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畏民论与宋太祖畏史官

唐太宗的畏民论与宋太祖畏史官
唐太宗的"畏民论"与宋太祖"畏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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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载，贞观二年，唐太宗李世民对臣下说：“有人说，作天子的可自尊自崇，无所畏惧，我则以为应自守谦恭，常怀畏惧。

我每出一言，行一事，都是上畏皇天，下惧群臣，生怕难称天意，不合民心。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的这种畏民心理几乎存在于他当皇帝的全过程。

一个古代帝王尚且能用合不合民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确实不容易。

由唐太宗的“畏民论”让我想起了宋太祖的“畏史官”。

据《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

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释兵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稳若泰山。

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更是令人感慨。

对史料的真实性，我无法考证，但通过这两件事，也让我们从一个小小的侧面领略了封建时代开明君主的胸怀。

由此，又使我联想到这样一件事：建国初期，陈毅同志担任上海市市长时，每当在重大建设项目和大项开支的请示件上作批示，签字的右手就禁不住地“直发抖”，生怕一笔下去，有所纰误，对不起党和人民。

应该说，唐太宗李世民与宋太祖赵匡胤乃封建帝王，陈毅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二人不可相提并论。

但他们因“怕”而折射出的那种胸襟、肩负重任而负有的自律意识却有其共性，对今天的党员领
导干部来说仍具有积极的告诫作用。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如果没有“有所怕”的意识，一味地追求享受、只求索取、不讲奉献，甚至贪赃枉法、奢侈腐败、沉迷于声色犬马，这是相当可怕的，其结局也是相当可悲的。

解放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之流，在全国人民勒紧裤带过日子的艰苦岁月，胆大包天，私吞国家巨资，最终落得身败名裂。

还有王怀忠、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身为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位尊权重，但心里想的不是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而是心怀鬼胎，变着法子为自己谋私利。

试想，如果他们在进行权钱交易，花天酒地、挥霍无度时能有所“怕”，能想想自己曾在百姓面前的承诺，也许就不会从人民公仆变为人民的罪人了。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中，在灯红酒绿的种种诱惑面前，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想“留得清气满乾坤”，就应时刻有所怕，常思法纪之威严，常想“群众的眼光”，常虑舆论监督的洞察力与穿透力，以“蝼蚁之穴，溃堤千里”的忧患之心对待自己的一思一念，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之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夙夜在公，寝食不安”的公仆之心对待自己的一职一责。

惟此，方可慎初、慎独、慎微，洁身自好，清正廉明，做到“权大不忘责任重，位高不移公仆心”，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无愧于时代的重托。

编辑：汀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