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俞孔坚：梦想城市新桃源

对话俞孔坚：梦想城市新桃源
作者：暂无
来源：《绿色中国（B版）》 2011年第1期
□ 文/本刊记者张小云
去年10月底，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对外宣告成立，俞孔坚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作为他的弟子，记者在电话里向他表示祝贺，并告诉他，我们《绿色中国》杂志准备开辟对话栏目，就生态环境、低碳生活、资源利用、大地布局等话题，通过系列对话的方式，深入探讨我
国绿色社会、绿色经济构建进程中的部分读者关心的话题。

没想到，俞老师对这一提议当即正
面回应：很好，没问题！
打铁趁热！不出一周时间，记者便来到北大科技园俞教授的办公室。

见面后记者就问俞教授：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成立应该算是您推动景观设计学科的一个重要成果，原来的
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是不是就“自动升格”而不复存在了？俞教授回答说，总的平台改变了，但
研究院和原来的北大建筑研究中心都保留下来了，成为新成立学院的下属机构。

他还告诉记者，北大建筑与景观设计两个学科发展到今天，最终整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新的发展平台，这是
学科发展的一个重大进展，完全得益于校方和各界的支持和积极推动。

来见俞教授前，记者读到俞教授在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成立大会上一段很动情的
讲话。

他说，让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在百年北大校园内得以登堂入室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源于我们关于对世界和中国人居环境的忧患。

在俞教授看来，北大的诞生一开始就是跟我们民族负重前行的命运紧密相联，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一直是北大发展的原动力。

我国当前面临众多挑战，这就要求大家要敢于大胆探索应对策略。

他说，这就是成立新的学院的“使命”，并且是全体中国人的使命。

于是，第一次跟俞教授的对话，就从“挑战”谈起……
记者：俞老师，您认为这个世界面临许多挑战：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过程，大量的世界性难
题因它而生；资源危机；全球化引起的世界问题日益复杂化；新价值观的冲击；等等。

这些挑战，在您看来，跟城市化都不无关系？
俞孔坚：第一大挑战就是史无前例的城市化。

这是全球性的大问题，更是中国五千年来最
大的问题。

以北京为例，北京在过去30年内，城市的面积扩展了7倍，人口翻了1倍。

中国既有的建筑面积已有400亿平方米，每年还将新建20亿平方米，新建筑面积量占全世界的50%，
水泥和建材的消耗量是全世界的50%，这何等巨大的数目，对建筑、城市和景观等领域是何等
巨大的挑战！
我们国家每年有1500万人涌入城市，近乎于澳大利亚一个国家的人口总和。

未来的10～
15年之内，将有60-70%的中国人口居住到城市。

我们的大地景观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变。

记者：城市化进程中，大家看得比较难受的，就是大地被破坏了。

大地被破坏了，我们需
要“重整河山”吗？
俞孔坚：当然要重整。

建筑和景观设计，就是重整河山、营造家园的学问与艺术。

在这五
千年没有过的城乡环境巨变中，难道还有比重整河山、营造家园更重要的事吗？当然没有。

问题在哪里？建筑史学家们和我们广大从业人员常常以鲁班为祖师爷，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错了！是大禹而非鲁班！大禹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祖先，他不仅是最早的、也是中国历史
上最伟大的景观规划设计师，也是最伟大的城市规划设计师和建筑师。

正是他，“左准绳，右
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令益予庶稻，可种卑湿。

”我们要继续
完成的，是大禹的使命。

记者：我们现在占有世界22%的人口，却只拥有世界7%的淡水资源，而其中的75%已经遭
受严重的污染；我们有600多个城市，但有400个城市是缺水的；我们只有世界9%的耕地资源，而五千年的过度开垦，已经使整个中国成为一片棕色土地，生态系统严重破坏，缺乏生机，我
们过去50年内已经有50%的湿地消失了。

这一切，就是俞老师您所指的第二大挑战——资源危
机吗？
俞孔坚：对。

第二大挑战就是空前紧张的人地关系与资源环境危机。

如何在这样的国土和环境下继续生存下去？这是关于民族生存的大问题。

如何通过科学合
理的国土和生活空间规划与设计，使我们环境和建设得以持续，那我们就能完成又一个重大使命。

记者：全球化带给世界的应该是利大于弊。

您所认为的第三大挑战，包括全球化引发的哪
些问题？是移民浪潮问题？是民族问题？是文化冲突问题？
俞孔坚：你所担忧的问题，其实就是全球化带来挑战的一部分。

如果资源与环境危机威胁
到民族生存的话，全球化自然就触动民族身份问题。

为什么？因为文化身份决定民族存在的意义。

我们所处的城市，看到的建筑和景观，你将它理解为民族的身份证并不为过。

她是民族身
份最直接、全面的和最宏大的表征。

记者：我们该以什么样的立场，来创造我们民族新的身份呢？
俞孔坚：在全球化背景下，在过去100多年的社会巨变中，尤其是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我们旧的文化身份正在消失，而新的文化身份有待建立。

这个身份是什么？是古
典西方的帝国？还是封建的中国古典？或是帝国的现代西方？或是侨眷打扮的异国他乡？我们
难道不需要有一个当代的、人文的、更绿色的、民主而科学的、现代文明的中国文化身份吗？
我们将以什么样的立场，通过怎样的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在全球化的今天，为13亿人民定义一种当代的民族身份？
记者：呵呵，俞老师您真是一位修辞专家。

从您的反问中，就能知道您的答案。

有了新的
身份，人就会有新的变化，就会出现所谓的新伦理、新美学、新生活？
俞孔坚：是这样，大家也可以反过来看，我们的物质空间孕育着相应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培育着相应的生活方式。

我把过去30年的城市化称之为“小脚主义城市化”，这是旧的美学和旧的价值观指导下造城过程。

中国有非常悠久的、臭名昭著的裹脚历史，尽管我们已经放弃裹脚已近一个世纪，但
是它的价值观仍然顽固地影响着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城市建设。

看到我们的文化是如何界定
“城里”和“乡下”的：我们把丰产稻田、果园和鱼塘当作粗野的乡下——没有品味的、大脚
的农村女孩；而相应地，我们毁弃丰产的农田、果园和鱼塘，建造光鲜而娇嫩的草坪、只开花
不结果的园艺花卉和养满金鱼的汉白玉水池——当作高品位的、小脚城里的姑娘。

当然，这种
小脚文化也不光在中国如此，全世界都有同样的文化，如玛雅的贵族把自己头颅压扁、整成畸形，以有别于普通大众的健康和天然。

记者：俞老师您的这些思想我们是比较容易领会的。

那些生机勃勃的桃花源景观，有稻田、鱼塘、果林，一旦进入城市，被营造成城市园林，稻田便消失了，变成了观赏的花卉与草坪。

您常提到的那种畸形的景观、小脚景观时常可见。

前年我去昆山参加一个活动，主办方带我们
去参观一个新农村试点村。

在那里我遇上一组村民正在为村里种植的西洋草坪除草。

他们所除
的是当地的野草，我看了一阵阵发笑。

外来草它哪长得过本土的草？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道理，农民应该最知晓。

我还看到，这个村的河道被砌上了水泥。

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就这样糟
蹋水乡原有的自然之赐呢？
俞孔坚：你看到的问题，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

看看现在是如何用同样裹脚的艺
术来包裹城市，就象你看到的那样，江河大地所有的河道都用水泥进行裁弯取直并栏上大坝，
河流就此完全失去原有的功能；我看到的新农村建设中有用汉白玉把河流雕琢成像北京紫禁城
的金水河一样，因此决策者们认为这样高雅。

这种主导思想下，一条条乡村溪流因此失去了勃
勃生机，变成小脚的景观；再看看我们城市中的建筑——那些奇形怪状的所谓标志性建筑，我
们就知道建筑师们是如何压扁我们的头颅，来定义我们的城市性和城市化的；更有甚者，我们
乐此不疲地扭曲我们的身体——将功能的建筑变成诡异的雕塑——来展示我们所谓的高雅的城
市文化和文明，并为此不惜耗费并不需要耗费的钢材和巨大的维护成本。

当今的中国，小脚城
市主义泛滥已成灾害。

记者：城市不能依靠小脚美学，农村也一样。

解决这些基于环境与生态忧患，城市与乡村
形成了新伦理、新美学，这样的新生活将是大家期待的。

俞老师，当绿色充满城乡，您心里将
是怎样一幅画卷！
俞孔坚：我一直梦想这样的新桃源：我们梦想央视大楼这样的建筑如何成为立体农场，楼
上种蔬菜，楼下养猪，地下室可以长蘑菇，楼顶和楼间可以发电；我们梦想我们国家体育场能
成为丰产的、美丽的、生机勃勃的国家菜市场；当然我们更梦想天安门广场有朵朵葵花向太阳。

我们梦想绿色的城市、丰产的城市、生机勃勃的城市、美丽的城市。

俞孔坚 1995年获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1997年回国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

回
国后，通过他的努力，促成了景观设计师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并推动了景观设计学科在
中国的确立。

现任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

8度获得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设计大奖
杰出设计奖；2度获得世界建筑节世界最佳景观奖；2004年获第10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2005获首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杰出创业奖”等。

出版著作17部，发表论文2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