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唱片70年(上)

柴俊为
〃中国”戏曲唱片70年（上）
中国唱片的戏曲旧片再版是持续的、大量的.而且每个阶段呈现着不同的特点。

这固然是戏曲经典宜于反复欣赏的特性.造成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同时也取决于中国唱片厂占据的资源优势。

“中国唱片”品牌的前身为“人民唱片”“中华唱片”和“红唱片”。

其戏曲片的出版是在上海原有的唱片工业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从设备、技术到节目内容，都充分借助了原有产业的基础，推陈出新，不断壮大。

丰富资源
中国的唱片产业发端于戏曲。

1949年以前，中国的唱片生产、出版企业绝大多数集中于上海，尽管这些企业多为外资或中外合资，但是戏曲节目一直在唱片出版中占有最大的份额，是华语唱片最主要的内容产业。

中国唱片社1964年刊印的《库存旧唱片模版目录》，收录了原百代、胜利、高亭、蓿开四家著名唱片公司留存国内的模版目录，目录正文共282页，戏曲曲艺目录占200页，乐曲、歌曲及其他节目合计仅82页。

更不论模版未归中国唱片社的长城、国乐、开明等公司，它们在中国的业务均主打戏曲唱片。

中国唱片厂1的前身是原来上海的三大唱片公司，即国资大中华、英商百代和美商胜利，另外有两家以出版戏曲唱片为主的德国公司高亭、蓿开，在上海没有工厂，由百代公司代工，2所以，这五家唱片公司1924年以后的模版都集中在上海。

其中，大中华的大批模版，1949年由人民唱片再版过一小部分“36”系列之后即销声匿迹。

中国唱片社编辑刊印的《库存旧唱片模版目录》亦未见著录。

其去向传说不一。

之后中国唱片再版的少量大中华旧片均为唱片复制。

百代现存中国的模版为1920年后录音的钢针版，极少量法商时代的钻针片后来翻制过钢针的模版也在其中，如谭鑫培1913年录音的《四郎探母»,1959年被选入《谭鑫培、刘鸿升唱片选》再版。

胜利唱片1924年在华重组后录音的模版多在中国，还有二三十年代再版过的一部分清末片和1915年录音的模版也在其内，如孙菊仙的《忠臣不怕死》，谭鑫培「金秀山、"王长林1908年录制的《田单救主》《秦琼卖马》《洪羊洞》等均由红唱片再版后，中华唱片、中国唱片又多次重印。

蓿开、高亭两家清末来华录过大量戏曲唱片，但当时都是运往德国制版生产，再运来中国销售，故这部分模版不在中国，存在百代代工的模版为二十年代在华重组后的录音。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之后，分别以接管、公私合营、租赁等方式兼并了大中华、百代、胜利三家唱片企业，最终组建了上海中国唱片厂。

中唱因此获得了上述几家公司的全部模版资源，为中国唱片的戏曲片出版奠定了丰厚的基础，也保存了中国戏曲文化的一份重要遗产。

双管齐下
1949年5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下令接管了位于虹口区大连路的大中华唱片厂。

多年来一直有传说，大中华原是中日合资企业，“由于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生产效率很低，基本处于停车状态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以后，大中华就已经是华资企业。

为应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连日籍技术人员也全部解雇。

°1947年，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出资接盘，重组“大中华唱片厂”。

'到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时，大中华唱片厂是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属下的“公营之教育性宣传机构”。

这是人民解放军一进上海，军管会就立刻接管该厂的根本原因。

集思
大中华唱片厂被接管后，立即投入录音生产。

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华东局商定，将大中华唱片厂与广播器材修造所合并，重组为人民广播器材厂。

九949年7月1日起发行以光芒四射的五角星下站立工农兵三人像为商标的“人民唱片”。

当年即录制发行了数种代表新时代精神的戏曲唱片。

代表作品是华东平剧团演唱的《三打祝家庄•三打》成套唱片，共11张22面粗纹片，模版号、目录号仍沿用大中华的38系列。

根据片号判断，该套唱片的头一张38223AB应该是新中国的第一张戏曲唱片。

《三打祝家庄》是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亲自指示新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根据他在《矛盾论》中对《水浒传》上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创作的剧本，91945年2月，在延安首演。

1945年3月，毛泽东在给编剧之一的任桂林信中写道：“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

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华东平剧团原属华东军区政治部，随军南下进入上海，即在天蟾舞台演出《三打祝家庄》。

"该剧曾由周恩来的堂弟、梅派票友周恩霉担任艺术指导。

该年录制的其他戏曲唱片不多，计有高元钧的山东快书《武松赶会》以及沪剧《骆驼祥子》《私生子》等。

与此同时，该厂还原封不动地再版了一批大中华的36系列旧版，计有京剧：马连良的《六岀祁山》《击鼓骂曹》《取南郡》《借东风》《甘露寺》，陈大漫的《沙桥饯别》《战太平》，王吟秋的《红拂传》《鸳鸯冢》，金素琴的《打金枝》，叶盛兰《罗成叫关》，金少山《牧虎关》《盗御马》；昆曲：沈传芷的《白兔记》《慈悲愿》，张传芳的《西厢记》；越剧：范瑞娟的《洛神》《梁祝哀史》，傅全香、高剑琳的《马婉容激夫》《李香君》等。

尽管数量不多，编辑方式也过于简单，但是，人民唱片这种一边录制新人新作，一边不断复制、再版旧片的“双管齐下”模式始终贯穿在新中国戏曲唱片生产的全过程，也是戏曲唱片出版的独有特色。

直到“文革”爆发才被中断。

经典重现
中国唱片的戏曲旧片再版是持续的、大量的，而且每个阶段呈现着不同的特点。

这固然是戏曲经典宜于反复欣赏的特性，造成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同时也取决于中国唱片厂占据的资源优势。

1950年12月30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对胜利唱片公司实施管制。

1951年6月华东工业部将其厂房、设备、模版作为股资与资本家颜鹤鸣、钟德霖筹设开办公私合营上海唱片制造有限公司，出版著名的“红唱片”。

"红唱片即大量翻印原胜利公司的戏曲
旧版，片号6996-7253范围的戏曲再版片均为胜利原版。

京剧最多，计有王又宸、王少楼、言菊朋、李吉瑞、时慧宝、林树森、金少山、尚小云、姜妙香、萧长华、荀慧生、高庆奎、梅兰芳、谭富英、程砚秋、谭小培、贾福堂、吕慧君等人的唱片；其他戏曲、曲艺有：昆曲的郝振基，评剧的李宝珠、王锡瑞、花艳玲、陈凤娥；乐亭影的李秀、康雅亭、王瑞亭、齐怀；河北梆子的小香水、云笑天；山西梆子的九岁红、毛毛旦；滇剧的云回老人、束成之、筱黛玉；
川剧的白玉琼、唐广体、黄佩莲、青河君，扬州小曲的李伯樵,京韵大鼓的刘宝全、小黑姑娘；四川琴书的德娃子（李德才）；河南坠子的乔清秀、程玉兰，奉天大鼓的朱玺珍,梨花大鼓的筱艳芳等人的唱片。

“红唱片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华东工业部下令停办，1953年并入上海中国唱片厂。

1951年，停工已久的英商百代公司发生劳资矛盾，职工强烈要求复工，华东工业部通过总工会组织“复工委员会”与英商交涉，于1952年1月达成租赁协议。

1月5日在原百代公司旧址挂牌成立“华东工业部上海唱片公司”。

”出版商标为天安门的“中华唱片”。

据《中国的唱片事业》一文载：“上海唱片厂"建厂最初两年多，没有正式的录音、编辑机构，只在录音间有一些工作人员编录节目。

这个唱片厂生产唱片，主要是用《红唱片》的母版，翻印百代戏曲唱片”。

”此处显是误记，“红唱片”合营的是胜利唱片公司，中华唱片、中国唱片再版的红唱片
《三打祝家庄》
12
翻印版全部都是胜利旧版。

同时，因为胜利唱片绝大多数开头都没有“报头”，不显示旧版标识，易于再版，人民唱片1954年自己再版戏曲片也多选胜利旧版。

有些直接用旧版压片，模版号即为胜利旧号。

如：言菊朋的《朱痕记》、王又宸的《李陵碑》、林树森的《战长沙》、郝寿臣的《夜深潘洪》《法门寺》、金少山的《取荥阳》《大保国》《锁五龙》《草桥关》以及与李多奎、姜妙香等合唱的全本《打龙袍》等。

胜利唱片仅1936年这一期大部分录音有“报头”，如：“XXX演唱《XXX》，胜利出品”，人民唱片则采用复制再版的方法，删去了“报头”。

如1953年再版的评剧旧片，芙蓉花的《昭君出塞》《李香莲卖画》等。

限于编辑条件，50年代初的旧版复制比较简单，
仅为满足一般的欣赏需求，随意性较强，缺乏文献性、系统性。

选择曲目重在把握舆论导向。

据记载，红唱片翻录的旧唱片须直接把样片送到中央文化部审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戏曲的改造工作已经开始。

194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提出把传统戏曲划分为“有益、无害、有害”三大类。

指出前二类“不加修改或稍加修改即可演出”，而有害类，“包括一切提倡封建压迫奴隶道德的（如“九更天”“翠屏山”等），提倡民族失节的（如“四郎探母”），提倡迷信愚昧的（如舞台上神鬼出现，强调宣传神仙是人生主宰者等等，至于一般神话故事，如孙悟空大闹天空的戏，则是可以演的），以及一切提倡淫乱享乐与色情的（如“游龙戏凤”“醉酒”等），这些戏应该加以禁演或经过重大修改后方准演出。

”禁演的范围相当广。

1951年5月5日周恩来签发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重申“目前戏曲改革工作应以主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对其中的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法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改。

必须革除有重要毒害的思想内容，并应在表演方法上，删除各种野蛮的、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侮辱自己民族的、反爱国主义的成分。

”尽管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关于哪些是传统剧目中的“人民性”，哪些是“封建性”，戏曲界一直争论不休，禁演的尺度也时松时紧，多次反复，但是，旧戏的思想内容一直是演出、出版中的一条红线。

像程砚秋最受欢迎的剧目《锁麟囊》此前一直被禁演。

1954年作了大幅修改，程先生试演一次后，再也不愿演出。

而他1942年在百代灌制的3张《锁麟囊》唱片，迟至1958年才重印再版。

梅兰芳与谭富英的《四郎探母》也是到1962年编选《梅兰芳唱片选集》时才得以再版。

这两种唱片的模版状况都非常好，再版是直接以原版印制的。

此外，对演员选择的尺度也较严。

京剧界最负盛名的老生马连良于1948年去了香港地区演出，一直未回大陆参加国营剧团。

马连良是过去录制唱片
中国"8片我他选
最多的老生演员，数量与梅兰芳不相上下。

但是，除了1949年人民唱片厂建厂之初再版了几张他的大中华片之后，始终未再版马的任何唱片，直到1955年他回大陆参加北京京剧团之后才开禁。

1958年6月170,中国唱片社正式成立，统一管理唱片的编辑、出版、发行。

同年9月密纹唱片试制成功，同时专业开盘带录音技术也日益成熟，为老唱片的选编出版创造了制度和技术条件，旧片再版的系统性、学术性逐渐提升。

1959年中国唱片出版了中密纹片《谭鑫培、刘鸿升唱片选》《周信芳唱片选》《高庆奎唱片选》《金少山唱片选》《刘宝全唱片选》等艺术家个人专集，均为旧片再版。

选片范围从初期局限于胜利旧版逐渐扩展到了百代、禧开、高亭的模版，甚至复制再版了少量长城、开明的I日唱片。

与早期简单的重印相比，编辑意图逐渐呈现，开始有了对版本的选择和唱段的剪辑修正等处理。

如，金少山的《连环套•盗御马》有两个版本，1927年大中华版，曾由人民唱片重印过，这版嗓子好，调门足，唱得款式，而且存有模版，音质好，但是《坐寨》缺末一句散板，《盗马》只录了前半段,1932年长城版，《坐寨》词句完整，《盗马》则录全了后半段，但降了调门，且为求词句完整，越唱越快，略显草率。

编辑以大中华版为主，补以长城版的词句，保存了金少山《坐寨•盗马》的唱段全貌。

唯憾限当时的剪辑条件，前后调门不一。

中国唱片再版旧片多集中于京剧，其他戏曲曲艺很少。

这除了京剧的影响力和市场需求原因外，恐怕还跟剧种的历史发展与演员状况有关。

以“四大名旦”为代表的京剧第二个高峰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前，代表性唱片存留丰富。

1960年4月13日至6月17H,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

文化部副部长齐燕
IB
集思
铭在总结报告中对戏曲改革的方针和剧目政策作了 明确的表述：“我们要提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 史剧三者并举。

既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整理改
编和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创作新的历史剧目。

”继而又指示中国唱片社，“要
抢救传统戏”。

2345678901234516 17 8 1962年齐燕铭亲自主编，计划出 版系列的《中国戏曲曲艺唱片选集》。

据现存的模版 目录，似乎只出版了京剧的几个名家选集，包括《梅
兰芳唱片选集》《程砚秋唱片选集》《余叔岩唱片集》 《周信芳唱片选集》“等，除《程砚秋唱片选集》为
50年代新录音外，其余三种专集均为旧版选编。

这
三种专集的编辑是中国唱片重现经典的里程碑作品， 为后世同类作品的编选出版确立了规范。

[1]
从1950年到1955年1月1日.SffiTSt 次改组.更名利来回UKS.唱片
厂终于回到上海.定名为中国唱片匚幅片晶牌也由人民唱片.红唱片.中 华唱片统一为■■中国媚片：直到1979 ¢.这25年间.由国唱片一直是全 申国唯一的唱片an*.
[2] 《当代中国飾广播电视》编辑部选編.中国的盾片出版事址[M],北京：北京
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5.[3] 原版卖为谭小培演唱.红唱片再玫作~谭鑫培；[4] 原版書名-金少11T 无演.红唱片再版S!当然改为■■金秀Ilf.[5] 王巨.申国唱片五+年[J].中国电于商情(视听博览).1999(7):89[6] 犬中华国声唱片公司沿草及宣盲[N].申报.1931-11-28.[7] 《当代中国飾广播电观》编辑都选绵.中国的唱片出版事址[M],北京：北京
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16.
[8] 中国唱片百年[J]冲国唱片,2004(6):4.[9] 魏晨旭■ "WHT 平剧苹命的道路"——《三打锐家庄》飼创作是在毛主席
指示下进行的[J].人民戏剧,1978(12).
[10] 任挂林.《三打祝家庄》创作回忆[J].我剧报.1962(5).
[11] 徐幸杰,套世成.上海京剧志[M],上海：上海丈化出版社,1999:346.
[12] 《当代中国飾广播电视》编辑部选編冲国的唱片出版事也[M]. it 京：北京
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20-21.
[13] 《由国冷唱片出版事址》原始资料稿木P71-72.由由唱上海公司老取工宋
玉田.叶鹏年.干保康.吴!8、王龙海提供资料.[14] 1952年成立华东工址部上海唱片公司.1953 回上海人民唱片厂.
[15] 《当代中国曲广播电规》编辑部选S-+国飼唱片出版事址[M].北京：北京
广播学院出版|± .1989:21.
[16] 《当代4＞国曲广播电视》编辑都选绵.中国的唱片出版事址[M],北京：北京
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21.
[17] 吴小如口述.上海东方卫观公益媒体中心《绝版赏析•京剧票友》泵列专题片.
2007 ¢.
[18] 《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一书芳唱片选》.《高庆奎《8片金
少山唱片选》筹.根据模版号判断,比三片SiS 1959年编辑出版的由密纹片. 非lit 系列.
这几个选集的选片颇具识见。

《余叔岩唱片集》 唯剔除了“小余三胜” 1909年录制的“两张半” BEKA 唱片，了却了余氏“悔少作”的夙愿，而余叔岩拜
谭鑫培以后录制的全部唱片则一并收入，实是余氏 所谓“十八张半”的全集。

此集由北京大学吴小如
参与策划。

其中，百代、高亭两期以模版复制，长城、 国乐两期则以唱片复制，唯《八大锤•说书》一段 念白，百代初版为钻针片，1930年之后，未能与其 他6片一起翻制钢针模版再版，故此“半张”乃以 吴小如所藏之钻针片复制，音质略差。

又此时正当
剧目政策宽松之时，多年来广受争议而禁演、禁播
之《一捧雪》《四郎探母》《乌盆记》诸片均得以岀版。

包括《梅兰芳唱片选集》中，《四郎探母》连《回令》
一片也一并收入,反而是1984年中唱重编这套唱片， 更名为《梅兰芳唱腔选集》，竟将《回令》挖去，补
了一段《洛神》。

旧版唱片的文字说明，包含信息极其有限，片
芯一般仅录演员与剧名。

这套唱片集的编辑开创先 河，也可以说是制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范，即对老
唱片上原本没有的信息，诸如录音年代、琴师、鼓
师等，都作了细致的调查考订，包括对原有剧词也 一一校订。

尽管限于当时的文献条件，有些年代的.
考证尚欠精准，然“虽不中，亦不远矣”。

此举对研
究京剧声腔的发展，流派演变的历史都大有裨益。

旧版复制至此不再是简单的重印，而具备了相应的 学术性，凸显了原版隐含的文献价值。

此外，这套选集的剪辑亦具匠心。

粗纹唱片因 容量关系，比较长的唱段须分成两面或数面唱片。

而翻面开头伴奏往往只能重启长过门，与舞台演出 很不一致，连起来，听觉上也比较奇怪。

这套唱片
选集的大密纹片对此作了精心剪辑，使翻面处的过 门基本恢复了实际演岀的路数。

且绝大多数剪得天 衣无缝，既改善了听感，也避免给后人造成误解。

1963年1月，柯庆施在上海提出了 “大写十三
年”的口号，主张“厚今薄古% 1964年6月到7月，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

“三并举”方 针受到挑战，戏曲创作、演出的重点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

然而，1965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 中国唱片社却推出了一大套以系统整理京剧老唱片
为主的《京剧资料唱片》，同时发行78转粗纹片和
33.1/3转的密纹唱片。

这套资料片以中国戏曲研究
所整理记录的《京剧唱腔》曲谱丛书为蓝本，实际
就是丛书的唱片版和扩充版。

以行当分类，分《京 剧老生资料唱片》《京剧旦角资料唱片》《京剧小生
资料唱片》《京剧武生资料唱片》《京剧旦角资料唱片》
《京剧老旦资料唱片》《京剧净角资料唱片》《京剧丑 角资料唱片》8个系列，全面梳理了自唱片输入我 国60年来的京剧唱片资料，取精用宏，以声音再现 了一部京剧演唱艺术发展的简史。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戏曲唱片集成，也是老唱
片的最后一次亮相。

再见，则在十年以后了。

作者上海东方卫视中心七彩戏剧一级导演.制片人
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