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文化扶贫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安徽砀山、萧县实地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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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文化扶贫的现实基于安徽砺山、萧县实地调研分析
车树林邹品菲王琼
摘要:随着扶贫工作渐入尾声,文化扶贫的成效显著,“致贫文化”在许多脱贫地区销声匿迹。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扶贫”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同时,伴随着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进一步要求,我国仍需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素养、打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从而培养出“现代农民'',建设“美丽乡村”。
鉴于此,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安徽砺山、萧县农村文化扶贫的现实举措、存在问题以及破解路径展开探讨分析,以期能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文化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化扶贫现实困境破解路径
一、引言
“十三五”期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我国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自20世纪以来的扶贫工作将进入收尾之年。
随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又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这一战略,这无疑是对实现了初步改进的乡村地区提出了进一步的振兴要求。
然而,农村文化扶贫的开展却并非一帆风顺。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空心化”、农村现代化远落后于标准等问题凸显,文化扶贫措施单一和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成为制约乡村文化发展一大主要矛盾。
鉴于广大农村地区正走在“贫困”迈向“振兴”的道路上,而文化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江苏省文化科研课题“文化旅游产业新兴业态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9YB10)、2019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文化精准扶贫体系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910327039Z)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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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是确保农村地区可持续性脱贫的一个重要层面,因此,要继续发挥文化工作的作用,继续激发农民致富的内生动力。
根据当前学界的相关定义,文化扶贫的施力点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文化扶贫仅包括居民文化生活的丰富,将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科技等排除在外(辛秋水,2001;饶蕊和耿达,2017);广义的文化扶贫包括的范围相对广泛,除了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科技等方面外,还囊括了传统文化、旅游文化等相关历史文化因素(杨文,2014;张祝平,2018)。
而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文化扶贫主要是指广义层面的文化扶贫。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文化扶贫的重点应更加体现在新文化的潜移默化渗透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地理、历史因素打造别具一格的“文化景观”。
安徽砺山、萧县连续几年入选“中国民间文化之乡”,文化独特性突出。
同时,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它们是安徽地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各项扶贫工作力度大,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萧县更是在2019年底达到了“脱贫退县”的标准。
具体到文化扶贫方面,两地的现实举措侧重点不一,既有共通性,又有独特性o有鉴于此,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安徽砺山、萧县农村文化扶贫的现实举措、存在问题以及破解路径展开探讨分析,以期能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文化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文化与贫困始终是国内外学者积极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vris)最早提出贫困文化理论,并在《五个家庭:墨西哥贫困文化案例研究》一书中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此后,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消除贫困的发展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文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文化扶贫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国外学者的文化扶贫研究现状
Krznaric(2006)通过对危地马拉农村地区展开的研究发现,农村贫困问题的持续存在会显著影响农村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进而阻碍农村人口增长。
针对该现象,他提出可以通过全面实施劳工法和改变精英对贫穷和发展态度的文化方案,缓解农村贫困问题,促进农村人口增长。
Adam(2012)指出扶贫要以文化为媒介,可以通过发展文化旅游的方式,开展文化扶贫工作,提高贫困人群的文化素养,夯实贫困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减轻当地的贫穷状况。
美国学者Nurk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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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认为政府应该在文化贫困问题上发挥更多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加强农村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可以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Mtapuri和Mazengwa(2013)研究指出,扶贫项目的有效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世界的丰富度。
他以非洲地区为例,利用现象学的方法展开调查研究,发现非洲土著文化与西方文化信仰之间存在明显脱节,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并不能有效解决非洲地区的文化贫困问题。
Leibonstein和Malthus (2017)则以南非文化精准扶贫为例,认为依赖于本土文化资源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对本土知识中的文化价值保护是开展文化扶贫的两种主要方式。
(二)国内学者的文化扶贫研究现状
基于对“贫困理论”的认识,我国学者对于文化与贫困的研究伴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逐步展开。
胡吉红(2001)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开展文化扶贫工作至关重要,不仅有利于推动现代文明建设,还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辛秋水(2010)分析指出贫困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资源方面的贫困,又包括社会资源方面的贫困,故此他提出“扶贫扶人,扶志扶文”的主张。
杨文(2014)以江西省为调査对象,发现江西农村在开展文化扶贫工作过程中,存在服务体系不健全、文化机制不顺畅、文化人才不充足、资金分配不合理等诸多问题。
边晓红等(2016)认为在文化扶贫工作中,要想实现文化精准扶贫,完善的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是关键。
张春景和张詰昱(2016)则分析发现,阻碍文化扶贫工作开展的因素有很多,诸如基础设施薄弱、队伍素质低下等。
李文卫和张博(2017)认为文化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方面,既要考虑其社会属性又要考虑其经济属性,不仅要治愚,更要消除贫困文化,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状况,助推当地经济发展。
韦建忠(2017)以福建屏南为例,认为可以通过发掘地区文化资源特色,加快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而加快地区文化扶贫步伐。
饶蕊和耿达(2017)认为“结构失衡”与“供需错位”是文化扶贫的根本困境,提出“上下联动”与“有效对接”的基本进路。
刘忱(2018)认为乡村的振兴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在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注入文化的内涵。
章军杰(2019)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化扶贫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早期的乡村科教专项扶贫、开发式的公共文化扶贫、综合性的公共文化扶贫和特色的精准文化扶贫。
(三)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关于文化扶贫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文化扶贫的理论内涵、现实问题以及对策建议的探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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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农村文化扶贫问题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
对安徽砺山、萧县农村文化扶贫开展调查研究,不仅有利于归纳总结现阶段我国农村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典型经验,更有助于发现目前在开展农村文化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寻可行的破解路径,助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三、安徽砺山、萧县农村文化扶贫的现实举措
近年来,安徽肠山、萧县进一步加大文化惠民力度,同时充分发掘、利用文化资源,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方面的重要作用。
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文化扶贫、脱贫工作迈上新台阶,激发新时代乡村的生机和活力。
(_)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在所有的文化扶贫活动中,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已成为政府主要的扶贫绩效来源。
通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居民提供良好的文化娱乐活动场所、美化乡村人居环境、提升村民的幸福感等。
在安徽曾经的主要扶贫地区,基本完成“文化站”的修建,并相应地在站内配置了“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
如萧县将文化站的建设与村民休闲空间——活动广场相结合,建设“三室一场”,即增加了活动室,为居民提供室内活动场所;良梨镇基于已有的浓厚文化底蕴,在村民休闲空间的规划过程中,融入了“桃梨文化”“诗词文化”,且以地方民俗为主要元素,建造了错落有致的庭院以营造不同的空间氛围,为村民提供休闲活动场所。
此外,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缩小城乡人居环境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虽距离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状况还有较大差距,但也在乡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上迈进了一大步。
(二)扎实开展文化下乡活动
文化活动下乡最普遍的形式是“送戏下乡”,以演出为载体,将娱乐和文化熏陶结合在一起,用鲜活的角色给观众带去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中萧县“梆剧团”所进行的“送戏下乡”活动非常具有代表性。
剧组自主创作编排了《问路》《借粮》等戏剧,抨击了不孝顺、不赡养老人的丑恶现象;《春满龙城》宣传光伏发电等产业扶贫给人们带来的良好效益。
这种文化活动,用人们乐于接受、浅显易懂的方式倡导了敬老爱老、自力更生、文明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开展教育扶贫帮扶工作
萧县关于教育扶贫方面的主要政策包括: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基金的投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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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贫困学生资助部署,确保精准扶贫学生资助体系对学校的全覆盖;开展教育扶贫
结对帮扶工作o在职业教育方面,兑现“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积极跟上现代化教育步伐。
砺山县在教育扶贫方面的措施同萧县类似,其推动的“三落实”政策包括落实学生资助、落实三级包保责任、落实精准结对帮扶。
综合而言,两地的教育扶贫举措在缩小教育城乡差距、使贫困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方面做出了努力。
推动文旅农融合发展
(四)
依托当地特色,砺山良梨镇将文化扶贫同产业发展相联系,“文化+旅游+农业”成为良梨镇发展新模式。
被誉为“果海绿洲、世界梨都”的酥梨文化园地,良梨镇大力推进文、旅、农融合发展。
在文化方面,打造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梨花节”“赛马节”,修建酥梨博物馆和文化休闲体验区,2019年梨花节时举办了砺山民俗展演、汉式集体婚礼、武术名家展演等活动;农业方面,酥梨和桃是良梨镇的主要经济作物,全镇共种植果树超过5万亩,年产水果达到1.8亿公斤,还衍生出了梨膏、黄桃罐头等产业,另外,良梨镇积极推进梨农合作社的发展,扩大种植的规模效应,引进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旅游方面,围绕小镇得天独厚的果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建成梨树王、鳌头观海、梨花湾、文家河生态观光区等旅游景点,2019年接待游客130万人,成为宿州市唯一一个省级旅游小镇。
四、安徽砺山、萧县农村文化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年来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安徽肠山、萧县农村文化扶贫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数量减少、自主脱贫比例提高。
但也应当看到,农村居民实
际生活水平与期待值间存在差距、文化扶贫工作与党中央的要求存在差距。
当前
安徽肠山、萧县文化扶贫工作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产品供需失衡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农村居民对于文化的需求越发
多样化,同文化扶贫工作的“格式化”形成了巨大的矛盾。
乡村地区由于文化产品
受众分散、多样,文化消费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文化扶贫措施千篇一律,无非是
送戏下乡、修建综合文化站、送书下乡等。
萧县孙号子乡的调研结果显示,当地的
“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活动受众其实十分狭窄,传统戏曲、舞蹈、乐器表演对于老年
人的吸引力相对较大,但几乎不受青年人的喜爱,这使得政府的工作效率大打折
扣。
当地基层队伍的文化活动开展模式通常是“层级”命令式,由上级政府下发物
资和活动要求,基层队伍按指令行事。
以乡村图书馆的建设为例,上层机构派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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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设备,基层队伍整理入馆,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效率,但是,很容易落入“一拳打在棉花上”的供需不匹配陷阱。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2016年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只有22.2%的农民对政府文化下乡表示满意,不满意的达到31%。
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活动供给缺乏对群众有效需求的考虑,不仅缩小了文化服务的实际受众范围,导致单位投入效率低下,也降低了政府的工作积极性。
再者,文化消费往往处于无意识的模糊状态,需要市场的有效供给来激活潜在的需求。
然而,乡村地区的文化产品供给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无法有效引导人们的文化消费升级。
(二)绩效评估不够完善
基于文化工作见效慢、工作效果难以简单概括的特点,当前文化扶贫所做的工作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
以安徽肠山良梨镇为例,当地政府积极借用历史、地理优势发展“酥梨产业”,只有在产业发展态势循环良好的基础上,才敢进一步推进文化工作。
由于绩效评估需要,良梨镇初期发展阶段着力打造产业和文化硬件设施,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容易量化,对于软文化的扶持就显得“有心无力”,由于软文化实力显化困难,这就成了非旅游乡村着力绕开的一个工作方向。
从其他研究来看,当前使用较多的是从受教育率、文化产业产出效率、人口密度等方面对文化扶贫工作的绩效进行初步的评估。
当前文化扶贫工作多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却只止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这正是因为绩效评估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文化扶贫工作的止步不前、缺乏创造性和积极性。
但是,实现文化振兴、乡村振兴,需要全面的文化工作手段,也对树立一套完整的文化工作绩效评估体系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三)盲目跟风现象严重
文化扶贫工作开展以来,许多乡村地区依托特色文化资源,通过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文化产业的开发,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当地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基于此类成功发展案例,越来越多的乡村地区致力于打“文化牌”,加入了文化发掘的队伍,开始千篇一律地“造古城”,某些地区的发展规划甚至涵盖了文化产业的所有门类。
除了肠山良梨镇独具特色的“十里梨园"景观之外,萧县、肠山这一带皖北地区的旅游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大部分乡村地区是有“点”特色,如萧县梅园生态村的“AA”级景区、省“农家乐”示范点费村,但这些“点”还远远不足以扩展到“面”,普通乡村旅游的地域市场辐射广度有限,景点“遍地生花”的推广和打造方式不能构成特色。
虽然部分地区通过“挖文化”乃至“种文化”都能对当地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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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起到助推作用,但是仅在特色上下功夫很容易走入盲目跟风的误区,很容易导致文化、经济产业工作投入大而收益小。
以文化带动产业发展的方式需要一定前提条件,如:拥有一定的文化优势、文化具有多样性与独特性等。
脱贫后,乡村地区对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会更加迫切,因此,一定要把握重点,不能盲目跟风走文化产业道路。
(四)基层文化人才缺失
文化扶贫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过程。
在扶贫工作中,一直以来都强调发挥各界的力量,形成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格局。
全面的文化扶贫人才系统对应乡村基层则表现为本土乡镇干部、驻村工作队、大学生村官等,对于本地、外来人才的需求都极大。
但是,从文化扶贫的基层工作情况来看,基层文化工作岗位仍然呈现出人才缺失等问题。
以乡村文化服务中心队伍建设为例,萧县下辖一些乡村的文化站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宣传、管理工作明显不到位,文化站中部分活动室常年关闭,书籍设施等落灰现象也有发生。
同时,这些乡村基层缺乏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亦难留住新鲜血液,本地基层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思维容易固化。
萧县农家乐扶贫项目的倒闭有部分原因就在于高素质基层人才的缺失,导致前期规划、经营不善。
(五)缺乏后续有效管理
调研地区普遍存在文化建设工作后续管理不力甚至缺乏管理的现象,例如许多扶贫地区的乡村图书馆项目,出现了电子设备大面积停用、损坏,书籍无人借阅的情况,一些扶贫项目诸如大型农家乐、乡村观光园或因“水土不服”、或因经营不善停业。
此外,在生态环境的后续管理上更为薄弱,据宿州人社局相关人员表示,由于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大批排污标准不合格的企业向内地搬迁,部分贫困地区政府急于提高当地经济水平,对引进企业缺乏有效的排污监管。
五、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文化扶贫的破解路径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率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至此,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成为我国乡村发展的顶层设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文化扶贫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针对现阶段农村文化扶贫工作面临的困境,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可以选择以下几条路径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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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对准文化消费有效需求
走群众路线、深入调研有效需求,因地制宜、因需而设,坚持自下而上的需求导向,在“格式化”文化扶贫举措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文化扶贫的下一步发展——文化振兴要求地方政府提出更具创新性、针对性的文化产品或服务,这种地方创新举措要从规划到调研,最后到实施,确保实事求是、对准有效需求,切忌盲目照搬其他区域的文化扶贫举措。
要根据当地的文化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加快文化脱贫,实现乡村振兴。
同时,在推进农村文化扶贫工作中,由于不同年龄结构、性别比例、文化程度等人口特征以及不同地理因素、历史因素可能都会造成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不同需求(饶蕊和耿达,2017),地方政府、文化工作者需要从供给侧入手,对准贫困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推出“菜单式"的文化服务。
(二)提高认识:强化政府组织监督力度
作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与参与者,在文化扶贫工作中,政府部门同样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
针对现阶段我国文化扶贫工作中暴露出的政府工作积极性不高、绩效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政府部门需要及时提高认识,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健全农村文化扶贫组织保障机制。
为保障农村文化扶贫活动的有序开展,纵向上,需要逐步形成省、市、县以及乡镇四级联动工作机制;横向上,需要逐渐形成跨地区跨部门协同协作机制。
二是要构建文化扶贫资金投入长效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贫困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迎合贫困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扶贫资金投入机制,保证文化扶贫资金的持续稳定投入。
三是要建立科学的监督考核机制。
通过对整个文化扶贫工作的监督考核,确保文化扶贫精准到位,实现文化精准扶贫。
(三)人才支持:注重基层文化人才引进
基层文化人才是文化扶贫乃至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到位的重要力量,大学生村官、村级干部、驻村工作人员是文化扶贫工作的“领头羊”,发掘乡村特色、打造特色文化、团结乡村居民离不开基层文化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实际上,基层文化工作人员的素养和能力对于文化扶贫工作的成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目前由于城乡发展差距的日益拉大、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待遇不高,导致贫困地区很难留住有真才肯实干的“领头羊”。
这要求政府进一步优化内部晋升、激励机制,鼓励政府工作人员积极下乡、建设乡村,对做出贡献的基层工作人员给予相应的奖励。
在具体文化扶贫工作中,还要根据“领头羊”的实际情况,与扶贫对象开展结对帮扶,形成“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等形式多样的联动结对扶贫途径(刘忱,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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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时俱进:创新文化扶贫工作载体
在网络和信息时代的大环境下,文化精准扶贫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化扶贫方式,新时代的文化扶贫离不开“互联网+”和公共数字文化。
首先,可以通过实施“互联网+文化”战略,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精准扶贫。
对于文化扶贫而言,“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是简单的操作平台,更是丰富的信息平台(韦建忠,2017)。
政府可以根据地区具体情况,充分挖掘本地文化要素资源优势与特色,因地制宜打造文化扶贫新模式,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
其次,可以通过加快文化产品和服务内容的数字化转换,发展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项目的精准性,增强文化扶贫成效,助力乡村振兴。
(五)放眼长远:构建文化扶贫长效机制
文化扶贫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打一棒子,动一下”就能看见实际效果,文化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收益,要积极克服急功近利思想,不搞短期行为。
要坚持对于农民的现代农业培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打造新型合作模式下的规模经营,坚持对教育的投入、对人才的培育,坚持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举办文化活动、文化展,把文化扶贫贯穿于脱贫攻坚全过程,促进文化扶贫同物质扶贫相互补充,推动文化扶贫制度化常态化。
而在文化扶贫的长效制度体系建设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的构建和基础教育供给制度的构建。
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的构建主要是通过出台一系列包括人才、资金、场所等在内的制度,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基础教育供给制度的构建主要是通过出台一系列包括工资待遇、职称评聘等在内的制度,保障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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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man Krznaric.The Limits on Pro-poor Agricultural Trade in Guatemala:Land, Labour and Political Power[J],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2006,7(1):11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