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杨立华《中国哲学史》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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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国哲学史》讲稿
杨立华,北大哲学系副教授,年约三十,开设《中国古代哲学》《魏晋哲学》等多门课程,其中尤以《中国古代思想世界》这门全校通选课最为著名。
以下语录,全部摘自杨立华2004年下半年《中国古代思想世界》课的课堂,绝无增删。
以此语录,或可见一家之风骨。
1、以上就是孔子作为一个圣人的生平。
请不要用各种浅薄、丑陋的心态去竭力丑化孔子,作为一个现代人,这样做只能显示你自己的内心有多肮脏。
否定圣人的存在只是内心软弱无力的表现。
2、我这个人非常随和,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某些人想尽一切办法侮辱孔子。
有一个朋友和我交往七八年,仅仅在一次吃饭的时候他用轻蔑的语气侮辱孔子,我就因此和他绝交了。
3、这期《读书》杂志没有什么可看的,只有一篇关于民工创作诗歌的文章还可看,对比一下就知道,当今所谓学院派诗歌有多苍白无力。
附带说一句,凡是登了我文章的《读书》杂志都不可看。
4、庄子去世之前,对学生们说:你们把我扔在野外,我以日月为棺椁,星辰为灯饰——你们看看,庄子就是这样随时可以迅速沉浸在自己那套狂想之中自娱自乐。
5、上过我的课的学生,应该不会再去读余杰的书了吧?王小波的书也最好不读。
王小波讲来讲去不就讲了个"性解放"吗?前几天我看报纸,看到李银河率先主张在全国推广男女同厕,我都快崩溃了。
6、早在三年前我就说过,现代社会"人性解放"的最终结果是人的缺席和性的解放。
7、现在流行歌曲里面最常见的词是什么?"我"。
其次呢?"爱"。
稍微少一点的是"你"。
"我爱你",多么简单、多么直来直去的逻辑关系啊。
我小的时候,情歌都是要先把对对方的感情附着在某个物体上,比如"池塘边柳树下",然后才敢释放出来。
现在不同了,直接释放。
8、纳粹对欧洲最大的破坏,是逼死了欧洲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本雅明。
【第二课】
上一堂课我没有讲完。
其实我是想通过北岛的诗,以及在我看来北岛的诗歌中的终极实体,也就是“乡愁”,来指出汉语性的意义,汉语性对我们每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生存者的意义。
那么这个意义,实际上可以这么来看,就是说……有一位诗歌批评家讲过,诗歌就是诗歌翻译中剩下的那部分,或者说,诗歌的本质就是在翻译中不可传达的那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汉语的实质。
比如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西方人对李白杜甫的翻译的话,那个翻译完全没法读。
正因为汉语中最精髓的东西是无法传达的东西。
那么这些无法传达过去的东西里,汉语性的实质里,第一点我觉得包含了一种特定的伦理态度。
这种伦理态度跟其他的伦理态度之不同在于,它体现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那么这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对于今天世界的意义,就意味着中国可能始终是一条独特的道路,无论它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走向现代化,走向近代化,都将意味着一条截然不同的文化道路,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这一点从上个世纪初的种种努力中我们就能看到。
哪怕是最为简单的对比中都能看到。
比方说我上堂课谈到过的梁漱溟,他以那么简单的方式来对比中国和西方,说中国是主客一体,西方是主客二分的。
以这样的简单的方式来把中国和所谓的西方对比起来,其实质在于,在几乎所有的人的心目中,汉语性文化、汉语性思想都是一条独特的道路。
而这一点已经渐渐为许多西方的研究者所看到……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朋友传给我,是现在在清华任教的一个英国人为一个公司写的中国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题目叫《北京共识》。
这个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是不同的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的事情。
《北京共识》为许多后发展国家都提供了一个样板,甚至包括给巴西和印度都供了样板。
那么北京共识的实质……之所以北京共识能形成一条独特的道路,一条独特的影响世界的方式,其根源恰在于中国文化的实质。
而这一文化的实质在我的表达里,就表达为汉语性。
在我的课上我会逐渐地把汉语性这个问题充分地展开。
上一节课里我反复地用一个概念,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我在强调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面前,个体的不利,就是无论你如何挣扎,都会陷入绝对精神的狡诈。
所谓绝对精神的狡诈就是说,那些历史上伟大的人物,那些历史上有超强个人意志和个人欲望的人物,他在达到他的个人意志和个人欲望的过程中,恰恰使自己成为了绝对精神或者说世界精神的工具。
黑格尔有一次看到拿破仑骑着马从街头走过,他跟他朋友讲:“瞧,那个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我这里强调的,同时我在上一堂课讲过,汉语性文化……我们很多人,包括上个世纪初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包括上个世纪初为中国文化寻找主体性的努力,这个努力都是汉语性文明,或者说汉民族的历史精神,它自身的一种欲求,经由一些个体表达出来。
那么这个表达里我们可以看到我把汉民族的精神和汉语性思想、汉语性文化作为比每一个个体更具主体性更具能动性的一种主体的存在样式。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跟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之间的关系。
似乎我所强调的汉语性文化也在强势地把个人变成它的工具,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个指明的区别。
当我强调汉语性民族的精神的历史演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汉语性民族精神的历史演历非常弱,它既强又弱。
它跟绝对精神不一样。
绝对精神是,你无论怎么样都是它的工具,绝对精神意味着必然,意味着必然的展开。
绝对精神导向的是一个目的论的一个必然的存在。
世界历史之所以可能,世界历史这个名词之所以出现,就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那么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世界精神如何逐渐从东方的崛起,渐渐成长,经由希腊传到西方,最后成长在德国。
德国精神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精神目的论的最终实现。
那么我们注意到当我强调汉民族精神的历史演历的时候,不是能够通过所谓绝对精神的狡诈就可以了。
它要通过一些自觉的个体,一些以弘道为己任的个体,才能实现。
这个民族的历史演历是可以消亡的。
当我认为中国哲学,或者中国哲学史,是一个正在展开的、活生生的存在,同时也就意味着它是有死的。
语言本身就是这样,它是有消亡的。
而绝对精神是
没有消亡的。
绝对精神把自己异化为自然世界,然后又在自然世界中逐渐地重新实践和认识自然。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而我们与汉语文化的关系是另一种关系。
一方面,我们总在某种程度是汉语文化的回声。
另一方面,汉语文化要想充分的展现自我,完全地更新,完全地复活,需要经由一代又一代的自觉的人。
在这点上汉语文化是很弱的,一个历史性的精神,一个历史性的文化是很弱的。
它不是必然性。
它是一种很弱的召唤。
我在一篇文章里,结尾处写了这么一段话:“一个历史性民族的精神演历,它对于我们在这个精神演历之中生活的个体而言是一种召唤。
它召唤我们这些个体成为它的价值的承担者,成为它的声音的传达者,成为它的品味的欣赏者。
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可以背过身去不听这个召唤,从而成为现代的、更现代的,新的、更新的人类。
完全可以,背弃自己的本根是很容易的。
但是背弃自己的本根实际上,之所以不妥,之所以不好,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不诚实。
如果我们诚实地正对自己的内心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跟汉语性文化的精神,是我们对父母,对至亲之人的感情。
我们的父母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不是世界上具有最高品质的,不是世界上具有最高智慧的,甚至不是具有最高官阶、最多财富的人,但是,他们仍是我们最好的。
我们的父母是最好的。
是这种感情。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回到孔子。
围绕着孔子在上个世纪的命运,让我们想到很多,如果我们有时间去搜集一部这样的文集,就是汉语文化的最丑陋的文字。
所有最丑陋的文字,都可以在上个世纪的文字中找到。
而且这样的丑陋放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耸人听闻的。
我们上个世纪对孔子的诋毁和背叛,其背叛的程度,远远超过犹太人对基督的背叛。
远远超过。
这个背叛意味着什么?今天我在这里反省这一背叛,批评这一背叛,又意味着什么?有的时候当我乐观的时候,我会想,这样的背叛,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独创性的文明——注意我说的是具有独创性的文明。
世界上有很多文明是不具有独创性的。
世界上的文明可以导源于几个根源。
中华文明是其中一个独特的根源。
——这一独创性的文明,当它面对着一次它所无法忍受的失败、一次无法忍受的自尊心的打击时,它要更新自我,就必须经由这样一个彻底的否定自我的过程。
因此我把我们在上个世纪对孔子的背叛,视为汉语文明对自身的彻底否定。
经由这一彻底的否定,才能有一次彻底的更新。
那么这一否定和背叛的意义,是仍然在展开的,仍然未结束的。
如果我们这些后人,那些背叛者的后人,我们这些五四精神的后人,我们这些后五四精神的人,如果能把自己的努力导向一次成功的文化的更新的话。
那么这次背叛,就变成了一个自我更新的环节,从而获得了它的合理性,从而获得了它的价值。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一背叛,我认为就会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五四这个代名词将被钉在上面。
五四的实质,说穿了其实是这样一个东西:只要我跟最强者站在一起,我就能够获得一个更新的更强的自我,无非是这样。
我要跟更强者站在一起,这样我就能成为那个最强的。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一个人可能对于你们没有什么意义,这个人叫王朔,有意义吗?对你们有意义的可能是王小波吧。
王小波我是很不喜欢。
我之所以不喜欢他,首先是因为李银河。
李银河我实在受不了。
李银河认为世界上一切荒谬的无耻的事情她都有必要站出来支持。
比如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条讲交换夫妻,李银河先生站出来说这个在美国不是这么叫的,在美国这很常见。
大概意思就是说没什么关系吧。
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最可笑的是其实你们细看啊,——我批评李银河先生的这话我当她的面我也敢说。
——就是说她一方面不断地强调性的开放,同性的异性的,怎么来都可以;但她在讲到王小波跟她的爱情的时候,她会说,王小波既专一又浪漫。
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这个……当然王小波我觉得实在是被李银河耽误了。
唉真是没眼光啊。
还是不错的。
王朔对我们还是有很强的解放意义。
王朔有一本小册子,叫《一点正经没有》其中有一段讲一个人,一个小瘪三,突然发了狂,擂着胸脯,拖光了上衣,冲到街上去,逢到人就喊“谁敢惹我”,对着各种比他弱的人喊“谁敢惹我”。
喊到第三声的时候,有一个黑塔般的人
出现了,用炸雷一般的声音说:“我敢惹你。
”这个人四顾之后说:“那谁敢惹咱俩?”
我把五四看成这样一个东西。
五四如果有意义的话在于它陶养了鲁迅这样的人,这样一个永远持着刀冲向强者的人。
那么这个背叛今天应该结束了。
我们应该认真地去聆听中国古代先哲的东西,让诚实地面对自我,诚实地面对这个文化,充满勇气地让这个文化的精神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
让拉姆斯菲尔德的那种胡言乱语,让小布什的那种虚伪的道德傲慢,让他见鬼去。
我认为布什上次访华在清华的演讲是清华同学的一个耻辱。
因为清华同学在小布什那样傲慢的道德宣扬面前毫无还击之力,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英语的流利,却毫没有展现自己文化的自尊。
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结结巴巴的英语,甚至用汉语,告诉小布什,在他讲台的背后有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厚德载物”,“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前圣人的教诲,应该让他知道。
应该让他知道。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不读书,他不读先哲的书,他用鼻子就能闻出先哲的书不好。
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也有才气,写小说的。
他写了本小说叫《斯巴达》,这个书你们可以去看。
用38万字写了一个24小时的故事。
还是很有才华。
他说他不读孔子的书,他说中国文化里没有英雄,他说孔子不是英雄,孔子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
他说……我当时还比较耐心。
他说尼采很伟大。
尼采我同意他很伟大,但尼采不是世界上唯一伟大的人。
我劝他,那你何不细读一下《论语》呢,读读《易传》,读读《中庸》呢?他说,我不用读,我用鼻子就闻得出来他的臭味。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生平做出了唯一一次的断交,就是这个事。
没有办法再谈下去。
那么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伟大的存在,有无数伟大的人。
我们只要去读资治通鉴,我们就会发现资治通鉴里面所记录的每一个人都比我们伟大十倍,甚至百倍,哪怕是那里面最大奸大恶之人。
那是何等坚定何等光明的存在,那是一个何等光明的世界。
我们去看资治通鉴里面讲张辽,那比三国演义里讲得精彩多了。
那么孔子是这群伟大灵魂之中最伟大的灵魂。
有一种研究学问的方式是这样的:是通过追索各种名人的花边,来否定名人的伟大。
比方说我们都欣赏爱因斯坦的伟大,那么就有人站出来写爱因斯坦怎么吝啬呀,怎么无耻呀……这是一种苍蝇的工作方式,在鲁迅的文章里头是苍蝇和战士的关系。
当战士休息的时候,苍蝇也就嗡嗡叫了。
但苍蝇永远是苍蝇。
学问如果最终指向对一切伟大的破坏,学问如果最终指向把伟大拉回平庸,拉回到跟我们一样的地平线上,这种方向的话,那这样的学问要它干什么?
推荐你们看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可能比较难读。
中文有译本,有个人叫福柯你们知道吗?他写了一篇《尼采、谱系学与历史学》。
在这篇文章里他讲出了一种所谓的打引号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这个“历史学家”工作方式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他通过他巨细弥遗的博学来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历史的时代比你的历史时代更伟大,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你更伟大。
这也是我刚才说的苍蝇的工作方式。
通过我们自己这些空洞的、影子般的存在的卑琐,以及对这种卑琐的自我认知,我们就能确知,有一种更光明更伟大的生存样式的存在。
否则我们就将不知卑琐这个观念是从何而来的。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我的学术生活的,我认为我个人的学术生活是这样的:它的目标是,用自己的一生来衡量自己跟伟大的距离。
好,在铺垫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
接着推荐书:钱穆《国史大纲》,这是我推荐学生入门的不二法门。
要一口气读完上下册,比金庸小说精彩得多。
〈国史大纲〉。
钱穆知道吗?钱穆不会不知道吧?钱穆这两年最火了。
这两年最火的是钱穆和钱穆的学生。
大家都去买书了。
还有一部是钱穆先生的〈孔子传〉。
还有一部钱穆先生的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叫〈师友杂忆〉。
这个很好看。
和〈八十忆双亲〉放在一块。
〈国史大纲〉是商务印书馆的,〈孔子传〉和〈师友杂忆〉是三联书店的。
大家可以去买来看。
那书推荐完了之后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问题:以孔子开篇的理由。
我的课历来以孔子开篇。
一般认为老子是早于孔子的。
这样一个观念在上个世纪经古史辨的努力已经基本否认,但是近年来这个观念又有所反弹。
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地下挖出了新的东西。
古史辨最后定下来〈老子〉这本书的成书年代基本是在〈庄子〉之后,战国末期。
但现在挖出了一个老子的本子,那个墓是战国初期的。
基本上大家都不会认为这个书是后来的盗墓者带进去的。
我们一般思考问题不是这样思考的。
一般认为战国中前期的时候老子这本书就存在了。
这本书跟今天的本子距离很大,只有一些片段,并不是全本。
因此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带到地下的是一个老子的全本呢,还是老子的笔记呢,还是老子的诸传本之一。
但无论如何,老子中的有些句子在战国中前期已经进入书写,进入流传。
这是毫无疑问的。
由此推知,——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地下都挖一遍之后才得出结论。
——大概我们可以推知,老子的年代一定是早于庄子的,也早于孟子,至少跟〈中庸〉的年代差不多。
甚至我个人以为,就是早于孔子也并不希奇。
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老子这本书里有极高的哲学品质。
这么高的哲学品质怎么会那么早就出现呢?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论语里已经有极高的哲学品质,中庸里头已经有极高的哲学品质。
那么因此我们在辨别孔老先后的问题上,我不认为孔子早先于老子。
在史记里记载,孔子曾经向老聃问礼,现在大家的疑问是老聃到底是谁,有没有这个人,以及老聃和老子是什么关系。
这个都确实是不清楚。
我们即使相信史记里的说法,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我们仍然以孔子开篇,其理由在于孔子思想的重要性。
我们是以重要性衡量的。
我以前讲孔子要讲三堂课,给你们讲两堂课,当然不是我偷工减料,我压缩了一下。
因为还要跟你们讲其他的东西。
我讲老子就一定只讲一堂课,以此来区别重要性。
孔子生于西周创辟以来的礼乐文化衰颓破碎之际。
在这个时候他想要有所拯救。
孔子所面对的情况叫“礼坏乐崩”。
其实礼坏乐崩几乎是先秦诸子的共同处境。
几乎所有的先秦思想家都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文化处境,就是礼坏乐崩。
记住我今天反复说了“礼坏乐崩”,因为很多人都说是“礼崩乐坏”。
上完我的课以后大家一定要坚持说礼坏乐崩哦。
有一次我一篇文章,我明明写的礼坏乐崩,结果编辑就给我改成礼崩乐坏,他以为我错了还不好意思提醒我,直接就给我改了。
结果我一个学生读了就质问我,老师你上课讲礼坏乐崩,你写文章怎么是礼崩乐坏?搞得我很狼狈。
现在编辑一般都比较大胆,改的时候很自信。
我有一次一篇文章里引用陆象山的一句诗:“墟墓兴哀宗庙钦。
”人家看这话不通,给我加了一横,叫“墟墓兴衰宗庙钦。
”当时我就……这么好的朋友又不好意思提醒人家,不想显得有学问。
没办法。
以后告诉他改动之前要跟我商量一下,否则人家以为是我的错,搞的我多么没有面子。
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下为什么叫礼坏乐崩呢。
崩这个词在我们今天还常常用,说一个皮筋崩断了。
其实这是古代的语义传到今天的结果。
乐崩的意思是什么呢?乐是干嘛的?乐是感染我们的。
乐是打动你感染你的东西。
乐崩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具有感染力。
而那个感染力实际上你要细想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弹性的东西。
比方说我就听不得当今的一些庙堂音乐,尤其听不得什么阎维文啊,什么……什么小宋啊……宋祖英同志啊,确实有点听不得,觉得她不打动我。
这是乐崩,不再具有那个弹性。
崩的实质就是好象影响你的那根线断了。
用得非常准确的。
而且它的典故很清楚。
出典出在哪?出在〈论语〉,〈论语〉里头。
那么在这样一个礼乐文化衰颓破碎之际,孔子想要拯救。
孔子的拯救,他的途径是这样的,第一是复古,第二是开新。
而孔子的复古和开新,其实恰恰是一体的两面。
因为在当时礼坏乐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礼乐文化已经流于形式。
周礼,曾经被伟大的精神,曾经被
伟大的真实性所充实和照亮的周礼,曾经在人的具体生活中有着那么鲜活显现的周礼,到了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突然,或者说逐渐地变得不再鲜活,不再真实,不再真诚。
有两种人,一种人人欲横流,活得很真实,但很没有道德;另一种人活得很道德,但活得很不真实。
这样的结果恰恰在于,礼乐文化的形式化,渐渐地流于形式。
在这样一种时候,孔子的复古,不是要简单地回归和原原本本地复原周礼的每一个细节。
孔子的精神恰恰是要回到周公致礼作乐的那个伟大的精神实质本身。
我在想如果孔子生活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他会不会站出来批评我们所有的物质性生存。
比方说孔子说我坚持一定不用手机,孔子说我坚决不上网,孔子说这样的技术性环节、这样的物质性存在无法安置精神。
我相信孔子一定会这么说。
孔子一定是在这样一个现实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告诉我们如何建构我们的精神生活,如何建构我们的精神实质,并且把这精神实质变成有根源的有传统的一种精神,与古代的传统有着内在的精神同一性的……孔子一定是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在〈中庸〉里孔子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下面的话就说得特别狠:“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
”这个意思就是说,第一,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致礼作乐?显然不是。
是不是人都要致礼作乐,是不是人都想不朽,那怎么行?只有某些人,某些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的,同时又有很高的艺术创造力的人,前提是不仅有道德修养,同时要有极高的艺术创造力,才能致礼作乐。
我们知道圣人在中国古代不仅指道德,也指聪明。
聪明的实质,当然跟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聪明不同,聪明主要是“作”。
孔子说我“述而不作”,孔子不敢居圣。
“述而不作”中“作”的实质就是,圣人必有伟大的创造。
这样伟大的创造力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生活的想象,提供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因此一个民族的圣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的先知。
先知,我记得小时候老是读不懂先知到底是什么,先知不就是预言家吗?他能预言以后所有的事情,所有具体事情的发生,比方说预言某一天某个总统遇刺,预言某一天某个战争的爆发,预言某一天突发海啸,预言某一天会发生大地震。
后来……我是比较笨的,想事情经常会想得很慢。
比方说读懂海子的一句诗可能用了我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才真的懂了,突然一天夜里懂了海子那句诗。
那么先知这个意味着一种生活可能性的开创者。
他开创了一种可能的生活道路。
这种先知在古代有很多啦,在伊斯兰文明里有穆罕默德,在……这个也不用多举了吧……在印度文明里有伟大的佛陀。
那么,孔子说他要创造,但他又说自己“述而不作”。
孔子是述而不作吗?他真的是述而不作吗?孔子是“以述为作”。
通过重新的阐释,通过重新的把历史、把周礼的元素重新组织和安排,把六经重新整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作”。
那么这样的方式恰恰是把复古和开新融为一体。
但是孔子后来被尊为“庶王”。
在孔子以前所有的圣人都是有德又有位的,要么是君位,要么是居于宰臣之位,就是能做事。
但孔子一生却一直没有这个“位”。
所以他的政治理想、他的礼乐理想,都不能最终地实现。
所以这对于孔子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我猜想孔子的本意是,孔子后来教育学生的时候,从他对学生的教化中……我猜想孔子最初是希望自己能够实现恢复……他不说恢复西周,他说“吾其为东周乎”,“哪怕回到东周也好啊!”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完成不了这个使命的。
所以他寄望于他的几个学生,颜渊、子路、子贡这些人。
结果最后他最欣赏的两个学生,都先他而死。
颜渊死的时候他说“天丧予”,子路死的时候他说“天祝予”,天诅咒你。
到晚年的时候他已经相信,在一个短期的时间,甚至在一个非常长期的时间里,已经不再有可能恢复东周那样一个文化。
最后他在晚年的时候开始写《春秋》:“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
”作《春秋》对于孔子而言是一件非常僭越的事。
孔子说“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实际上他作《春秋》这个事情是僭越的。
他没有这个位。
他第一不是史官,也不是天子。
他没有这个位。
他作《春秋》就是在儒史的基础上,改写。
而这个改写恰恰在某一字的褒贬之上,建立起了一个价值的系统。
他想通过这个,通过自己对文献的整理,通过他所作的《春秋》,保存自己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