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路遥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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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路產的一段往事

2018年12月180,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大会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锋”人物。已故陕籍作家路遥名列其中，各种传媒纷纷作了报道，路遥又一次成了新闻热点。这也勾起一位曾任延川县委书记马晔对往事的回忆。他的回忆和他推荐给我们当年路遥获奖后、回延川与县里的文艺工作者座谈时的讲话录音稿，是我们研究路遥，学习路遥的重要史料。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1991年3月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同年5月6日，我作为新任的中共延川县委书记，随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勋仓同志，正式去延川县宣布报到。5月23H,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9周年座谈会。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我作为新任县委书记，就如何进一步繁荣延川的文艺创作和对延川文艺工作者的希望讲了意见。我当时提出，“路遥虽然生在清涧，但是在延川长大的,他的处女作也是在《山花》上发表的，《山花》是他获得文学成就的摇篮。路遥这次荣获茅盾文学奖后，省上高规格地表彰了他，作为我们延川，不应该沉默，更不应该冷落。县上应该在适当的时间，邀请路遥回来，为他召开一个庆贺大会。”我的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响应和赞同。

1991年9月5日上午，我专程前往西安省作协大院路遥家拜访了他。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代表延川县委、政府和全县人民向他荣获茅盾文学奖表示了来自家乡的祝贺，并说县上想在近期内请他回去，召开一个庆贺大会。他说，多次听延安和家乡人说到过我，也知道我的一些基本情况。他为我这个未曾认识的县委书记，能专程登门拜访、请他回县庆贺的诚意所打动，欣然同意9月下旬回延川,召开一个庆贺大会，并和文艺工作者开一个座谈会，也和家乡久别的朋友、乡亲们再见个面，叙叙旧。他还拿出刚岀版的一套三卷集平装本《平凡的世界》,并在每本的扉页上都认真写下了“马晔同志惠存路遥一九九一年九月五日”。这套书我带回延川后，很快就认真读了一遍，深受感染和鼓舞，至今还一直珍藏着。路遥比我大一岁，我们有相同的上学读书、农村劳动经历，两人谈家乡，谈事业，还谈到我正在读的当时很火的写县委书记李向南的长篇小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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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相谈甚欢，相见恨晚。直到中午，我俩在作协大门口的饭馆吃了一顿羊肉泡，握手告别。第二天上午，我去街上的工艺品商店，精心选购了一个用贝壳制作的镶有石英钟的紫红色牡丹花工艺纪念框。我让他们在框内上方写了“庆贺路遥同志《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中间两行写了“故土情深前路遥辉”八个大字，落款为“中共延川县委延川县人民政府一九九一年九月”。

9月26日上午，路遥和他弟弟王天乐应邀回到延川。县招待所门前挂上了“欢迎路遥同志荣归故里”的红色横幅。中午，县上四套班子的领导为路遥举行了欢迎宴会，并和路遥集体合影留念。当天下午，县上召开了“路遥同志与延川县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延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立、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刘阳河、延安报社副总编辑李必达应邀出席。我和县长王林发、分管文化的副县长冯治堂，以及县内的文艺工作者近百人参加。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马树斌主持座谈会。路遥满怀深情地结合他的创作经历，畅谈了他的文学生活、创作经验、人生感悟，和对延川文艺工作者的希望。讲话博得阵阵掌声，使大家深受启发、教育和鼓舞。我至今保存的笔记本上记录有他如下的精彩发言：

他说：“一个人就像一棵树一样，树的枝叶可以向四处伸展，但他的根牢牢地扎在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社会、国家的历史、文化，都不能割裂，它是延续的，继承的，扬弃的，发展的。新的一代人要做出自己的贡献.要敢于超过前人，不管新的目标是否能达到，但总得有个奋斗的目标。”他接着说，“结合起来，谈一下我自己的创作情况。我的第一部获奖作品，是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我翻遍了全国文化革命大量的杂志，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任何一个人，即使是非常狂妄的人，一旦进入大图书馆里，他也会立刻觉得自己是非常渺小的，知识确实是一个汪洋大海。《人生》我一开始写了两次，但是开头写一些，就觉得不行，撕了，停下。直到第三次，觉得可以写了，就行了。一头扎在甘泉招待所，只用21天时间，每天18个小时，就拉完了第一稿。后来，就背上书稿，去陕北跑了一圈，冷静地审视了一遍。我当时的自我感觉是，这部书一出去，不得了！不知会从哪里来，不知会有一番什么议论。高加林的悲剧，严格地可以说，

划分为启示录一类的。搞文学创作，要有自己的毅力，要有恒心，要咬住牙，坚持干下去。《人生》出名后，我面对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有人也提出，路遥可能到头了.再不能超过《人生》了。当时我在城里、家里，热闹得很，正常的生活也被打乱了。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多年来有个习惯，遇到烦恼的事，

就到榆林的沙漠荒滩去，这样可以冷静、清醒，出世脱俗。后来，我猛然想起，青年时有个想法，要成为一个作家，必须在40岁前出一部能立得住的作品。人必须要学习，要思考新的问题，才有可能不被历史抛弃。”谈到今后的想法，他郑重地说：“我现在还在构思几部长篇小说，但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

近期内先考虑单本的小说。多卷集的小说暂时还不行，甚至想写一些言论性的书。”最后，路遥对延川的文艺工作者还提了三点希望：”一是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要用作家和艺术家的眼光来观察生活、积累生活；三是功利思想是创作的大忌。”

一些文艺工作者和孙立副部长也发了言，整个座谈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我最后做了发言，祝贺路遥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欢迎路遥荣归故里，感谢他今天下午为我们分享他宝贵的文学经历、创作经验，和对人生、社会、国家、历史的独到理解和感悟，期待早日实现他宏伟的创作计划，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9月26日晚.延川县委、县政府在影剧院召开路遥（右）和延川县委书记马晔（左）在座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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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县庆贺路遥同志《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大会。县上几套班子的领导，县城的机关干部职工、文化艺术工作者、学校教师等近千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有三项议程，第一项,县委书记马晔讲话,祝贺路遥《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第二项，马晔代表县委、县政府向路遥赠送祝贺纪念品；第三项，路遥讲话。他首先感谢县委、县政府请他回家，并为他召开如此有意义的庆贺大会；他也感谢延川这块热土养育了他，给了他文学创作的源泉、动力和不竭的素材；他也希望延川的经济社会发展，早日摆脱贫困，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他还希望延川的文化事业能繁荣进步，《山花》刊物越办越好，涌现出更多的文艺人才和作品。大会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在影剧院观看了路遥编写的电影《人生》。

9月27日，路遥专门安排了一天时间，在延川招待所和家乡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老乡们,见面、叙旧、拉家常、聊文学、谈人生。许多人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一拨又一拨，整整一天，直到深夜。9月28H,我和县上几套班子的领导，陪路遥吃过早饭，集体欢送路遥和王天乐离开延川去延安。自此一别，天各一方，再未得见。没想到，这也是路遥最后一次回延川，和家乡人民的深情诀别。

天妒英才，晴天霹雳，不料路遥竟于1992年11月17H,在西安病逝，年仅43岁。闻此噩耗，全县震惊，我们派了一名县级领导赶赴西安，代表延川县委、县政府和家乡人民，参加了路遥同志的追悼大会。那几天，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我和路遥在一起的七张合影，一幕又一幕地回忆起我们的这些交往场景。斯人音容犹在，光辉长存，可叹“前路不遥”、英年早逝，令人悲伤！■

编辑/无邪

历史上“滴血验亲”的荒唐事

一碗清水，两滴血，一同滴入水中，如果血液能够互相融合在一起，即所谓父母亲生；反之则“不合”……在古装剧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情节。但在中国古代，“滴血验亲”的真人真事确实不少。

南北朝时，梁武帝“儿子”萧综的验亲故事，可真算是耸人听闻了。据说，萧综的母亲吴淑媛曾得幸于南齐第六代皇帝萧宝卷，之后再得幸于梁武帝时已经是有孕在身。七个月后，梁武帝“喜当爹”。此后，宫中议论纷纷，传言萧综并不是梁武帝的亲生儿子，长大后的萧综也对此疑心重重。

于是他派人找到齐王墓，将墓掘开，把自己的血滴入齐王的尸骨中，果然沁入！萧综顿时感到天地倒转，失魂落魄地回家。

但此时他依然对滴血之法有所怀疑，所以他回府后做了一件更加奇葩的实验：他狠下心，把自己刚出生不久的亲生儿子杀掉，埋葬数日后又令人挖出取回，再将自己的血滴在骸骨上，血再次沁入，这才终于确信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关于滴血寻父，《南史•孝义传》里也有记载，南朝时期，吴兴（今浙江湖州一带）贫民孙法宗的父亲死于海中，他一心要找到父亲的骸骨入土为安，便操刀沿着海岸寻找，见到枯骨就割破手臂以血滴骨。就这样找了十余年，直到双臂都被割得体无完肤，仍旧没有找到。

滴血认亲，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不仅确有其事还具体分为两种形式：“滴骨法”与“合血法”。宋代大名鼎鼎的司法官宋慈的《洗冤集录》中，就将“滴骨法”正式收录在案，作为实践工作中的法则。

另外还有“合血法”，即是将被检人的血液滴在水中，有血缘关系的相凝，反之则不凝。这同样被运用到了司法工作中。

而实际上，根据当代医学角度来看，不论是“滴骨法”还是“合血法”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滴骨法”只要骨膜朽损，不管什么血都能沁入；骨膜完好，亲属滴血也不会吸收。而“合血法”根据现代医学，且不说亲子之间的血型未必相同，即便是不同血型的血液滴在水中，也有可能相凝，因此并不可靠。

（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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