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转型社会的启示

密尔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转型社会的启示作者：林超来源：《各界·下半月》2017年第04期摘要：密尔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改造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把自由主义推向新的高度。

他在代表作《论自由》中集中论述了思想言论自由、个性自由，要求在群己之间划清界限。

今天我们重读这一具有穿透力的思想著作，对我们现阶段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群己权界；社会自由；多数暴政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继承发展了边沁功利思想，把自由主义推向了新的高度，成为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过渡的关键人物。

他的有关自由思想的主要代表作有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其他重要作品有1861年出版的《代议制政府》以及1863年的《功利主义》。

本文以密尔的《论自由》为主要分析对象，来探析他的自由主义思想。

一、密尔对功利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密尔深受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在政治思想上闪烁着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子。

功利主义把“趋乐避苦”视为人的本性，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看作根本的道德标准。

密尔继承了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对这一思想进行改造。

首先，他对边沁功利主义关于快乐质与量的修正。

边沁认为：“不管什么形式的快乐都是快乐，他们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不同。

”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差别还有质的差别，他认为“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好。

”其次，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完全建立在满足个人私利而忽视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

密尔认为：“功利主义的道德标准肯定地承认为他人利益而作出的自我牺牲是善的，功利主义判断行为的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不是行动者自身的幸福而是公众的幸福”。

因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邻如爱己”便能构成理想的功利主义道德圆满状态。

最后，边沁认为人类趋乐避苦要依靠自然、政治、道德、宗教四种方法制裁。

密尔认为这些都是外部制裁，要真正保障功利原则的实现应该依赖内部制裁，即“人类的良心和社会情感”。

功利主义是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密尔通过对功利主义进行改造，调和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其少了一份自私自利多了一份社会公益。

密尔的自由主义建立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功利主义基础之上，更加注重公共利益的实现和人的个性发展，从洛克到密尔，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密尔正好处于西方早期到成熟的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英国早期的宪政体制已经得到有效运行，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也较少受到政府公权的侵害。

立宪体制下的有限政府及法治思维在英国人民心中扎下了根，自由、法治等思想成为英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这些是洛克等早期思想家论证过的，但是到了密尔时代英国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化，经济上的放任主义致使垄断加剧、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密尔作为国会下议院议员清楚地看到这些弊病，提出新的“政府论”来应对危机。

密尔以自由论来论证政府和社会的界限，保障个人自由实现社会繁荣。

二、当前我国社会转型面临的挑战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现阶段矛盾错综复杂，同时面临着工业化、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思潮的冲击。

这是后发国家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大形势。

在改革的过程中各种问题可能集中爆发，无疑增加了改革的风险和成本，这也需要领导层和群众有更高超的政治智慧来化解难题。

纵观我国社会现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受到许多干扰；社会法治观念还未深入人心，法治的工具主义思想仍然流行；有限政府还没确立，虽几经政府体制改革和行政放权，但是权力的不平衡仍然阻碍着社会的发育和市场的有效运行；在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上，还需要极大的改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各项基本权利需要落地实行，我国宪政仍然在启动中。

这些问题都是改革绕不过的问题，虽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建设法治中国”，但是需要大量的配套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这些目标。

这些问题分别在17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都曾出现过，幸运的是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的著书立说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

我们现在既没有走完洛克笔下的“政府论”路程，同时又面临着密尔笔下新的“政府论”问题。

洛克在《政府论》中全面阐述了，“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自然法赋予人类的基本权利，是不可让与、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政府起源和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们的上述基本权利，否则政府违背人们建立它的目的时，人们有权起来革命推翻它建立新的政府。

”洛克还为防止政府权力膨胀设置了很多障碍，法治和分权思想就是防止专制的手段。

从英国的政治实践来看，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政府的侵害，他的法治突出强调依法行政，用法律来约束和限制行政权力（王权），当时王权比较强大。

政府只能以正式公布和经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和决议进行统治。

除此之外，政府内部的权力应该相互分立不至强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人之手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

洛克确立的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分权、保障基本权利思想，为解决17世纪英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思路。

今天我们读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仍有极大价值。

目前我们的基本权利还未得到根本保障，有限政府还未完全确立，法治还未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的情况下，怎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需要深思。

我们在这些还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同时面临着密尔《论自由》中所说的，实现社会自由和个性发展。

我国市场经济业以实行了20多年，社会利益多元化、主体多元、思想多元是不争的事实。

怎样才能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和回应他们的关切，是今后政府面临的常态。

传统依靠压制、打压、堵漏的方法显然于事无补，还会给执政帶来很大的负面效应。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应对的总体目标，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一些具体政策上有所作为。

三、密尔自由思想对我国社会转型的启示首先，按照“群己权界”的不伤害原则，划清政府、社会、个人之间的活动界限，做到公权不得侵犯私权，公域不得侵入私域。

西方谚语：“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就是严防政府权力侵入私人权利以保护个人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最直白的表达。

现阶段我们需要对政府的权力进行规制和清理，列出权力清单。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同时改造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让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防止政府揽权、越权以及职能缺位。

政府还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度，做到“有权必有责，权责要统一”，防止政府部门相互推诿。

同时，政府要释放社会活力，不得压缩社会健康成长的空间，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实现在宪法体制下，政府、社会、个人之间良性互动。

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不在于垂直系统多么健全而在于横向系统地健全。

其次，落实有关宪法规定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

真正把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落到实处，切实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生命以及合法财产。

密尔严密论证了自由对防止政府腐败和认识真理的重要意义。

西方国家无不把新闻舆论作为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一个有活力的社会需要开放的言论自由，使得各种思想、学说之间能够相互争鸣，相互激荡。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垄断或宣称垄断真理，“真理的最好标准是在市场竞争中让思想的力量本身被人们所接受”，而不是靠强权压制“异端”。

政府在教育中也不能设定压制个性发展的课程。

密尔把中国几千年社会的静止不前，归结于封建政府统一压制人们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法律上，言论和行为是严格区别的。

只要潜在的言论未变成实际的行动而造成社会损失或伤害，就不能追究说话者的责任。

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最后，警惕社会暴政。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绑架社会就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问题。

民粹主义就是一切以人民的思想行动来判断事情的对错，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民粹主义也是多数人的暴政。

当今全球民粹主义崛起，与整体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有关。

近年来我国社会上以爱国为名绑架社会，凌驾道德、法律之上的例子屡见不鲜，宣扬“爱国无罪”，动辄给同胞扣上“卖国贼”“汉奸”的大帽子，外交上的动向反射到国内就是“抵制外货”。

政府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借助民粹和掀起民族主义为国家战略服务，另一方面又害怕以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群众走上街头闹事。

现在官民矛盾严重，群众运动多半是非理性的，一经煽动，他们关注的事情很容易演变成对政府的不满，社会就会出现动荡。

所以政府在对待民粹和民族主义上首鼠两端、投鼠忌器。

政府要在教育上做正确的引导，切不可为了一己之私而过度依赖民族主义和民粹。

现实中，很多民众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爱国，“卖国贼”“汉奸”等帽子一往头上扣往往被裹挟，这就是社会舆论的暴政。

四、小结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就是历经百年仍具有思想上的穿透力。

《论自由》从出版到现在已有150多年的历史。

1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仍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怎么借鉴密尔的自由思想实现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既有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

今天我们认真研读这一巨擘的思想，或许可以为未来中国的健康发展汲取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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