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社会核心价值观将成为未来十年的关键

许倬云先生则告诫我们,“物欲是没有尽头的,我们该想到物欲一步步的增长,我们永远不会得到‘够了’的一天。西方文化的特色是要更多,更好,更快,永远是增长还不知道满足。这种浮士德的精神,也许有工作的积极性,却也是有进无退,不会知足。也因此,人永远没有快乐的时候。我们今天以为热热闹闹,光光彩彩,就是快乐,是真的快乐么？从热闹恢复到安静的时候,会有人再想想内心是空虚还是满足？中国道家的宁静澹泊和知足常乐,也许可以让我们得到另一番乐趣。”
所以,如果有良好的法制基础和社会文化环境,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我们都应该可以保持同样的道德水准。但不幸的是,我们的市场经济又恰恰是在十年动乱之后,在新旧体制转轨、相应法律配套严重滞后、旧的道德体系被打破,新的道德体系还没有形成的形势下超常速度发展起来的,所以造成了今天的道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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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从近代以来,我们烧毁了孔家店,把支撑中国人道德精神的顶梁柱和封建思想一起扫地出门。在解放后,我们苦心孤诣地建构起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干的高标准的“圣德”体系,在文革期间被推向顶峰,但是物极必反,当文革结束后,随着这套“圣德”体系的坍剑所认为的,改革之初,由于人们极度贫困,都极度渴望追求富裕。当邓小平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人们立即投入到对财富的追求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恭喜发财”的核心价值被唤起。邓小平为推动改革讲了一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话,就是“不论白猫还是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被称为“猫论”哲学在当时极具思想解放的意义,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但这一理论在客观上对中国传统和毛泽东创立的道德价值起了极大的摧毁作用。这句话被民间演绎为:不论白道黑道,只要赚钱就是好道。这里有不择手段的意思。邓小平还讲了一句“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名言,这曾成为中国过去许多年经济发展的纲领。这在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看来,经济发展可以不管环境、资源的破坏和人的权利代价。这些都与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是大相径庭,儒家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猫论”哲学大行其道,它给人们暗示是只要发财可以不择手段。
更有论者指出,当前中国的道德危机之严重,还并不完全在这些表象本身,而在于面对这些不道德和犯罪现象,社会大众的道德是非颠倒良知麻木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某些抵制丑恶的善良和崇高举动受到公然的嘲笑,而那些寻租受贿的犯罪行为却被视为正常——“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了“喻世名言”。那些严重违法犯罪者不仅不受道德的批判,而且,有人说情,有人庇护,一旦出狱,甚至马上有人重用;而那些主持正义的受害者却往往被围观嘲讽、孤独无助、甚至被救者自己逃之夭夭置恩人生死于不顾。造假、走私、买卖妇女儿童等犯罪猖獗,是因为有众多群众甚至领导默认支持并受到当地道德舆论的保护!至于许多子女毫无伦理责任,遗弃虐待老人甚至打骂残害父母的恶性案件不断被舆论所揭露和批判但又不断重复发生,则是因为许多人已经没有行孝的良知了。这种普遍性道德是非的颠倒或道德良知的丧失,才是今天道德危机严重性之所在!
道德危机已经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
经济发展了,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却为什么出现了问题,为何丢掉了我们原有的核心价值观,为何出现了道德的沦丧？“我以为其中牵涉两个问题,一个是世界性的,一个是中国特有的。” 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的许倬云教授这样对和讯网表示,“从世界性的问题来说,最近半个世纪,世界各处有识之士都在担忧,几个主要文化系统的传统价值观念,都已摇摇欲坠。欧美社会的宗教信仰,在文化多元和唯利是图的经济制度下,也已不再能够约束人心。二十年前,美国股票市场和金融界等处,本来有一些运作的内规,现在都已经没有约束力了。尤其诚信二字,今天在美国的商界几乎已经无人在乎。——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诚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诚信,我能相信你给我的支票是有效的么？”
曾主持写作“皇甫平”系列评论,揭开了第二次解放思想的序幕的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先生,也认为需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求答案,他对和讯网表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目前怎么发挥作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在2007年到云南做演讲的时候,就后30年的改革谈到精神的转变,人文精神重建,如果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跳出来,完全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里面跳出来,能够推崇精神的价值,才能够有一个新的追求的目标,树立新的价值观的过程。”
改革开放为中国引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在市场经济导致人性觉悟提高和生存资源丰富的情况下,没有西方原罪宗教精神和个体自律意识约束,又冲破传统宗法“迷信”道德观念束缚、彻底“唯物主义”了的中国人,道德良知失去了约束作用:天打五雷轰都不怕,这年头还怕什么？于是中国人的行为动机一下子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滑到千方百计为自己,极端利己主义日益猖獗。少数一辈子“大公无私”的老干部,甚至一下子蜕变成“大公皆私”鲸吞巨额国有资产的贪污腐化分子!
他表示:“我以为我们信守几个起码的价值观念:对另一人,我们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对团体,不管是国家还是家庭学校或者单位,我们要求有自由,但也该想到责任。同样的,团体对个人,不应当只要求纪律,而忘了团体存在的基本责任是照顾个人的生活,尊重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对于自然环境,不管是居住的地区,还是寄生托命的地球,我们都要想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环境完全毁损以后,我们哪里去过日子？我们人类已经快速的浪费了许多资源,只为了贪图舒服和富足。我们也该想到,有一天地球上的资源再也不够时,我们怎么过日子？”
回归“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确实,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可能都是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一个必然过程。然而,任何经济行为,如果忽视其道德价值,任由各利益主体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那就不仅会引发质量危机、责任危机、信用危机,更有可能导致经济生活的全面混乱,祸害整个社会。在今天的中国,富裕起来的一代企业家们只是学会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把他的更精彩的《道德情操论》丢在了英国。许多经济事件,都伴有严重的道德问题,而为此付出的,则是经济、环境与社会的沉重代价。
中国富豪的富有,从奢侈品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就可见一斑: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统计,截至2009年12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7.5%,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仅为20亿美元,而至2009年11月,这个数字变成了96亿美元。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国富豪们在慈善捐助方面的乏善可陈。前不久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中国宣传他们的慈善理念,除了陈光标等人积极响应之外,其他的众多富豪并不显得怎么热情。
其实,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带来道德的滑坡,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道德败坏。虽然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但同时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没有认同市场法则——依法经营、自由契约、平等交易、公平竞争和合法产权不容侵犯等等——道德规范的支持,市场经济是难以在法制轨道上有序发展的。因为如果不受道德约束人人都在试图犯规,那么,法不责众,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便必然失去其权威性。
信仰的缺失与法制建设滞后导致道德危机
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则认为,从古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始终有一个中国式的“政教合一”的问题,即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表现为一种泛道德主义,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到“学习雷锋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李泽厚表示,这种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影响很大,应该解构,即把道德和政治分开,解构之后再重建。
对于我们很多地方为了发展经济而不惜破坏环境的问题,身在海外的许倬云先生特别心痛,“我们糟蹋环境,是为了可以赚得更多的财富,到有一天我们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也没有清水可以饮用时,那些财富对我们有什么价值？古代的神话,一个富翁最喜欢金子,天神罚他在喝水时就喝到是金液。这样的生活就不是和我们今天糟蹋环境换来财富一样吗?”
北京科技大学赵晓教授则认为,华尔街金融家们和中国卖有毒奶粉的企业家们在商业伦理的堕落本质上如出一辙,都是“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不惜烧毁全世界的房子”。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那些人知识差些,因此直接在奶粉里掺毒药;华尔街的金融家知识较多,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忽悠全世界,暗里凶狠地在金融产品里掺毒药。华尔街的恶棍们明知自己卖的是有毒的金融产品,就像中国的有毒牛奶一样,但为了赚钱,还是昧着良心大量出售。其中中国人被骗得挺惨,买的相当多,比印度买的多得多。
对此,许倬云表示,“我盼望:许多人在富了以后,会想到帮助别人,不要只是夺人家的所有来增加自己的富足。如果富人能都想到,将自己财产分一些做社会福利的事业,那就是‘替天行道’,于己所费不多,对公益却大有帮助。”
重塑核心价值观将成为未来十年的关键
对于道德沦丧、社会核心价值观缺失的危害,蔡定剑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当一个国家缺少核心价值,人民没有基本的价值认同的时候,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凝聚力,当危机来临时必将难以面对。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支撑,只有对财富的崇拜和对享乐的追求,社会不可能健康发展。中国社会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就是这一结果。
现在每年各种“富豪榜”都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但滑稽的是,富豪榜却成为了“杀猪榜”,大量富豪在攫取财富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触目惊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财富获取方式？对此,著名学者、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的观点很明确:财富就是这样,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为富要仁,为富不仁的确有问题。
对于中国自身的问题,许倬云也进行了剖析:“中国的儒家有高明的思想,但是,在满清中叶开始,儒家系统已经僵固,不再有活泼的生机,有效的约束人心。在中国近代一百年的变化,中国传统价值只是少数人在书本上讨论的课题,在内陆的农村,一些百姓还是按照习惯根据中国传统的行为模式,不敢脱轨太远,但在城市中,尤其西化的城市社会,东方和西方两边都落空,今天大家的行为已没有什么可以约束的规范。”
或许,在未来的十年,中国的经济、社会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重塑核心价值观将成为关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应该如何重塑核心价值观？许倬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拿将心比心,不必爱人如己,至少想到我对人的所作所为应当是符合我盼望人家对我的所作所为,也就是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