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较量世界的气候谈判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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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骥：较量世界的气候谈判专家
作者：暂无
来源：《华声·观察》 2017年第1期
在长达4年的谈判期间，邹骥已经连续19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
他说，只有对国家忠诚，才不会在面对他有压力时心生胆怯，“因为你代表着中国13亿人”。
龚新叶／文
2016年11月，《巴黎协定》（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生效，这份开启全
球气候治理新阶段的历史性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行动安排。
邹骥作为气
候谈判专家（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成员），在长达4年的谈判期间，已经连续19次
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深知背后的国际较量。
谈判桌上下的较量
谈到国际上的责任和义务，邹骥气不打一处来。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是衡量一个国家责任大
小的重要依据，排放量多的国家应率先减少今后的排放，为抑制气候变化做出努力。
“显而易见，从工业革命至今，西方国家是排放主体。
但它们想尽各种理由逃避责任，美国就是代表。
” 邹骥愤愤道。
2012年，《巴黎协定》谈判在南非德班开启。
在首次缔约方大会上，邹骥代表中方做了第
一次发言。
戏剧性的是，与他辩论的对手是他以前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工作时的一个老朋友——
美国气候能源部主任。
此时作为各自国家的代表，必须摒弃私人感情。
邹骥提出，《巴黎协定》应该遵循历史责任，考虑整个排放历程。
对方的反驳非常直接，上来第一句话不是礼貌性地问好，而是完全否定：“我不同意邹骥
的观点。
”这让邹骥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心想咱们不是挺好的朋友吗，怎么这么直啊？”在
接下来的辩论中，他很快发现对方有逃避责任并嫁祸给中国的意图。
“他说不应该谈历史，因
为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要面向现在和未来。
目前中国是排放大国，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
邹骥觉得这不可理喻，因为今天的气候变化是历史累积排放的后果，追根溯源才能找到问
题的解决办法。
他随后列举了美国实验室研究得出的数据：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美国累积
排放量是中国的2.6倍。
虽然最后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但谈判却并没有以中方获胜而结束。
“谈判不是非得让你按我说的办，那是撒泼。
谈判有激烈争论，也有退让妥协，是一种博弈。
”邹骥说，“真正的谈判是想好双方利益共同点在哪里，底线是什么，然后达成一致。
”
这种理念促成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出台。
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共同发布了这份声明，被外界赞誉为“历史性的”“里程碑式”
的携手，并为《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
其实，这份声明的达成并非一帆风顺，双方在“共同
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简称共区原则）问题上僵持不下，但这是中国谈判的底线。
眼见约定期
限将至，美国提出了一个接受条件。
“他们要在原则后紧接着加一句话：‘在考虑到不同国情
的前提下。
’我们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是经验丰富的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司司长苏伟建议，在
两句话中间加一个逗号，含义就不一样了。
这件事才得以解决。
”
加逗号的做法让美方大吃一惊，因为它有了两种解读方式。
这虽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语
法规范，但在外交辞令上确实可以这么描述。
“这个逗号给了中美双方各自的解读空间。
中国
可以认为这就是共区原则，美国则理解成自己需要的意思。
这个微妙的逗号就是智慧的妥协，
其实双方都知道对方心里的算盘。
”邹骥说。
2014年11月1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中南海瀛台举行会晤，凭借这一个“逗号”，习近平最终在此问题上说服了奥巴马，给外界留下了“瀛台夜话”的美
好回忆。
《巴黎协定》的生效，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到了更多发展机会。
就中国而言，以往西
方国家总以中国年度排放量高居不下为理由在道义上谴责中国，而协定则从历史排放总量上看
问题，“这样中国就比美国和欧洲少太多了，协定允许了中国更多的合理排放。
”邹骥解释，“这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争取了更多时间。
”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获得了发达国家承
诺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和先进技术的支持。
“因为你代表了中国13亿人”
多次参与重要谈判，迫使邹骥养成了加班熬夜的习惯。
有时谈判持续时间很长，他只能马
不停蹄地准备各类课题的文案。
他清楚地记得，2000年在海牙谈判环境技术转让问题时，自己
连续39个小时没有睡觉。
“那段时间觉得床特别亲切。
”邹骥苦笑，“有时候谈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才散会，回酒店看到床被服务员整理得平平整整的，特想上去睡觉。
但过一会儿又要开会，只能去冲个澡、换件衬衫、重新打个领带就走了。
想着一晚上交了这么多房费，却连床都
没沾着，就觉得很不划算。
”
这是邹骥第一次参加谈判。
初出茅庐的他虽然英语不错，但谈判中的专业术语和规则还是
很难理解，尤其是对手会设置一些难题，更让他不知所措。
“有个发达国家的联合主席使了个小伎俩，事先没把会议文件给我看，到了现场突然拿出来，说只给我10分钟时间浏览，之后不提意见就表示完全同意。
那文件有好几十页，10分钟
怎么可能看明白。
”这样的压力逼得邹骥手忙脚乱，最后多亏一位久经沙场的韩国代表帮忙才
得以解围。
“他直接说需要两个小时研究。
”邹骥回忆，“这其实就是谈判。
但那时我没经验，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这是一个学习过程。
”
邹骥认为，一个好的谈判专家，不断学习和对国家忠诚是必备的素养。
只有对国家忠诚，
才不会在面对他国压力时心生胆怯，“因为你代表了中国13亿人”。
而学习，则会让自己在遇到问题时处理得得心应手。
有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开会，圣卢西亚共和国的大使说，中国是发达国家，应该在气候变化
议题上出更多钱。
熟读经济学的邹骥马上想到一件事，回应道：“贵国有一个叫威廉·刘易斯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按这个学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个人，有没有读过他的书。
”邹骥说完，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作
为谈判代表，首先是对自己国家的方方面面有了解，其次是对别的国家有所专攻，知己知彼，
才能不给国家丢脸。
”邹骥总结说。
《巴黎协定》的谈判成功，是邹骥职业生涯中最引以为豪的事情。
虽然这是团队作战，但
作为其中一分子，能为中国在全球气候战略地位上的华丽转身做出贡献，他感到非常光荣。
“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就不枉此生了。
”邹骥说。
摘编自《环球人物》2016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