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青等诉旭光彩扩服务部丢失胶卷赔偿纠纷案(贺 杰)

肖青等诉旭光彩扩服务部丢失胶卷赔偿纠纷案贺杰上传时间:2002-3-19一、案情介绍原告：肖青、刘华伟被告：国营旭光彩色扩印服务部1992年9月3日，原告肖青将一卷拍有肖青刘华伟举行婚礼活动的彩色胶卷交于国营旭光彩色扩印服务部冲印，并预交冲印费18元，彩扩工作人员开出冲印单一张交于肖青。

第二天，肖青去彩扩部取件时，被告之胶卷暂时找不到，可能为他人误领，让原告等等再来。

后原告多次催要无果，为此要求被告陪偿损失。

被告只愿按南京市摄影行业协会规定，赔偿胶卷和退还预付费。

原告遂于1993年4月4日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起诉，以被告将原告拍有结婚活动的胶卷遗失，给原告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为理由，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

被告则辩称：胶卷遗失确实，愿意赔礼道歉并赔偿胶卷费用和退还18元预收费，但对精神损失赔偿的5000元无法接受。

二、判决及理由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认为：原告委托被告冲印胶卷并预付费用18元，被告应按约完成委托事项。

被告因过失将胶卷遗失，应赔偿原告同类胶卷或相应价款，退还冲印预收费用。

因原告胶卷所摄内容是结婚纪念活动，其遗失确给原告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如果只对胶卷赔偿和退还预收费，显然有悖《民法通则》的立法精神，显失公平。

经调解，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被告自愿赔偿原告一卷胶卷的价款及补偿原告共482元，退还原告冲扩预付费。

三、本文所引案例本身法律关系清晰，但从民法理论上看，该案例涉及民法几大基本领域：物权法(照片灭类)，合同法(加工承揽性质的冲印合同)，侵权行为法(侵害财产权引起的精神利益损害赔偿)，因而必然引发这些制度体系的交义和协调问题。

(一)违约是否可以成为精神损害的发生原因、依据这是合同法同侵权行为法在保护精神利益问题上的范围界定。

由于侵权从广义上说也包括违约，两者在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时都是责无旁贷的，因而理论上违约也可以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精神利益。

如同本案中，丢失胶卷的行为既是违反承揽合同保管义务的行为，也是侵害原告物权的行为，最终后果都是造成精神损害。

我认为对这一对关系协调应从侵权行为法和合同法在整个民体法体系中的定位和功能上考虑。

1.作为合同法，其功能定位于保障合同关系的安全促进交易关系的流转上，目的在于实现积极财产权；而侵权行为法则定位于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主要是绝对权)，对损害后果消极地作事后补偿。

换句话，合同法着眼点在于经济利益，重利：而侵权行为法不仅仅考虑财产损害问题，还注重对民事主体本身的人格、精神利益的保护，即不重利而且重义。

而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发展。

价值判断上，会更注重精神、人格利益的完整性，这也是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反映。

所以，与保障民事主体的精神利益问题上，侵权行为法应承担主要的调整任务，将违约责任作为发生精神损害的原因，使合同法同样承担起保护精神利益的职责，无疑要造成合同法本身内部价值取向一致性的破坏，混淆合同法与侵权行为法的性质，模糊两个法域的界域，最终打乱整个民法体系内在的和谐性。

2.从合同法上违约行为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来看，多是违反合同的附随义务造成精神损害后果的，(关于违反合同主义务造成精神损害后文有所述及)，而附随义务的依据并不在与当事人的约定，而是在于诚信原则的要求：即要求双方当事人以善意心态作事，尊重对方的权利，协调自身权利与社会利益，他人权利的冲突；这种要求是落实在合同法的直接规定上的。

虽然从随义务是合同义务有机组成部分的角度理解，违反附随义务是违约责任发生的一种情况，但无论从其义务来源、性质、归责原则侵犯客体来看，这种违约行为都在实质上接近侵权行为法，可以说是合同法对侵权行为法的吸收和结合。

从本案看来，丢失胶卷违反的是承揽合同中的保管义务，反映在《经济合同法》第35条和新《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中，这项义务是由法律直接加于承揽人的；承揽人承担相应责任归责原则是完全过错原则；侵害的客体是原告夫妇对胶卷的所有权。

所以，我认为应把侵权行为法作为调整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法律形式，但也并不排除合同法介入这种非财产损害的调整，但范围应该加以限定。

这里，我认为英美合同法对相关问题的规定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

英美合同法上对违约造成精神损害赔偿是作为例外对待的，即一般的对个人名誉等造成的损害，属于侵权法调整对象。

这种例外主要有三类情况：①合同的目的就是提供安宁和快乐的享受；②合同的目的就是解除痛苦和麻烦；③违反合同带来生活上的不便直接造成精神痛苦。

[2]这三类情况，从大陆法看来，共同之处就在于合同主义务内容与精神利益的紧密结合，这就排除了一般违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

虽然一般合同违约也会造成当事人痛苦、烦闷、轻生，但一般合同是被作为商事合同看待的，当事人在进入市场从事交易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这种精神后果。

并愿意承担(作为一种交易风险的后果)。

但如果合同主义务本身就与精神损害密切关联，那么精神利益就直接成为合同追求的，因而违反合同主义务的后果就直接表现为精神利益的损害。

这种情况下，由合同法来作为精神利益损害的调整法是合乎逻辑的，况且具有强烈相对性的合同关系也排斥了侵权行为法的介入。

从本案情况看来，冲洗底片的加工承揽合同本身是提供技术服务的合同，而并非以提供精神快乐和安宁作为合同的目的，虽然客观上合同履行可能带来这样后果。

因此，发生这种精神损害后果，我认为应按一般侵权法来调整。

与之比较，如果相片店为原告提供拍摄婚纱纪念照服务的合同关系下，工作人员疏忽令胶片曝光，则这种违约行为的后果并未侵害任何人的物权(胶卷在拍摄时仍属于相片店所有)和人格权，而是直接造成了原告的精神利益的损伤，此时如果利用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来加以调整，不但法律关系明晰，而且还可以根据合同的价金等因素来合理确定赔偿金额，因为合同价金可以看作对应原告获得精神愉悦或满足的对价。

所以，本案调整需从侵权行为法角度分析，那么对侵权行为法的分析是不免的，这也使本次案例分析开始偏离了合同法案例分析的轨道。

但应该看到，就是就侵权行为法的调整看来，如果印入了合同因素，(侵权利与违约的竞合)那么相对于一般侵权行为法也具有了特殊性：①过错认定上：②赔偿金额的确定上，一般侵权法上，事先约定是受严格限定甚致是违法受禁的。

但在合同关系中，由于可以把违约作为一种履行风险，因此当事人可以对风险发生和后果作出预期，那么作为精神损害，也是这种违约风险的后果之一。

在侵权行为法之下，精神利益的相对其享有主体的主观性和差别性便得共确定依据无法清晰统一。

这时，如果允许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的存在，无疑可以使这种矛盾得以缓解：一方面，精神利益主体是自身利益最直接最直观的判断人，应允许其对自身利益作出估价的意思加入；另一方面，相对方当事人加入协调又比较好地限制了精神利益主体的主观任意性。

所以这种协调合意的约定是合理性并易于执行。

当然如果这种约定比之实际损害有重大出入，法官仍有修改的自由并由当事人请求变通裁量权。

结合本案，被告冲印店是按受报酬并事实占有委托物的当事人，因此，比之一般的第三人而言，其预见和注意义务是加强了的。

双方事前就丢失后果发生责任分担作出约定的。

应承认其效力，当然这前提都是原告申明其利益存在，即原告申明这是婚妙照，对他们具有重大的纪念意义和精神价值，以使对方产生合理判断，采取相应措施。

(二)财产侵害造成精神利益损害赔偿问题1.对财产权的侵害造成非财产损害，是否应该予以财产上的赔偿，这个听来比较拗上的问题涉及的是精神损害范围确定。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观点并不统一。

按照《侵权行为法》一书对精神损害赔的定义来看：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损害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事法律制度。

”[3]如果把精神赔偿制度的设计目的制度功能作为理解这个制度的关键，我们会发现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定位在保护民事主体的精神利益，因此其制度调整范围不能以侵害某种权利来确定，而以侵害精神利益为已足。

如果一定财产权上(这里主要是指绝对财产权)代表着一种精神利益。

附着着一定精神利益，那么对物这个精神利益载体造成毁损、破坏就必然使其实质内容(精神利益)失去依托而造成受害人的利益损失。

因此，没理由否定对财产损害造成精神损害进行赔偿的合理性。

在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对特定是的具有人格利益的纪念物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本案中，原告的结婚纪念照无疑是这种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经念物，但我认为，是否应予赔偿，还就考虑过错因素。

2.侵害财产权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过错认定问题侵害财产权造成精神利益损害，直接侵害的是财产权，精神利益损害作为后果对待，那么侵害财产权的过错是否可以直接作为侵害精神利益责任的归责原则呢?从字面上来看，上述最高院司法解释作出的回答是肯定的。

但我认为，并非侵权人一旦过错侵权，就对一切后果负责，尤其是作为受侵害人主观感受的精神损失和精神痛苦，不考虑侵害人对此的主观预是性以及相关的精神损失、痛苦的客观性，从制度设计上是不公平的，缺乏对侵害人的利益考虑甚至还会引发由受侵害人主观随意性导致的滥诉。

所以，我认为使侵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还应将下列因素加入权衡：①所侵害的财产是否本身就具备可以让一般常识的人认为其有精神利益的外观表像，例如：死者的骨灰②侵害人对其侵害精神利益后果的预见性，例如：某物，虽一般人无从知晓其对所有权的人精神上的意义，但作为侵害人由于亲友关系有听了解的。

这种综合考虑会使精神损害赔偿更其合理性，避免受侵害人一方的主观感受决定诉讼结果。

本案之中，一卷胶卷具有精神利益载体性质只是种可能性，但从一般人的生活常理上看一卷结婚纪念照其不可代替的精神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具有精神利益的载体性质。

因此，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必然承认侵害胶卷的财产权行为后果之一是精神利益损害的客观性和因果联系性，因此也排除了当事人主观任意性存在的可能。

所以，店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成为其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的合理推论和必然后果，这时，法律可以说与避免受侵害人主观任意性的前提下保护其合法的精神利益。

但作为照片冲印店，是个商事主体，在侵害精神利益后果发生前，任何未申明的照片都是普通，无差别的被加工物。

如果频频受精神损害赔偿所累，必然会放慢其商事流转速度，为了最大限度地赢利，它们会来取另外手段化解风险：如规定顾客可以预先申明照片的精神价值，冲印店则可以适当提高合同价款，并承担更多的更高的注意义务；冲印店可以统计精神损害赔偿的发生概率、数额规律，以此为依据对所有服务普通提高一定的价款水平，以提高部分作为风险基金或直接进行保险。

种种这些措施都可以看作商事主体对自身责任的一种适法的规避，因为用来赔偿受侵害人的金钱来源最终还是他们本身，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