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作品指导——穆旦 文学考研

穆旦诗七首29.《我》《我》作于1940年11月；初载1941年5月16日重庆《大公报》。

全诗共四节。

前两节通过一种主观性极强的时间（“时流”）和空间（“子宫”），标明了“我”的被锁闭状态：“锁在荒野里”。

“我”不断挣扎，仍不能溶入历史和人群。

后两节通过“遇见”，表达了“冲出樊篱”的决心、向外诉求和发展的愿望，最终结果却是再一次被锁闭。

所谓“更深的绝望”是一种两难之境：既指“渴望着救援”而不可得，又指向外诉求和发展同样不可得。

这样，它写出了现代社会个体命运的“残缺性”及孤独本性。

《我》是穆旦写作中现代意味最为强烈的作品。

穆旦作品基本价值取向是对“现代的‘我’”的探讨。

研究者也将表现“残缺的我”看作基本主题，这表明探讨是一以贯之的：有时候，“我”和“你”、“他”并列，即“我”处于和意象、词语并列的地位；但在《我》中，这种探讨上升到了主题层面：“我”是“残缺”的；“我”被围困在一个锁闭的“荒野”里。

“我”等待着拯救，或，等待着突“围”而出。

从整个探讨看，《我》虽深刻，但尚处于过渡阶段。

与《被围者》（1945）相比，《我》的“残缺”正热切地“渴望着救援”；在《被围者》中，“我”才真正甄破现实的欺骗机制及平庸本性。

大家可结合《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939）、《从空虚到充实》（1939）、《控诉》（1941）、《诗八首》（1942）、《被围者》（1945）等一并阅读，以更好地理解“我”在诗人笔下的丰富内涵。

30.《赞美》《赞美》作于1941年12月；初载1942年2月16日《文聚》一卷一期。

《赞美》最核心的情感和信念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也是穆旦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

全诗共四节，每一节都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收束。

节选为第一节。

在这一节里，诗人主要从“人民”层面，也即整体层面直接抒发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感情；随后三节采取象征手法，将情感寄寓在一个具体形象——“农夫”——身上，通过“农夫”这个“受难者形象”，一方面祖国灾难深重的现实得以突现；另一方面，情感获得深化，也更显诚挚。

作为《赞美》最核心的情感，“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同时也是当时众多诗人及广大民众的普遍情感，是一种“战争乌托邦”：基于历史进化论观念，相信战争能净化一切，能改变旧中国，建立新中国。

从人类精神发展看，这种遭遇也并非穆旦所独有。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早就打算写的一本书：亚历山大·勃洛克》中谈到俄苏诗人勃洛克时，谈论了类似情况，即青年人不理解勃洛克对已经消逝的俄罗斯所怀的那种情感（详见《金玫瑰》）。

穆旦独特之处在于：他借助意象的不断铺陈及情感的不断激荡来表达“赞美”之情，这既使得张扬的生命力超越词语层面直抵读者内心，又和那些廉价的标语口号形成了境界性区别。

更独特之处在于，穆旦选取的词语多是和生命力张扬相反的词语，如“忧郁”、“干枯”、“灰色”；意象更几乎全是非歌颂型意象：来自“荒凉”、“耻辱”的生存底层，来自民族传统以来的不为人注意的农业型空间。

这充分显示了诗人情感的滞重性：对于祖国怀有无比诚挚的热爱，及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也显示了诗人的独立性。

这样，《赞美》既反映了战争来临时个体的情感，又经过艺术的有效积淀上升到民族史诗的高度。

读者可结合《中国在哪里》（1941）等诗来共同理解。

《中国在哪里》中有：“希望，系住我们。

希望/在没有希望，没有怀疑/的力量里，//在永远被蔑视的，沉冤的床上，/在隐藏了欲念的，枯瘪的乳房里，/我们必需扶助母亲的生长/我们必需扶助母亲的生长/我们必需扶助母亲的生长/因为在史前，我们得不到永恒，/我们的痛苦永远地飞扬，/而我们的快乐/在她的母腹里，是继续着……”在诗人看来，“隐藏了欲念的，枯瘪的乳房”比年轻丰满、没有岁月伤痕的“乳房”更为滞重；“佝偻”的、“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比欢唱歌舞升平的人民更为滞重。

这同样饱含了诗人的热爱与忧患之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词语和意象取向问题，也即这种奇崛而滞重的情感，往往被我们所忽略，以致并不被理解。

长期以来，穆旦并不被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所熟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穆旦诗歌诞生的年代已然“消逝”，它所流现的情感，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应该不断流传。

31.《诗八首》《诗八首》作于1942年2月；初载1942年4月《文聚》一卷三期；初题为《诗八章》，收入《旗》时改为《诗八首》。

这是首充满理性思辨色彩的爱情诗。

全诗共八章，有开始、发展，更有矛盾爆发，及最终的爱情丧失。

敏锐的个体一开始就意识到爱情受制于“上帝”，但依然决定在这种“危险”境遇里体验生命的“丰富”，以获得自身发展。

“危险”（内在矛盾）随时都可能爆发，但个体藉此感受到了自身存在，并确证了自身的肉体感觉。

随着内在矛盾发展，个体有了一个惊人发现：爱情对个体发展而言是一种限制；爱情是一种被“相同”和“差别”限定的永劫：“相同”带来“倦怠”，“差别”带来“陌生”。

由于“相同”与“差别”是人与人处境的两极，它最终宣告了爱情的最终丧失，个体回归“孤独”。

与上帝永恒相比，爱情不过是一种“偶然”；个体生命终将化为平静，个体终究抵挡不了上帝的“不仁的嘲弄”，终究抵挡不了生命前定的虚空。

这多少带有点悲观色彩。

《诗八首》据说和诗人本人恋爱有关。

诗人年轻时期的爱情生活很不顺利，这对他的内敛性格及悲观心性有很大影响。

诗歌最终收束中的悲观情绪也表明了这一点。

具体到穆旦写作，它统属于穆旦诗歌对个体命运探讨这一基本命题，个体爱情追求的失败再一次映证了现代社会个体命运的“不幸”。

这种“不幸”是双重性的：上帝给予了造物“我”以“丰富”“变化”，但上帝对个体发展本身有太多限制；而个体在获得爱情后对爱情的背离又是另外一种“不幸”，个体总是敏锐地意识到自身现实处境的尴尬。

这样，“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一重要主题凸现。

32.《控诉》《控诉》作于1941年11月，原题《寄后方的朋友》，发表于桂林《自由中国》1942年5月第二卷1-2期合刊，收入《穆旦诗集（1939-1945）》时改题《控诉》。

全诗共两章。

第一章是背景：无数“耗子”充斥着的“自私”社会；第二章转向了形而上层面，这表明诗人所要“控诉”的，既针对社会表层清晰可辨的现实，更针对潜藏在里层的那些被“平衡”所毒戕着的“罪行”。

同时，由于“我们”是“智慧”主体，“控诉”也针对自身。

这首诗与《我》和《被围者》在写作时间上有先后之分，这时间差别正可看出主题的深化。

《我》涉及到了“残缺”，并且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控诉》指出，在一个僵化腐朽的、文明浸淫日久的社会里，“怯懦无能”是知识分子最需要摆脱却往往无法摆脱的命运。

个体精神困境和人格的“残缺”具有普遍性；而“残缺”是“我们”要“补救”的对象。

这意味着：尽管此时穆旦已意识到现实症结之所在，“控诉”也极具力度，但还未找到解决办法。

《被围者》则是对此前诗歌的全面指涉和深化：“残缺”、“平衡”、“绝望”、“围”等等用意深涩的词语有了最终落实。

“残缺哲学”得以确立。

《被围者》共两章，第一章指明了“突围”的目标：“平庸的永远”。

第二章为“突围”：平庸给予“我们”沉积了不知“多少年”的“绝望”。

个体意识到只有“毁坏它”，个体才能获得生命的独立性。

为此，个体宁愿承受一种“残缺”生活，宁愿自我放逐到“寒冷”里，也不要“平庸”。

我们可以看看它在结尾部分：“看，青色的路从这里引出/而又回归。

那自由广大的面积，/风的横扫，海的跳跃，旋转着/我们的神智：一切的行程/都不过落在这敌意的地方。

/在这渺小的一点上：最好的/露着空虚的眼，最快乐的/死去，死去但没有一座桥梁//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

/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泥土/才会来骚扰，也许更寒冷，/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我们消失，乃有一片‘无人地带’”。

在唐湜的《穆旦论》中，最后四句是这样的：“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希望/才会来灌注，推倒一切的尊敬：/因为我们已经是被围的一群，/我们翻转，才有新的土地觉醒。

”33.《森林之魅》《森林之魅》作于1945年9月，载1946年7月《文艺复兴》一卷六期，1947年7月1日《文学杂志》二卷二期。

初题为《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

1942年，穆旦经历了缅甸抗日战场上惨绝人寰的野人山战役。

《森林之魅》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表现它的诗作。

诗歌形式拟用西方诗歌中常见的诗剧体式，被称作“拟诗剧”体。

从内容看，它着眼于森林的恐惧和非“文明性”。

然后，把人放置在这种死亡背景之上，写出了人所看到和亲临的恐怖，饥饿与绝望。

最后，指明了诗人所认为的战争和“历史”的意义：死亡的恐惧，个体的命运不过是被遗忘。

节选为最后三节，最能传达诗歌内核：对于大地和死亡的“恐惧”。

1942年2月，穆旦作为随军翻译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

战争异常残酷，他本人也几乎在撤退中死去。

正是这次经历带来了穆旦写作的变化：一方面，随后诗歌，如《阻滞的路》（1942/8）、《活下去》（1944/9）等出现了以“‘绝望’引路”这样相当奇崛的信念——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看，它和鲁迅“绝望的抗争”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他的现实视角获得深化和独特化。

这种视角既针对战争本身，更针对战争中的个体命运：所谓“战争”是“一次人类的错误”；“退伍”是从“没有个性的兵，重新恢复了一个人”（《退伍》）；印度民族英雄甘地是一个“唯有勇敢地和上帝同行，使众人忏悔”的人（《甘地》）；“农民兵”是“最可爱的人”（《农民兵》）；对“先导”的态度则是：“你们唯一的遗嘱是我们，这醒来的一群，/穿着你们燃烧的衣服，向着地面降临。

”（《先导》）；《轰炸东京》中有：“因为一个合理的世界就要投下来，/我们要把你们长期的罪恶提醒”。

凡此种种，所凭依的是纯粹的个人视角，并无半点意识形态的影子。

《森林之魅》是这种视角的收束。

这既是因为写作时间上延伸，更是因为个人化写作态度的最终确立。

与《赞美》中的历史进化式的乐观主义不同，《森林之魅》充满强烈的悲剧意识：在战争中，死去的个体生命不过是一个终将被湮没、被摧毁、被“遗忘”的渺小生物；而活着的人内心所存留的也不是英雄主义的梦想，而是一个充满“惧怕”的自我——这“惧怕”甚至源自“大地”，而不仅仅是战争，更突现了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及对个体生命的深刻戕害。

对这种“戕害”的认识是穆旦诗歌一个重要生长点：战争胜利了，兵“还原”为人了，但现实“戕害”并未结束。

《退伍》里还有：“你未来的好日子隐藏着敌人”。

《农民兵》里也还有：“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

这已包含了深化意味：战争现实对个体具有强大摧毁力，蒙昧及庸碌的现实生活对个体同样有着强大的戕害力。

这个穆旦已不再怀有“雪莱式的浪漫派”梦想，也没有《赞美》式的热情，他最终确立了自我——它借助战争来表达，首先可看作是一种政治态度：不站在任何先验的政治立场上，而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来评判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