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政策与摩洛哥现代国家的建构

语言政策与摩洛哥现代国家的建构
张婧姝
（大连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学院/突尼斯研究中心，辽宁大连116044）
摘要：摩洛哥语言政策的变迁反映了执政者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即由殖民化转向阿拉伯化、伊斯
兰化，再转向多元化、民主化和生态化的转变。

在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理论指导下，分析语言与权力的关
系，研究发现，摩洛哥各个时期的语言政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时的语言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维护执
政合法性和巩固政权。

随着语言政策的变迁，不同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国家身份认同建构起来，民族身
份认同被唤醒和强化。

认同建构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执政者通过语言政策影响认同建构，强化意
识形态建设，实现治理目的，建构现代国家。

关键词：摩洛哥；语言政策；国家建构；语言生态
中图分类号：D814.9/K416.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21）02-0156-08
语言既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是文化和思想的载体。

语言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政治权力、文化传统、社会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殖民时期以来，摩洛哥的语言政策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与变化，语言生态也随之变动。

随着各种语言地位的升降变换，不同社会群体获得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改变，社会群体的层级从而区分开来。

摩洛哥社会一直是多种语言并存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体现出悠久的历史传承。

当今，摩洛哥语言以阿拉伯语及其变体、阿马齐格语及其变体、法语和西班牙语等为主，日常生活中最通用的是摩洛哥阿拉伯语方言与阿马齐格语。

2011年摩洛哥的《宪法》（以下简称《宪法》）颁布后，官方语言由阿拉伯语单语转为阿拉伯语与阿马齐格语双语，这也是阿拉伯国家的首例。

语言生态在语言和文化互动与融合的背景下，呈现出多样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因此，在多语化国家的语言政策的相关研究中，摩洛哥语言政策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意义。

一、语言政策与国家权力的双向作用
语言社会学理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符号系统，与其所处社会的政治权势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故有时被称作语言政治学（linguistic politics ）。

国际学术界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受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尤尔根·哈贝马斯（J ürgen Habermas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等后现代思想家批判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种通行的研究范式，即对语言政策进行政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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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11-25
作者信息：张婧姝，大连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学院副院长、博士、讲师，大连外国语大学突尼斯研究中心主任，从事
北非区域国别研究以及阿拉伯语语言与文化、语言政策的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马格里布三国高等教育视角下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比较研究”（19YJC740116）阶段性研究
成果。

本成果受到大连外国语大学学术骨干教师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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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佳、王克非：《近十年国际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的CiteSpace 分析》，《中国外语》2014年第1期，第71、
73页。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第49卷第2期2021年3月Vol.49No.2Mar.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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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婧姝：语言政策与摩洛哥现代国家的建构157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研究语言与权力、政治的关系后提出，语言不仅是交际和沟通的手段，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是一种象征性暴力符号。

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行为，均是说话者通过对话和语言交流而进行的权力较量，语言实践就变成使用者背后的整个社会势力和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和权力竞争的过程。

①与语言行为相比，语言政策显示出更深层次的权力关系，从社会哲学层面对国家政策和语言状况进行关联性的思考与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言政策背后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倾向，分析语言政策与权力之间关系。

比利时的社会语言学家简·布洛马特（Jan Blommaert）通过批判性研究发现，每一种语言政策都与意识形态相关联，语言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选择，是政策制定者认为有利于社会和人民、有益于国家进步的假设。

②加拿大语言学家诺曼·拉布里（Normand Lab-rie）关注语言政策与政治的关系，认为语言政策是个人、社会群体、国家各职能部门和国家体系在有组织的活动中所行使的政治权力。

③经过研究发现，国家权力机构通过在媒体以及教育界、科学界等领域宣传和实施语言政策，即通过多领域的话语实践建构国家认同。

④加拿大学者托马斯·里森托（Thomas Ricento）采用批判社会语言学理论进行研究指出，意识形态是影响语言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倾向是研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一个关键视角。

⑤以色列语言学家博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认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需要同时研究语言学和非语言学元素，他提出“研究语言政策的，必然是要聚焦在政治单位（political units）上，因为语言政策与权力和权威密切相关。

在当今世界，国家是权力彰显的地方，政府机构是依靠宪法建立起来的，拥有公民管理权。

原则上，任何政府都能够依照宪法、法律或规章来制定语言政策，并且有办法实施或执行这些语言政策。

事实上，各个国家的确都是这样做的。

”⑥根据斯波斯基的观点，新加坡语言学家莱昂内尔·威（Lionel Wee）提出“通过研究社区的语言实践、语言信仰或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影响政策的话语行为，可以更好地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复杂性。

”⑦
语言政策与权力的关系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

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勒夫森（James Tollefson）认为，“语言既反映了权力关系，又影响权力关系”。

一方面，语言政策的实施离不开权力的保障；另一方面，语言政策的目的，是要在权力博弈中获利。

博纳德·斯波斯基提出，“在民族国家内部，各种民族、宗教和少数民族团体都试图修改本国的语言政策，因为这些团体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和语言信仰。

他们通过这三种方式：要么呼吁政治独立，要么要求更多的人口或者领土的有限自治权，要么发
①参见高宣扬：《布厄的社会理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tran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pp.77-91.
②Jan Blommaert,“Language planning as a discourse on language and society:The linguistic ideology of a scholarly tradition”,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vol.20,No.3,1996,p.215.
③Normand Labrie,“Les conflits linguistiques au Québec et au Canada:vers une grille d’analyse”,Normand Labrie.ed.,Études récentes en linguistique de contact,Bonn:Dümmler,1997,pp.199–220.
④参见Normand Labrie,“Politique linguistique ou action politique?Questions de méthodologie”,Peter Hans Nelde,ed.,Minorities and Language Policy/Minderheiten und Sprachpolitik/Minorités etl'aménagement linguis‐tique,Asgard Verlag:St.Augustin,2001,pp.61-75.
⑤参见Thomas Ricento,“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vol.2,2000,pp.196-213;Thomas Ricento,ed,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Theory and method,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6,p.7.
⑥〔以〕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9页。

⑦Lionel Wee,“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James Simpson.ed.,Routledg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London:Routledge,23November2012,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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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争取特定语言权的运动（该运动也许是独立进行的，但往往是与其他文化权、社会权或政治权一同进行），争取实现自我管理，并试图影响团体中其他人的语言实践或语言信仰，甚至试图影响到本国更大的政治单位（如民族国家）的语言选择。

”①所以，语言政策的作用不是只局限在语言、教育等社会层面，也同样影响政治权力的争夺和再分配。

那么，就摩洛哥国家而言，其语言政策也受到政治群体博弈的影响，体现了执政主体的意识形态倾向，是其语言选择和治理目的的呈现，与国家权力分配密切联动。

摩洛哥政府通过实施语言政策，从语言与文化层面规范国民语言行为，影响各种权力群体间的抗衡，架构起社会关系网。

并通过研究语言政策文本和教育界、科学界、媒体等领域有关语言政策的实施与评价，可以理解语言政策背后的政治意图和国家发展目标。

通过研究政策的影响因子与实施效果，总结各群体的权力范围与诉求，可以理解和体现出摩洛哥政府通过语言政策维护执政的合法性，强化国家认同感，并最终建构现代社会的国家。

二、不同时期语言政策对执政合法性的维护
合法性是指执政者在政治层面获得了社会成员给予的内心资源的认同、支持与服从，反映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和公认理念。

②摩洛哥在被殖民时期、独立建国后与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继位后语言政策经历两次变化。

实际上，在1912-1956年期间，即保护国时期，法国成为摩洛哥的宗主国起，摩洛哥才有对语言地位有具体要求的语言政策，法国当局明确要求摩洛哥的官方语言是法语。

通过普及法语和激励阿马齐格语的复兴，压制阿拉伯语，实现文化殖民。

其语言政策主要是在对教育和公共管理领域的语言规划。

摩洛哥独立之后，“官方语言”一词开始出现在国家宪法中，如1962年摩洛哥第一部宪法的前言中明确规定“国家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

③而在2011年，摩洛哥颁布的新宪法又明确规定官方语言政策：“阿拉伯语仍然是摩洛哥的官方用语，作为全体摩洛哥人的共同财富的阿马齐格语也是官方语言，同时还要保护哈桑尼亚语，承认其是摩洛哥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④在保护国时期，法国与西班牙政府均制定了“推广宗主国语言（法语、西班牙语）、压制阿拉伯语、扶持阿马齐格语”的语言政策，力图通过普及宗主国语言，维护精英利益，推广法国文化与西班牙文化，实现文化植入和文化殖民。

通过语言与文化的普及，不仅增强摩洛哥人对宗主国的好感，也对摩洛哥人的心理和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期实现殖民化与同化的目的，消除他们对殖民统治的反感，从而维护宗主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

在摩洛哥独立后，执政主体的首要目的是重构王室统治和君主体制的合法性。

首先，国王的执政合法性有历史根基，公元8世纪，穆斯林陆续抵达摩洛哥，穆莱·伊德里斯一世（Moulay Idriss I）在8世纪末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此后，阿拉伯语开始成为历史、宗教、传统和文化的象征，是摩洛哥历史、摩洛哥人身份和伊斯兰教信仰中不可分割的元素；其次，国王的执政合法性有宗教根基，其统治的宗教合法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王是信士的长官（全体穆斯林的首领），是宗教领袖，是所有穆斯林的首领，掌握着摩洛哥人的精神权力；二是阿拉维家族是圣人穆罕默德的后裔，其血统纯正、身份高贵，所以，穆罕默德五世、哈桑二世、穆罕默德六世三位国王，分别是圣人穆罕默德的第34、35、36代传人，因而阿拉维家族的国王具有天然的执政合法性。

在历史和宗教基础上，阿拉伯语成为国王执政合法性的第三大依据来源，因为它既是民族象征，又是宗教象征，还是阿拉维王朝王室血统纯正性的代
①〔以〕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第209页。

②孙建光：《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辨析》，《求实》2004年第2期，第59页。

③摩洛哥政府：《1962年摩洛哥宪法》（阿拉伯文），拉巴特：摩洛哥官方印刷局，1962年，第14页。

④摩洛哥政府：《2011年摩洛哥宪法》（阿拉伯文），拉巴特：摩洛哥官方印刷局，2011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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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婧姝：语言政策与摩洛哥现代国家的建构159表，所以成为合法性的最佳体现。

摩洛哥政府一直通过实施阿拉伯化的语言政策，振兴阿拉伯语，强化阿拉伯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受“泛阿拉伯主义”思潮的影响，均推行阿拉伯化的语言政策，即规定阿拉伯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或者国语，政府自上而下地复兴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

在这一背景下，摩洛哥在独立后的30年，一直积极推行阿拉伯化的语言政策，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普及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

政府制定上层政策，人民在社会生活中推动语言阿拉伯化、教育阿拉伯化，从而形成自上而下的去法语化和去殖民化的民主化浪潮，也得到了民众的拥护。

穆罕默德五世从保护国时期到国家独立初期都在维护阿拉伯文化，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和反殖民斗争中，因此确立了其在民众心中的执政合法性。

而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历任国王一直采用拉拢的策略，吸纳社会中各种反对势力，如政党反对派、伊斯兰复兴运动派、公民组织等，在政治多元化的理念指导下，将反对派势力纳入以国王为领导核心的政治话语体系中。

政府通过阿拉伯化的语言政策，化解政治危机，缓解社会矛盾，该政策被视为是促进阿拉伯国家团结和摩洛哥独立的重要举措。

独立后的不同语言的地位差别体现出了社会层级的差别，已然成了族群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

语言之间的紧张关系即是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如果关系恶化会刺激身份认同的分化，会对国家建设有消极的影响。

所以要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就语言问题达成全国共识，才能加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为政权稳定和国家发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阿拉伯化语言政策有效地团结了摩洛哥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维护了族群和谐和社会稳定。

摩洛哥前任国王哈桑二世和现任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大学期间，都学习的是法律和政治专业，所以深谙法律权威对君主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意义。

《宪法》实际上体现的是国王的最高意志，如《宪法》第19条规定，“国王是信士的长官、国家的最高代表、国家统一的象征、国家永世长存的保证。

国王是公民和社会团体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者。

他在真实疆界内保卫国家的独立和王国的领土完整”。

此外，两位国王都意识到重视和普及阿拉伯语是维护国王的权威性和执政合法性最重要的措施。

但是对于摩洛哥国王来说，国家治理始终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做好维持王权、实现民主与维护国家稳定三者之间的平衡。

穆罕默德六世继位以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选择延续哈桑二世国王时期的政治多元化政策，①但是与哈桑二世对反对党实施强硬打击政策不同，穆罕默德六世更加注重用较为温和怀柔的政策影响反对党，并包容各种不同意见。

在这一背景下，语言政策也开始向多元化发展，这也是2011年宪法会增加阿马齐格语为官方语言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

在建设现代国家的同时，执政主体需要不断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消除执政危机，在这一过程中，执政主体的包容性和多元意识不断增强，并逐渐意识到必须寻求一种长期有效的多元化策略。

也正因为此，摩洛哥才能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浪潮引发了如“2.20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之后做出快速反应，尽量降低社会动荡的风险。

实际上，摩洛哥的政治体系在阿拉伯之春前已经开始政治转型，并将包括伊斯兰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力量纳入国家转型计划之中。

这使得摩洛哥能够和平解决国内冲突和推动渐进性变革。

②当前的语言政策就是改革举措中的重要一环，从文本上看，是将阿马齐格语列为官方语言，重视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及其多样的文化传统，对外语和外国文化持开放态度；而通过分析执政主体的治理需求，可以明确这一语言政策是执政主体对包容性和多元主义的实践，其实际目的是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和谐，符合当时突出的社会诉求，在解决语言问题的同时，安抚了少数族群的情绪，解决了社会矛盾，化解了政治危机。

①张玉友：《当前摩洛哥国内政党形势:分裂与崛起》，《当代世界》2018年第4期，第64页。

②Ashraf Nabih El Sherif,“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PJD):The Question of Democratic Islamism in Morocc”,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66,No.4,2012,pp.66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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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化语言政策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身份认同源自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紧密互动，包括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民族关系等。

身份认同具有一种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功能，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社会制度、文化状况和环境的改变而被不断地建构、塑造出来，即温特所说的“身份习得”（Learn-ing Identities）。

①
从语言学的视角看，语言是一种思想的驱动，是一种重要的思考和感知方式。

阿拉伯语既是阿拉伯民族语言，又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语言。

在阿拉伯语成为母语后，摩洛哥人思维方式开始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从此，摩洛哥人一致认可阿拉伯伊斯兰的身份认同。

自公元8世纪伊德里斯一世建立阿拉伯伊斯兰帝国起，摩洛哥就一直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并延续至今，各代国王都宣称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以及“信士们的长官”。

②所以，伊斯兰身份通过宗教信仰根植于每一个摩洛哥穆斯林心中。

因此，从历史发展来看，阿拉伯伊斯兰身份具备自然性和合理性。

在保护国时期，摩洛哥国家以宗主国语言为官方语言，即实施殖民化的语言政策，而独立后则采取阿拉伯化的语言政策，随着语言政策的转变，国家认同由法国和西班牙属地认同向现代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认同转变。

摩洛哥政府通过采取阿拉伯化语言政策，实现了文化同质化、强化了阿拉伯认同，加强了共同历史情感；通过推广阿拉伯语，弘扬了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重新强化了摩洛哥人的阿拉伯伊斯兰身份。

由此可见，摩洛哥的语言政策，尤其是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一直是建构和强化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

在国家独立后，阿拉伯化语言政策的确强化了国家认同和阿拉伯民族认同，“将确保摩洛哥的文化统一，增强阿拉伯和伊斯兰的身份认同。

”③民族国家的构建既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结合的过程，也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

④但是进入21世纪后，泛阿拉伯思潮的影响几乎消失，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强度和持久性都有所弱化，“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2007年的调查显示，在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仅有34.1%的民众认为自己是“摩洛哥人”。

⑤在母语建构身份认同的层面，因为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是摩洛哥阿拉伯语方言，其与阿拉伯语普通话差别很大，其他国家阿拉伯人很难理解，这也影响了摩洛哥人在阿拉伯世界的融入和同化，语言层面的地区认同不断弱化。

2011年，摩洛哥语言政策再一次转变，《宪法》明确规定了双官方语，随后教育语言政策也向多语化转变，既重视普及双官方语，也积极发展多种语言。

多元化的语言政策有三个主要目的：首先是管
①汪长明：《马格里布地区一体化:进程与前景——地区认同的视角》，《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9页。

②Marvine Howe,Morocco:The Islamist Awakening and Other Challeng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125-126.
③Aomar Bourn,“The Political Coherence of Educational Incoherence:The Consequences of Educational Spe‐cialization in a Southern Moroccan Community”,Anthropology&Education Quarterly,vol.39,2008,p.9.
④想象的共同体，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创造以分析民族主义的概念。

想象的共同体不同于现实共同体，现实共同体是建立在成员之间每日面对面的互动。

他提出一个解释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

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

安德森相信民族是社会建构的共同体，是由认知他们自己是团体一分子的人们之想象所建构而成。

参见许纪霖：《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6期，第92-94页。

⑤张楚楚、肖超伟：《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马格里布地区现代国家构建》，《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5期，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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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婧姝：语言政策与摩洛哥现代国家的建构161
理多样性的语言，如弗朗西斯·格林（François Grin）指出，“语言政策的根本使命是多样性的管理，因为在多语社会，语言问题都围绕多样性和生存空间展开。

”①目前的语言政策稳固了阿拉伯语的第一地位，强调了阿马齐格语的官方地位，还鼓励学习外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有助于保护摩洛哥古已有之的语言生态多样性。

第二个目的是解决语言问题，处理语言之间的矛盾。

约书亚·亚伦·费什曼（Joshua Aaron Fishman）提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是有组织的寻求解决语言问题的方法，一般是国家层面的行为。

”②理查德·D·兰博特（Richard mbert）认为，“在两种或三种语言处于积极竞争状态的国家，语言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好这些语言的矛盾，许多民族国家在它们的宪法或语言法中认可两种官方语言或国语，以便从形式上和法律上划分国家的社会语言空间。

”③从这点分析，摩洛哥政府增加阿马齐格语为官方语言，即增加阿马齐格语的社会空间，有助于解决语言矛盾。

第三个目的是维护语言生态的良性互动。

有学者指出，“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仅局限和封闭在本民族狭隘的生活空间里，就会丧失与时俱进的发展力和创造力，从而逐渐趋于衰落和消亡。

”④目前的语言政策，是探索摩洛哥多语共存的有效途径，尽量避免双官方语的政策可能引起的摩擦。

《宪法》在序言部分规定：“摩洛哥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团结和民族多样性，国家属性由阿拉伯伊斯兰、阿马齐格、撒哈拉哈桑尼共同构成，富有非洲、安达卢西亚、希伯来和地中海特性。

摩洛哥身份具有伊斯兰教神圣性，并将宗教属性置于首位。

摩洛哥人民的价值观是开放的、温和的、宽容的，愿意与世界所有文化和全人类文明之间展开对话、相互理解。

”《宪法》正文规定：“阿拉伯语仍是国家的官方语言。

国家致力于保护和发展阿语并开发阿拉伯语的用途。

同样，阿马齐格语也是国家官方语言，坚定认为阿马齐格语是所有摩洛哥人的共同财富。

制定实施细则，建立监管机制，奠定阿马齐格语的官方地位，并将其纳入教育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使其履行官方语言的职能。

”还要求“要保护代表摩洛哥文化的各种语言和表达的权利。

国家重视语言政策和国家文化的和谐共处，重视学习和使用国际最通用的外语，并将其作为与知识社会交流、影响和互动的工具，对不同文化和时代文明持开放态度”。

文化是群体内部成员彼此认同的核心，建设共同文化即是建构一致的身份认同。

由于部落制度的历史渊源，摩洛哥人对血统和谱系的认同超过领土，对语言和习俗等本土文化的重视超过法律。

⑤在历史上，家族认同、部落认同乃至地域归属感普遍高于国家认同。

摩洛哥执政者一直在努力地通过实施语言政策，借助语言在认同建构层面的重要作用，建构有利于国家团结统一的国家认同。

当前的多元化语言政策，受到民主平等和多元化思想的影响，依托文化多元的历史根基，挖掘包容性强、多文化共存的国家特性，强化宽容和多元的国家认同，是摩洛哥政府又一次努力和尝试。

四、语言政策变迁与少数民族认同的转变
国家是民族的显性的政治组织形式，民族是国家隐性的文化实体内容。

⑥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语言使用者逐渐认识到，语言权利与其经济、社会、政治利益息息相关。

少数
①Jamses Tollefson,Planning language,planning inequality:Language policy in the community,London: Longman,1991,p.77.
②Howard Giles,ed.,Language,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London:Academic Press,1977,pp.16-53.
③Richard mbert,“A scaffolding for language polic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vol.137,1999,pp.23-24.
④李宁：《摩洛哥官方语言政策变迁背景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3期，第83页。

⑤参见张楚楚、肖超伟：《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马格里布地区现代国家构建》，《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5期，第86页。

⑥张践：《国家认同下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中国民族报》2010年2月2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