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微信“正能量”传播机制研究

“后真相”时代，微信“正能量”传播机制研究作者：杨溢华温小秋郑丽华叶翠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32期摘要：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传统定义下的开始衍生出一种新的存在形式——“正能量”。

与常规的负面不同，“正能量”充满积极意义的外表下，往往暗藏着欺骗行为与利益关系。

本文依托于“后真相”时代的现实背景，阐述微信平台上的“正能量”的定义与特征;分析其传播模式和传播路径，研究其传播机制;并从媒介环境因素、受众心理和平台监管机制三大方面分析“正能量”产生的原因。

最后笔者从官方层面和自身层面两个角度提出了一些关于针对微信平台上的“正能量”的治理策略。

希望这些策略能为有效阻止“正能量”谣言的泛滥献上一份力，起到维护和净化网络环境的作用。

关键词：正能量;传播机制;受众心理“后真相”时代，微信“正能量”传播机制研究一、关于“后真相”时代的概念及特征近年来，“后真相”一词成为了新闻传播学科中的热门词汇，不少学者开始探讨“后真相”的概念，并认为“后真相”时代脱胎于社交媒体的兴起与发展。

“后真相”时代的主要特征为新闻信息来源失信化、事实逐渐次要化和价值追求娱乐化。

精准界定“后真相”时代的概念，理清其三大特征，为微信“正能量”传播机制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1.“后真相”时代的概念“后真相”一词原指官方媒体因为形象问题掩盖事实真相、封锁消息，而民众竭力对抗并企图从中寻求迟来的真相。

2016年，“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词典》奉为年度热点词汇，随即引发新闻学界的广泛探讨，其概念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与发展，“后真相”时代的主角不再是传统的官方媒体，而是扩展到了新兴媒体浪潮下的每一位使用者。

“后真相”时代也衍生出新的概念，受众的重心逐渐由执着于事实转向寻求情感宣泄和观念认知。

英国媒体人马休·达安科纳指出，所谓“后真相”，强调的并不是谎言或欺骗，而是公众对此的反应——相较于事实和证据，公众的情感共鸣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传播者利用受众的“后真相”心理发布廉价煽情内容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2.“后真相”时代的特征（1）信息来源模糊化随着新型技术平台的层出不穷，社会舆情生态事实上已和原先的样貌大不相同。

人们的话语权得以扩大，仅凭一台智能设备就能随时随地发布原创内容或事件观點。

网络舆论场在如火如荼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二次传播者转载一篇文章时没有提及原创作者，二次传播者的粉丝便会以为这是他的原创观点。

这显然对原创作者不公平。

这一情况在新浪微博平台司空见惯，由于微博上消息鱼龙混杂，信息高度重合外加碎片化，甚至出现了微博大V 未向原创作者证实消息真假，便任意转载导致事件大肆发酵的行为。

（2）事实真相次要化“后真相”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具体表现为舆情反转。

2016年2月6日，网络社区篱笆网发布了一篇题为《有点想分手了。

》的帖子，发帖人称自己不顾父母阻挠来到江西农村男友家过年，却在看到男友家第一顿晚饭后，决定分手回家。

第二天，KDS宽带社将帖子以截图方式发布在新浪微博平台上，随后被蓝V@华西都市报转发，事件由此发酵并引起广大网友激烈讨论。

在“上海逃饭女”事件中，事实真相仿佛不再成为人们首要获知的信息。

因为“上海逃饭女”事件被证实为假新闻后，公众并没有停止对此的讨论。

在微博大V和众多10万+文章的带领下，网民跟随各自的意见领袖分化成不同的阵营，女德立场、女权立场、煽情立场等各种角度层出不穷。

人们从这一节点进行思维发散，讨论配偶和父母存在矛盾时的做法、乡土中国与现代都市的差距以及热衷于地域黑的人的心理等。

从某种程度看，“上海逃饭女”事件的真实性已不重要，公众以此为契机寻求情感共鸣和价值观认知才是重头戏。

（3）价值追求娱乐化在商品经济和大众享乐文化的浪潮中，娱乐至死和逃避对真相孜孜不倦的求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

价值追求的娱乐化是对理性的逃避，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盛行，人们的思维产生惰性，习惯娱乐而淡忘思考，追崇喧嚣的表象而忽略深层次的探索。

[2]新浪微博平台上的过度玩梗现象则是价值追求娱乐化的具象表现。

二、微信“正能量”的概述作为最古老的的大众传播媒介，一直频繁且密切地存在于我们的传播活动之中。

在“后真相”时代，以“正能量”这种全新的、具有迷惑性的面貌出现在互联网之中。

尤其是在拥有12亿用户数量的微信平台上，“正能量”以其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特点，对微信平台的治理和网络舆论环境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1.微信“正能量”的定义对于定义的界定，学界持有多种观点。

奥尔波特和波斯曼认为，“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

纳普认为，“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

彼得森和吉斯特认为，“是一种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

[3]虽是各家各言，但这三种定义都强调是一种“未经证实”的信息。

而“正能量”一词原本属于物理学范畴，物理学领域以真空能量为零，将能量大于真空的物质定义为正能量，而能量小于真空的物质则为负能量。

后来，正能量一词的使用范围从物理学拓展到心理学和社会学，并被赋予积极向上、蓬勃奋进的意义。

综上所述，微信“正能量”是指：一种表面积极向上、富含正能量情感，实则利用网民的正义感和善意来蛊惑、煽动人心的依附于微信平台的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

2.微信“正能量”的特征（1）精神领域：多依托于主流价值观“正能量”言如其名，其内容呈现出积极乐观、充满善意的特征，甚至十分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看似起到弘扬社会主旋律的作用。

实则不然，这类打着“正能量”幌子的伪正能量，往往在主流价值观的面具后偷偷裹挟、夹带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8.1级地震，各国旅游团被困在机场。

在此背景下，一则“持有中国护照可免费乘坐飞机回国”的开始出现在微信朋友圈。

基于公众对爱国情怀和民族主义情緒的共鸣，该“正能量”在朋友圈大肆传播。

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下，公众因降低了对未知信息的警惕度而转发传播，群体沉醉于大国的虚荣梦想之中，造成比“负能量”还要严重的负面效应。

（2）故事群体：多选择弱势群体为主角微信“正能量”的故事主体大多为妇女儿童、农民工、失业者等弱势群体。

其惯于利用人们的从善心理和正义感驱使下的的帮扶冲动来蛊惑公众，诱导公众转发评论，容易造成同情心的泛滥和善意的变质。

此特征大多集中体现在“寻人启事”这一类上。

2014年在朋友圈疯狂传播的“郑春容丢孩子”并不是偶然事件，在“郑春容丢孩子”被证实为之后，仍然有其他类似的“寻人启事”被散播，发布者还会在文章最后加一句“不转不是中国人”来对公众道德绑架。

（3）措辞修饰：使用煽动性和复制性文字“正能量”的内容大多被赋予感性的情感色彩。

真情实感的文字包含浓厚的人情味，并加以重复表述，极其容易引起公众的情感共鸣。

“寻找失踪孩子”、“丢失准考证”和“急需熊猫血”等一些朋友圈广泛流传的“正能量”，常常有多个版本，其内容和形式十分雷同，只是更换了地名和联系方式等细节。

比如“白娅倩丢失高考准考证”中，“该同学”从2011年开始，连续五年在全国多数省份弄丢了准考证。

[4]三、微信“正能量”的传播机制（一）信息传播的起源、终端和媒介属性随着互联网和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形式也朝着信息化发展。

而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形式，也在互联网时代凭借新型媒介生出不小的火花。

作为从中变异衍生出的畸形案例，“正能量”的传播模式和传播路径值得研究。

1.微信平台一端多元化微信平台是一个集传播、服务、娱乐、评论及多媒体分享与一体的社交平台，其基于朋友圈的内容分享、基于微信群的社群交流以及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大众传播，形成并塑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立体式、多面向的社交媒体平台。

因为这些特质，微信平台在消息传播方面的影响力是空前绝后的。

[5]在“正能量”的传播过程中，微信平台扮演了一个既生成又接受的双重场所，即它除了制造和初次传播“正能量”之外，几乎还无门槛接收其他平台的虚假信息并进行二次大肆传播。

2.信息传受方式一体化在“正能量”的传播路径中，传播者和接受者在某种程度上已融为一体。

从功能定位来看，传播者可以成为接受者，接受者可以成为传播者。

二者角色身份轮流互换，混为一体。

从利益诉求来看，传播者需要接受者转发、评论其参与发布的“正能量”以维持自身的关注度。

接受者也需要传播者制造或二次传播一些新的信息以满足自身需求。

（二）公开性与私密性兼存的传播模式不同于微博平台的内容完全开放分享，微信平台更偏向于公开与私密并存，双向大过单向的黏性更强的传播模式。

基于微信平台圈层化的传播模式，“正能量”的传播速度不比微博平台放射性传播模式快，但其传播层次却比之更深。

微信平台特殊的传播模式，为后续的澄清工作造成一定的阻碍，因此分析微信平台“正能量”的传播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微信朋友圈的内聚传播与微博“正能量”完全开放式传播不同，微信平台上的“正能量”具有一些新的特征。

微信“正能量”往往基于熟人圈关系传播，但在熟人相传的同时却又不百分百共享。

例如A转发了一则“正能量”，B和C都是A的好友，其中B和C没有互相“添加好友”，那么B和C便看不到对方在A朋友圈下的互动。

这种内聚模式的设置能有效维护用户私密性，却过分阻挡外部力量的信息来访，微信朋友圈的净化能力随之弱化，久而久之不利于后续“正能量”的澄清。

（2）微信群聊的社群传播一个微信群通常由一些具有相同社会特征（如性别、职业、爱好等）的微信用户组成，这是一个有着现实社会关系基础的微型社区。

而社区中的个体又有着各自的关系网络，相比微信群中的个体间关系，二者的稠密程度是不同的。

如果把每个个体都看作是一个网络节点，那么节点内部（朋友圈）、节点与节点之间（微信群）的关系就构成了一个“无标度网络”。

[1]微信“正能量”就是在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复杂网络结构中生产和传播的。

[6]四、微信“正能量”生成的原因（一）微信传播过程中的环境因素“正能量”为何极其容易在微信平台肆虐，这跟微信传播过程的环境因素有莫大的关系。

微信病毒式传播加剧“正能量”的扩散，“强关系”模式使朋友圈用户粘度增强，以及微信平台自我净化能力薄弱，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地推动了“正能量”在微信平台生成的进度，并造成其广泛传播的现象。

1.微信病毒式传播加剧传播速度病毒式传播模式是一种借助互联网手段存在的，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通过受众主动“口口相传”来实现信息扩散的高效率的传播方式，其特点是利用公众的积极性与人际网络，快速复制，广泛传播，将信息在短时间内传向更多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