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牛头禅的思考

对牛头禅衰落的思考蔡日新神会和尚的一生，幸亏遇上胡适博士的考证，才使得其生平业绩得以昭显，同时也使其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

而与神会和尚一样，牛头法融与牛头禅的事迹，则赖印顺长老得以厘清，从而使得法融的思想为大家知晓，使得牛头宗趣及其在中国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得以确定。

而今学界在论述牛头禅这一课题时，基本上是尊重印顺长老的看法，尽管在某些局部有一些突破性的发现，但还是以印顺长老的《中国禅宗史》为基本出发点的。

因而，在对文献考证没有新的突破时，笔者宁肯抛开那些陈旧的复述文献的作法，而对牛头禅的衰亡作出一些历史性的反思。

一、牛头禅系概述牛头法融禅师俗姓韦，润州延陵（今江苏省丹阳县）人，其家庭在当地本是望族。

关於法融禅师的生年，我们由他“显庆二年正月圆寂，春秋六十四”来推算，则知他出生於隋开皇十四年（594）。

由於法融的家庭环境较好，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载他“翰林文典，探索将尽，而资质都雅，秀伟一期，喟然叹曰：‘儒道俗文，信同糠粃，般若止观，实可舟航。

’遂入茅山（今江苏省金坛县西南），依炅法师剃除，周罗服勤请道。

”[1]法融的出尘，时年十九，是年正当隋大业八年（612）。

对於法融的出家因缘，《续高僧传》在后文中又追述道：“初，融以门族五百为延陵之望家，为娉婚，乃逃隐茅岫。

”[2]这样看来，法融的出家，似乎与逃婚十分相关。

关於法融所依止的炅法师，他就是三论宗大师兴皇法朗的门人，《续高僧传》载“炅誉动江海，德诱几神，妙理真诠，无所隐遗。

”[3]，可见他贯彻三论学长於破斥与辩论的法统，是得其筌蹄的。

但在法融看来，似乎并不以之为然，《续高僧传》云：“融纵神挹酌，情有所缘。

以为慧发乱纵，定开心府，如不凝想，妄虑难摧。

乃凝心宴默於空静林，二十年中专精匪懈，遂大入妙门。

百八总持，乐说无尽，趣言三一，悬河不尽。

”[4]在这里，“百八总持”，应当就是指《楞伽经》中的百八句。

法融依止的是三论宗匠炅法师，但他之所私淑却是禅门所奉行的《楞伽经》，所行持的是“凝心宴默”，可见他之所行，事实上与炅法师的宗门并不相符合。

在这里，“二十年”之所谓似乎是不确实的。

据《法融传》后来补述的行状来看，在唐高宗武德七年（624），左仆射房玄龄曾表奏要将江东依关东旧格，州别一寺，置三十人，其余僧众“编籍入户”。

对此，“融不胜枉酷，入京陈理”，“御史韦梃备览表辞，文辞卓明，词彩英赡”，他於是出面来调停。

但房玄龄坚持不改，法融被迫“返道宾王”，归於本邑，“后方在度”。

在这里，法融的被迫还俗，正好是他出家的第十二年，这样看来，他在深林宴坐，也还不到二十年就被迫还俗了，至於他什么时候又得度，那就不可得而知之了。

贞观十七年（643），法融进入牛头山（在今南京市西南部）修道，他在幽栖寺北岩下别立茅茨禅室，“日夕思想，无缺寸阴，数年之中，息心之众百有余人”，这大概是法融弘道的开端。

当年，他门下能知名的弟子也仅道綦与道凭，但他二人的事迹在后世鲜有传者。

大约在这段时期内，法融曾到离他幽栖寺不远的佛窟寺去抄录经籍达，前后达八年之久。

当时的佛窟寺藏有各种经籍，有佛经、道经、佛教史籍、道教史籍、儒家经史、医方图符等书，法融“即内外寻阅，不谢昏哓，因循八年，抄略粗毕”。

这段时间的修习，对於他贯通内外经典，形成其独具个性的禅学思想，其作用自然是十分大的，《续高僧传》说他此后“吐言包富，文藻绮错；须便引用，动若联珠；无不对以宫商，玄儒兼冠。

”[5]到了贞观二十一年（647）十一月，法融正式开讲《法华经》，“於时素雪满阶，法流不绝”。

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6），法融在这段时间内的活动比较复杂。

第一是他永徽三年（652）的出山讲经，对此，《续高僧传》的记载比较紊乱（事实上《续高僧传》中的整个《法融传》都写得很紊乱），前后共有两段文字记载这件事：[一]永徽三年，邑宰请出建初讲扬《大品》。

僧众千人，至《灭诤品》，融乃纵其天辩，商榷义理，地忽大动，听侣惊波，钟磬香床並皆摇荡，寺外道俗安然不觉。

[6][二]永徽中，江宁令李修本……与诸士俗步往幽栖，请出州讲。

融不许，乃至三返，方遂之。

旧齿未之许，后悦所商榷。

及登元座，有光前傑，答对若云雨，写送等悬河。

皆曰闻所未闻，可谓中兴大法，於斯人也。

听众道俗三千余人，讲解《大集》，时称荣观。

[7]从这两段文字来看，法融到江宁的建初寺去讲经，肯定不止一次，其中所讲的经典有《大品》与《大集》等。

由此可见，法融是一位有着相当高的经论修养的大德，而且也是一位辩才无碍的高僧。

法融在永徽年间的第二件大事是发生在永徽四年（653）的女子陈硕真起义，当时陈硕真在睦州（今浙江省建德东）率众起义，她自称能上天，能御鬼神，自命为文佳皇帝，举兵反唐，一时攻破许多州县，波及江东地域。

当时四方僧侣汇集在建业（南京），“州搜县讨，无一延之”。

而法融“时居幽巌，室犹悬磬”因而，那些被“寺众贫煎，相顾无聊”，日渐来奔幽栖寺，其人数已经超过了三百人。

对於这些无所容身的僧侣（当时因陈硕真事件而被牵连者甚多），县官下令不得收容，而法融“用心柔软，慈悲为怀”，他冒险收容了那些无依无靠的僧侣。

但又因为人口顿增，而僧供则不给，法融便亲自到丹阳去“四告士俗”，用求僧供。

在士俗乐供的情况下，“融极力轻强，无辞担负，一石八斗，往来复送，日或二三，莫有劳倦。

百有余日，事方宁静……”[8]在那种非常时期，法融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逃难的僧侣，足可见其高节；而且他能得到了地方官吏的宽容，这说明了他与地方官吏之间的关系也处理得不错。

而他到丹阳化缘供僧，能使士俗“不爽祈求”，乐于布施，这也说明了他在当地很有群众基础。

此外，他能亲自担米上山，不辞劳苦，这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可贵之处。

显庆元年（656），司空萧元善再三礼请法融住持江宁建初寺。

法融认为：此次出山，终无归期（事实上此时也是他圆寂的前半年了）。

《续高僧传》载他离开牛头山之后，“禽兽哀号，逾月不止；山涧泉池，激石涌沙，一时填满；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时凋尽。

”[9]可见，对於沙门来说，幽栖修道，自是本分之乐事，而那些来自於官方的厚礼殊荣，未见得就是福报。

一般来说，统治者对於沙门在表面上给予礼遇，而实际上是为了笼络山居的禅众；另一方面，他们将法融这样的领袖僧侣以“礼遇”的方式给扣留在自己身边，自然也是控制与羁縻山居禅众的一种手段。

显庆二年正月，法融在住持江宁建初寺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圆寂了，寂后葬於当地的鸡笼山。

当时送葬的场面非常热闹，“幢盖笳箫，云浮震野，会送者万有余人”。

足见，法融在润州地区的道俗之中是有着相当高的威望的，他同时也是有着相当高的禅法修养与具备了无碍的辩才的一代高僧。

法融有着相当高的文化修养，加之他在佛窟寺又博览并抄录了大量的内外学经籍，此间他还多次到江宁讲经，像他这样的大德一生是不可能没有著作的。

道宣法师可能读过他的著作，中唐后期的遗则（753—830）曾“集融祖师文三卷”，其具体内容则不详。

宗密（780—841）在《圆觉经大疏钞》中始说他有《绝观论》，宋初延寿（904—975）在其《宗镜录》中有所征引，近代发现了多种《绝观论》的敦煌本子。

另有《心铭》，收在《景德录》卷三十中。

此外，据印顺长老考证，原《景德录》卷三十中题为僧璨所作的《信心铭》，也是法融的作品。

其理由盖有二：一是《心铭》与《信心铭》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信心铭》的内容精炼一些，他因此认为《信心铭》是《心铭》的精治本；二是延寿在《宗镜录》中要好几处引用了法融的《信心铭》，因而《信心铭》应当是法融的作品。

其实，在《续高僧传》等可靠性比较大的“信史”中，却并未提到法融有《信心铭》之作，就是《心铭》也未提到。

中唐以后，牛头禅已经衰败，丛林中称僧璨《信心铭》的文献比比皆是，而很少提到《心铭》，如果单凭延寿（宋人）一个孤证就断定《信心铭》为法融所作，似乎也嫌证据不足。

且禅家各派思想虽然有着某些局部的差异，但如果要找出各家的截然不同之处来，似乎也是很难的事情，因而像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那样去细分各派，虽然用心良苦，但也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因此，对於《信心铭》这个作品，我们还是等待后世有了更加确凿的证据再来确定其作者，似乎要踏实一些。

对於法融的法嗣，除了《续高僧传》所提到的道綦与到凭以外，似乎并无其他的门人了，而他们两人，其后事也不详。

至於《景德录》卷四所载的牛头二祖智巌，在《续高僧传》卷二十五中收有其传记，他原是一位虎贲中郎将，年四十时弃官入*公山从宝月禅师披缁入道。

贞观十七年，他忽然回到建业，依山结草，“不以形骸为累，出处随机说法”。

后来住石头城疠人坊，“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10]。

永徽五年（654），智巌圆寂，终年七十八，因此可以推算他出生於577年，比法融年龄大将近20岁。

智巌与法融之间毫无师承关系，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有的学者还考证出智巌应当是法融的师长[11]。

至於被传为是牛头三祖的惠方（在《景德录》卷四作“慧方”），仅《景德录》卷四收有他的传记。

惠方是润州延陵人，先投开善寺（在钟山）出家，后入牛头山谒智巖禅师，谘询秘要。

“巌观其根器堪任正法，遂示以心印”[12]。

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大成立，印顺长老认为在惠方受具时，智巌已经死去了两年，因而惠方后来到牛头山去向智巌参学是绝不可能的事情[13]。

惠方得法后归於茅山，在天册元年（605）圆寂，龄六十七。

被尊为牛头四祖的法持禅师，是润州江宁（南京）人，《宋高僧传》卷八收有其传记。

法持年十三谒弘忍禅师，“后归青山，重事方禅师，更明宗极，命其入室，绍述山门，大宣道化。

”[14]牛头五祖智威禅师，也是江宁人，姓陈氏。

智威幼年出家，二十受具，“后闻法持禅师出世，乃往礼谒，传授正法焉。

”[15]牛头六祖慧忠禅师，润州上元人，俗姓王。

年二十三受业於庄严寺，其后谒智威禅师，“感悟微旨，遂给事左右”[16]。

后止延祚寺，说法利人。

於开元十年（722）圆寂，年八十七，他留下遗嘱：愿将自己的遗体饲养鸟兽。

从以上牛头的六代祖师来看，真正有明确的师承关系的恐怕只有惠方以下的四代，至於道信禅师与法融之间、法融与惠方之间，事实上是不存在师承关系的，这一点是自印顺长老以来的诸家都公认了的。

综观这六代禅师，他们都是润州籍僧人，他们所住持的地方主要也是在润州一带（他们分别住持摄山[即栖霞山]、钟山、牛头山中）的丛林中，其中仅少数的弘化到了浙江与四川，因而使这一系禅者带有非常浓厚的地方色彩。

印顺长老就这一系禅所产生的地域与历史文化背景，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似乎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牛头禅是在江东佛教义学灿若霞霓的那片天空上幻起的余辉。

至於他们在江东政治中心转移之后，走上了以义学与禅修相结合的道路这一点，从客观的文化背景之上讲，似乎也是不刊之论了。

至於谈到法融的禅学思想，他主张“以虚空为道本，以森罗为法用”，这种思想在后世的禅宗中也还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