题局限于能够计量的那种福利，即与经济生活有关的、能够直截了当或间接同货币量杆有关的那部分社会福利。

以货币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被称为经济福利。

庇古采纳边际效用分析来运算经济福利，他认为：“效用就意味着满足，一个人的经济福利确实是由效用构成的。

”而满足能够用“一个人为幸免失去某种满足或欢乐而情愿支付的货币量来计量”。

这确实是说，满足或效用能够用单位商品价格来计量的。

最后增加的单位商品所取得的效用，叫作边际效用。

从商品的边际单位所得到的效用越来越少，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假如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持有的一种商品越多，从这种商品增加的单位所得到的效用就越少，因而他为这种商品增加的单位所情愿支付的货币量（单位价格）也就越少。

为了得到最大的满足和效用，需要对各种商品所提供的效用进行比较，以便合理地分配自己的货币收入，使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商品的价格成比例。

假如把全部收入用来购买A和B两种商品，那么就使得
A边际效用/A价格=B边际效用/B价格或
A边际效用/B边际效用=A价格/B价格
如此，边际单位商品的价格，就被说成是消费者情愿支付的价格，也就作为该消费者所购商品的边际效用的计量单位。

以这种方式计量的效用，意味着经济福利能够用1，2，3，……等基数计量的，这确实是所谓的边际效用基数论。

从分析能够看出，庇古在运算经济福利时，是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的，同时假定某人购买某种商品的支出在他的货币收入中占专门少一部分。

在这种假定之下，他认为商品价格的变动可不能阻碍个人的实际收入，也可不能阻碍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此不仅能够运算某一商品效用，同时能够比较各种商品的效用了。

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意味着在有X，Y，Z三种商品可供购买、购买量不同的条件下，商品的边际效用与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是一个常数。

MUx=Px•L
MUy=Py•L
MUz=Pz•L
如此，MUX/PX = MUY/PY = MUZ/PZ = L
在假定货币边际效用不变的同时，庇古还假定不同的阶级所支出的货币量与所得的满足量是相同的。

他说，“能够认为，一定量的东西不但在任何一个人与其他一个人之间，而且在不同集团代表成员之间，都得到同量的满足。

”正因为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关于不同的人是相同的，从而满足数量也就与货币数量成比例。

在个人经济福利的计量解决后，庇古用国民收入来表示全社会的经济福利。

庇古继承了马歇尔国民收入被看成
是“可供分配的各种享受之新来源的总和”的观点，认为国民收入增长意味着经济福利增长。

庇古论述道：“阻碍任何国家经济福利的缘故，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通过经济福利的客观对应物，即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国民收入的形成和使用。

”
在国民收入量的增加方面，庇古认为重要的是生产资源的配置，应该通过资源在生产中的配置使国民收入量达到最大限度。

庇古认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是促进经济福利的要紧因素。

一个社会要增加国民收入量，就必须增加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产品量；而要增加社会产品量，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的配置能够达到最优状态，否则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国民收入量。

在进行分析之前，庇古假定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即生产要素供给者能够按照自身的利益来充分提供生产要素，而企业则能够按照自身的利益来安排生产，以实现可能得到的全部正常利润。

在这种情形下，资源配置也是处于最优状态——没有失业和开工不足。

在考察社会资源配置时，庇古采纳了边际产值分析，即最后单位生产要素的产值。

边际私人纯产值是指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收入所增加的值；边际社会纯产值是指社会最后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所增加的纯产值。

庇古认为，假如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其他人还得到利益，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就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

反之，假如其他人受到缺失，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就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

假如存在二者的背离，国家干预是必要的。

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对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部门实现补贴；对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部门实行征税。

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能够引导经济资源从边际私人纯产值小的地点转移到边际私人纯产值大的地点，以减少边际社会纯产值与边际私人纯产值之间的差距，其结果将使经济福利增加。

在福利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上，庇古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

庇古进一步认为，假如把富人的收入的一部分转化给穷人，社会的福利就会增大，收入转移的途径是由政府向富人征税，再补贴穷人。

补贴穷人的方法能够采取各种服务设施，如养老金、免费教育、失业保险、医药保险、房屋供给等，因为这些收入转移将会增加穷人的实际所得。

假如政府一方面采取累进所得税、遗产税之类的措施，另一方面采取一些社会福利设施，将货币收入从富人那儿转移给一些穷人，就能够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而使社会的满足总量增加。

同时，庇古指出，福利措施应当以不损害资本增殖和资本积存为宗旨，否则就会减少国民收入和社会福利。

不管实行哪一种收入转
在福利经济学中庇古的历史作用是重要的，他把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财宝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国民福利方面，使增强社会福利成为经济增长追求的目标。

他提出的社会福利的理论后来成为西方福利国家制定社会保证政策的依据。

正是因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促进了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证制度的建立。

然而，他以个人主观效用所确定的理论学说等，因为是以假定货币效用对不同的人是相同的而使理论漏洞太多，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质疑，后来成为经济学家争辩的焦点。

二、新福利经济学
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为适应垄断资本的产生和进展的需要，新福利经济学应运产生了。

新福利经济学由于采纳了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别曲线等新的分析方法，试图解决旧福利经济学难以回答的问题，因此称为新福利经济学。

1、罗宾斯对庇古的批判
1932年罗宾斯出版了《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批判：第一，罗宾斯否定了个人间效用比较的可能性。

“没有方法能够检查出，在和B比较之后，A的满足的大小。

……内心省察不能使A衡量B的心理活动，也不能使B衡量A的心理活动。

因此，没有方法对不同人的满足加以比较。

”
其次，个人效用是一种主观评判是不科学的。

凡是从事研究“应该是什么”的经济政策问题的福利经济学差不多上主观评判，这和研究“是什么”的实证经济学应当是加以区别的。

第三，经济科学是中立的，“凡是使我们说明政策好坏的经济学差不多上不科学的”，福利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家所应当研究的固有科学。

罗宾斯对旧福利经济学的批判在当时经济学界引起了专门大反响。

在批判过程中，罗宾斯借用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即帕累托提出的“最优状态”概念。

帕累托在分析最优状态时又采取了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使用的“无差别曲线”和“契约曲线”的概念。

埃奇沃思在运用边际效用学说“研究各个人力求达到自己的最大效用以及各个人彼此之间的协议”时，应用几何图形画出无差别曲线和契约曲线，表示两个人各有一种商品在完全竞争的交换中达到最为有利的状态，这种分析
方法为帕累托所采纳。

帕累托为了幸免效用计量和加总的困难，提出了以“偏好顺序”来代替效用计量。

即认为只要依照在市场上观看到的消费者行为——关于不同商品组合的同等、较多或较少偏好，就能够确定各个人在既定的价格和收入条件下所达到的最大偏好状态。

如此，就能够应用无差别曲线，以偏好顺序来表示各个人和全体的最大满足。

帕累托给“最大偏好状态”下了一个定义：“最大偏好状态确实是如此一种状态，它的任何微小的改变，必定使有些人的偏好增多和另一些人的偏好减少。

”后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以“偏好顺序”表示满足的理论叫做“效用序数论”，即只有次序先后才是表现财宝效用的合理方法，效用只能用第一，第二，第三，……等顺序数目来表示。

比如说，消费者对外衣的偏好胜过对面包，对面包的偏好胜过对苹果的偏好等等。

效用序数是以假定消费者关于各种物品或各组物品都有一种偏好作为前提的。

效用序数论被认为是一种比效用基数更广泛和更能反映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依照效用或满足不能相加而只能有水平高低的效用序数论，新福利经济学家得出结论：一个人达到最大的满足，不是指达到最大的满足总量，而是指达到最高满足的水平。

因此，效用序数论者所说的一个人福利的好坏，确实是指无差别曲线的高低。

这是效用序数和效用基数的区别。

不仅如此，效用序数论者认为效用不能相加，一个人所得的效用总量无法比较，各个人得到的效用或满足怎么说是大小，是无法加以比较的。

这确实是说，富人和穷人从不同收入所得到的效用或满足无法比较。

这是新福利经济学得到的直截了当推论。

由此，新福利经济学也就否定了庇古的福利总和，实际上是否定了庇古理论中的收入再分配的内容。

他们认为，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各个人能够有不同的判定，无法科学地加以论证。

这实际上是承认社会原有的收入分配状况是符合“道德标准”的，从而也就理所因此地从福利经济学中舍弃了分配问题。

2、卡尔多——希克斯的福利标准
在罗宾斯批判的基础上，希克斯、卡尔多、霍推林等人的形成了补偿原则。

补偿原则妄图绕过福利问题上所遇到个人福利之间不能比较的问题，而使相互不能进行比较的福利变得能够比较。

卡尔多——希克斯的理论认为，假如按照帕累托式最优条件的标准，要求一些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改善而不能造成其他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恶化，那就会否定改变经济政策以增加社会福利的说法。

因为经济政策的改变意味着价格体系的改变，而任何价格体系的改变，都会使一方得利，另一方受损。

然而假如通过税收政策或价格政策，使得利者补偿受损者有余，就不失为正当经济政策，也就增加了社会福利。

卡尔多在《经济学的福利命题和个人间的效用比较》中指出，“在一切情形下，当一定的政策导致物质生产率的增长，从而增加实际收入总额时，经济学家拥护这种政策，就完全不受个人间满足比较问题的阻碍……经济学家没有去必要证明——事实上他们永久也不能证明……由于采取一定措施的结果，社会上没有人将受到缺失。

为了使他们的论点能够成立，他们只要说明，那些受害的人所遭受的缺失能得到充分补偿，而社会上其余的人仍较往常为好就专门够了。

”对此，李特尔指出，依照卡尔多的福利标准而得出的所谓“任何变革差不多上好的变革”的推论，“简直是虚伪的”，因为卡尔多撇开了收入分配问题谈补偿原则。

卡尔多提议的不是一种检验，而是一个定义，他的确把收入分配划分开来，但只是把它撇开不谈罢了。

事实上，卡尔多先生所做的是提出一个“财宝增加”的定义，它撇开了分配。

这正是争辩的实质所在。

我们不相信，任何不包括收入分配的关于财宝的增加、福利、效率或实际社会收入的定义是能够同意的。

希克斯是支持卡尔多的。

希克斯认为，在长时期的一系列政策改变之中，政策改变关于收入分配的阻碍是或然性的。

这次政策的改变使这些人受益，使另一些人有受损，下次可能使这些人受损而使另一些人受益，结果相互抵消，而使全社会所有人都受益。

对此，李特尔认为，“希克斯政策至多对所建议的某些变革来说才是正当的，在这种变革中，实际收入分配的阻碍多半是微小的。

……因为分配阻碍要是庞大的话，说他们相互抵消就讲不通了。

”
3、西托夫斯基的福利标准
西托夫斯基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的福利标准只是片面地考虑原先的收入分配，而没有考虑到情形改变以后的收入分配。

西托夫斯基指出，假如推行一种符合卡尔多——希克斯的福利标准的变革，而补偿没有切实支付的话，那么变革前后的实际收入分配将不相同，因此，卡尔多——希克斯的标准可能还准许相反的变动。

对此，西托夫斯基主张对福利的检验必须是双重的，即必须有两个标准。

他写道：“第一，我们看看在新的情形下是否有可能重新分配收入，以至每一个人都比原先的情形为好。

其次，我们必须看看，从原先的情形来研究，仅仅采纳收入再分配的方法，是否不可能达到一种关于每一个人来说又比新情形为好的情形。

假如有可能显现第一个检验结果而不可
能显现第二个检验结果，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出新情形优于旧情形的结论。

假如不可能显现第一个检验结果而有可能显现第二个检验结果，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出新情形较差。

假如两个检验结果都有可能显现或都不可能显现，我们就不能得出一个关于福利的命题。

西托夫斯基的双重检验标准，既满足卡尔多——希克斯的补偿检验的要求，也满足反转补偿检验的要求。

这种反转检验，实际上是要求在坚持改变后的收入分配的情形下，使既得利益者能够得到利益。

4、李特尔的福利标准
李特尔关于福利标准的学说是对卡尔多、希克斯、西托夫斯基学说的补充或修正。

李特尔一方面同意了卡尔多——希克斯以及西托夫斯基的补偿检验论，另一方面又反对他们回避收入分配的做法。

他认为，关于分配的道德标准，专门是关于收入分配的价值判定，在福利经济学中是不可回避的。

假如说一种政策满足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就会增加社会的“效率”，那么事实上确实是在举荐这种政策，这本身差不多说明是一种价值判定。

况且卡尔多、希克斯所说的假象补偿也有可能导致收入分配状况的更为恶化，就说明价值判定问题是不可能回避的。

李特尔认为，只有在假想补偿检验之上再加上实际补偿，才能使增加福利的标准成为充足的标准。

在那个地点实际补偿实际上确实是指收入再分配。

李特尔认为：“收入分配是一个伦理方面的变量，它的数值，有利的或不利的，是给定的，我们必须求得一个包括有那个变量的标准。

”李特尔所提出的福利标准，实际上是把卡尔多、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所排除的价值判定和收入分配问题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述出来。

李特尔提出了三重福利标准：第一，卡尔多——希克斯（既得利益能够补偿受损者有余）满足了吗？第二，西托夫斯基（即双重检验标准）满足了吗？第三，收入分配是适当的吗？在前两个标准满足之后，还必须看收入再分配是不是适当的。

假如收入再分配不行，那就必须用转移货币收入的方法来补偿。

李特尔的三重标准，被许多经济学家赞扬为具有“稳当的富于常识的素养”，或者被推崇为“关于解决问题有真正的奉献”，当有的经济学家把“好的收入分配”说明为“趋于较为均等的分配”时，李特尔加以否认，他说，新的情形比原先的分配好，只是指在另一个状态下，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些，而没有人的情形坏些；至于什么缘故说好些，这可能由于分配上的公平，也可能由于其他缘故。

可见，李特尔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是指不损害效率的公平。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李特尔虽不比庇古走得更远，然而表达了经济学家试图改变现实社会中收入分配失调状况的良好愿望。

5、社会福利函数论
社会福利函数论的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柏格森、萨谬尔森等人。

社会福利函数论既不象补偿原则论者那样妄图回避收入分配问题，更不象庇古那样主张收入均等分配或李特尔那样把“较好的再分配作为福利标准”，而是强调收入分配问题应和其他问题一样，要由一定的道德标准去决定。

补偿原则论以及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只是提出要为达到“较好的经济变革”提供福利标准和满足条件，而社会福利函数强调收入分配应和其他问题一样，要由一定的道德标准去解决。

米商认为：“本质上，社会福利是社会中各个人所购买的物资和所提供的生产要素以及任何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

”也确实是说，社会福利函数是社会所有个人的效用水平的函数。

新福利经济学家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社会福利函数。

W = W（U1，U2，U3，……Un）
W表示社会福利，U1 表示第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指标，U2表示第二个人的效用水平指标，……Un表示第N个人的效用水平指标。

柏格森把这种函数关系具体化，以下列形式来表述：
XI，YI代表第I个人所消费的假定是两种消费品的数量，AIX，BIX，AIY，BIY代表I个人一辈子产X和Y时所用的两种劳务， CX，DX，CY，DY，代表生产X和Y时所用的两种生产要素（不包括劳动），r，s，t，…代表阻碍福利的其他非经济因素，例如天气或人口的变化等。

柏格森认为，在经济因素改变较小的限度内，能够假定这些非经济因素不变。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假如函数中任何一个厂商因组合生产要素而能使生产效率增加，或者有任何一个人因消费品的增加而使满足程度增加，而其他厂商的生产效率和其他人的满足程度仍旧不变，那么社会福利就有所增加。

当社会福利增加到不能再增加的地步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化。

这确实是帕累托式的最优状态的实现。

上述的有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是一样条件，他关于任何福利函数差不多上适用的，但不能用来确定特定的
福利函数。

这是因为，作为组成社会福利的个人福利，还要取决于社会上各个人的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不同，各个人所消费的各种商品数量就不同。

然而由于社会成员的看法和评判标准不同，必须依照社会各个人关于全社会福利的各种情形的评判，以及依照个人的偏好次序，才能导出全社会所有的人的一致的偏好次序，然后才能确定社会的最大福利。

在那个地点明显存在着如何从各个人福利的偏好次序推导出全社会所有人一致的偏好次序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为那个问题进行了论证。

阿罗认为，试图在任何情形下从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是因为个人偏好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个人偏好明显不能作为社会选择的一种充分依据。

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二个判定准则，这确实是把个人判定的总和作为福利判定的准则。

然而阿罗指出，必须给予福利判定的规则以下列条件：（1）全部可供选择的社会条件能够有一种排列的顺序。

必须存在如此一种排列的顺序，才能关于可供选择的各种个人偏好进行社会选择。

（2）社会选择可不能导致如此的结果，即还有任何一个人依照自己的偏好次序而宁愿采取另外一种选择。

（3）可不能有任何人不顾社会上其他人任何人的偏好，而使自己的偏好成为社会的偏好。

（4）假定存在着若干可供选择的对象，那么要在这些对象中进行社会选择，这种社会选择就只能依存于个人对若干可供选择的对象的偏好次序。

即使提出了一样的道德标准作为分析的前提，还必须依照一定的道德标准确定社会偏好次序。

最后，阿罗不得不承认：假如排除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那么在从个人偏好向社会偏好过度的过程中，能使社会偏好得到满足而又能代表广泛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方法，惟有强制或独裁方法。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则认为，依照个人偏好和道德准则所得出的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只构成“最大福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达到“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

要达到唯独的最优位置，除了满足必要条件而外，还必须满足充分条件，那个充分条件是，关于理想的收入分配的确定。

萨缪尔森说，“从一个人享有一切利益的一种情形，通过某些中间的情形，到另一个人享有一切利益的情形之间，存在着许多个最优位置。

假如没有一定的福利函数，即假如没有关于个人间的效用比较的假定，就不可能决定这些位置中怎么说哪一个是唯独最优位置。

”伯格森指出：“目标是对选择的原则进行评判，不如此，各种选择就不能比较。

这确实是评判之因此必要的缘故。

一旦作出了评判，不同选择就确实能够比较了。

当收入分配的道德原则为既定时，按照那个原则实现了分配，不同家庭每一块钱的边际福利，就必定相同。

”这确实是说，按照效用序数论，个人间的效用本来是不能比较的，但在收入分配的道德原则为既定时，个人间的效用就能够比较了，唯独的最优地位也就能够确定了。

这确实是社会福利函数的逻辑。

既定的收入分配的道德原则是指在经济学范畴以外规定的一种收入分配的道德原则。

萨缪尔森认为，“一个体系的所有经济变量的函数，是作为表征某种道德信念的。

这种信念能够是一个仁慈的、暴君的、完全唯我主义者的、善心善意者的、厌世者的、国家的、种族的、或集团思想的、上帝的等等。

”可见，萨缪尔森的既定的收入分配的道德原则是指社会制度方面的因素，然而具体是什么没有明确说明，这也就为当时的垄断资产阶级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

1957年，荷兰中央打算局曾经采取社会福利函数建立一种经济模型，以便解决有关经济政策的问题。

目标包括：（1）最大限度提高实际国民收入，（2）坚持高度而稳固的就业水平，（3）实现国际收支的平稳，（4）坚持稳固的价格水平，（5）达到高度的投资水平，（6）实行合理的收入分配。

这些模型所确定的目标，确实是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所要确定的具体道德原则。

从社会福利函数论的进展来看，他的学说是逐步进展、成熟的，从萨缪尔森抽象的道德标准到荷兰中央打算局所确定的具体目标，说明福利经济学是逐步走向成熟的，其评判标准也变得更加客观公平。

然而，也应该看到社会福利函数论所确定的具体道德原则并不能完全地反映社会福利的全貌，也正因为如此，受到了相对福利学说的攻击，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社会福利函数论对福利经济学进展的奉献是庞大的，在福利经济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6、国家偏好函数
60年代以来，福利经济学家在社会福利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1961年。

德列诺夫斯基发表《社会主义理论：供摸索的建议》一文，德列诺夫斯基认为，往常的经济学研究（指勒纳等人）都不是从客观现实动身，只是以自己的信念来立论。

他对经济福利理论提出了新的论点，确实是提出“国家偏好函数”的概念，使之与个人偏好函数并列，作为社会制定政策的依据。

德列诺夫斯基提出的中心论点是所谓“双重评判体系”，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建立在双重评判体系——国家偏好函数和个人偏好函数——的概念之上，因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必须分析两套决策，即国家决策和个人决策。

他认为，国家偏好是一样福利函数的一个特例。

对此，丁伯根在《福利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意义》指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