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公共性”问题的学理背景

广东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新诗“公共性”问题的学理背景倡向天渊［提　要］２００８年出现的一系列严重自然灾害和重大社会事件，改变了新诗的创作趋势，新诗“公共性”问题也由此被明确提出；不过，此一问题的学术资源可以追溯到７０多年前阿奇保德・麦克里希、Ｔ．Ｓ．艾略特、朱自清等人的相关阐释；但直接触发此一话题的理论契机，应该是汉娜・阿伦特、尤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等有关政治、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性”问题的系列论述；如何整合这些理论，进一步明辨新诗“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关系，促成二者达成彼此共建的平衡关系，是当前新诗理论与创作共同面临的重要挑战。

［关键词］新诗“公共性”　重大事件　学理背景　公共领域［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畅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１４Ｘ（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７３－０６一、新诗“公共性”命题的提出作为诗学命题，新诗“公共性”的明确提出，至今不过４年左右的时间，可谓一个崭新的学术话题。

其诞生的直接契机是２００８年出现的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等严重自然灾害以及西藏冲突、奥运风波、金融危机等重大社会事件。

围绕这些突发性的灾难与事件，诗人们创作出大量既不同于１９８０年代排拒主流意识、也不同于１９９０年代个人化乃至于极端个人化、更不同于世纪交替之际消费至上且娱乐至死的诗歌作品，让广大读者强烈感受到久违了的诗歌与人民、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密切关联。

理论界自然也捕捉到这种趋势。

就在随后不久的２００９年４月，一批学者、诗评家汇聚首都师范大学，围绕“诗歌与社会”这一主题，针对“５．１２”地震诗潮、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等现象，就诗歌的公共性与自主性、诗歌的社会功能、诗歌如何面对重大社会问题、当下诗人如何自我定位等诸多议题进行广泛讨论，并于会后发表网络版枟“诗歌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枠，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其中，赵薇枟９０年代以来的新诗写作与公共性：对倡本文是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新诗的公共性研究”（项目号２０１２ＹＢＷＸ０８７）的阶段性成果。

３７１“地震诗潮”的再思考枠、罗小凤枟公共话语与个人话语的多重互嵌：从“地震诗潮”看当下诗歌的社会功能变向枠等论文从多个方面探讨了新诗的公共性问题。

此外，枟人民文学枠杂志社从２００９年９月起连续三年举办了三届“诗与公共生活论坛”，与会诗人、学者结合当前诗歌现象，从诗人自身、新诗文体、题材取向以及受众素养、传播方式等多个方面入手，探讨诗歌与公共生活的多重关系，呼吁诗歌有效地介入公众生活。

与此同时或稍后，还有其他学者阐述此一论题，如吕进在枟新诗诗体的双极发展枠、枟自由诗要守住中国诗之为中国诗的“常”枠等论文中，都明确提出“新诗需要在个人性与公共性、自由性与规范性、大众化与小众化中找到平衡，在这平衡上寻求‘立’的空间。

”①又比如，孟繁华在枟文学该怎样进入公共论域：关于底层写作枠一文中也强调说：“文学的社会性和文学性不应也不会构成矛盾关系。

所有的经典文学如果没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它的经典性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又如何能够进入公共论域呢？如果仅仅潜心于‘纯文学’，文学就只能在小圈子里流传和欣赏。

”②还有赵勇的枟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枠一文，对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文学公共领域一蹶不振、作家放弃知识分子角色而退守自我、私语化的文学开始流行等现象及原因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并颇为悲观地指出：“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文学公共性一旦消失，对它的重建将十分困难。

这不仅是因为文学远离现实之后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穿透生活、阐释世界的能力，而且也因为文学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具有发言权……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今的文学与文学活动已失去了生存公共性的基础。

”③该文发表于２００９年初，作者所看重并深感欣慰的是１９８０年代文学公共领域的“活跃”和文学公共性的“疯长”，没有也许未来得及关注地震诗潮、底层诗歌等引起公众强烈反响从而具有明显“公共性”特征的创作现象，但其对文学公共性消失的焦虑却并非杞人忧天，仍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

或许，新诗“公共性”问题的提出能够成为重建“文学公共性”的一个良好契机，并非像赵勇所说，只能到文学之外的经济、法律、历史、哲学、社会学、传播学乃至于科学界去寻求重建的基础。

二、麦克里希、艾略特、朱自清的相关阐释就在新诗“公共性”话题浮出水面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之时，我们转而发现，早在１９４０年４月，朱自清就翻译了美国学者阿奇保德・麦克里希的文章枟诗与公共世界枠。

按照麦克里希的说法，“３０年前，公众世界是公众世界，私有世界是私有世界，这是真的；３０年前，诗就性质而论，与公众世界绝少交涉，也是真的。

但到了今天，这两种情形并不因此还靠得住。

……和我们同在的公众世界已经‘变成’私有世界了，私有世界已经变成公众的了。

”④不仅如此，他还认为：“需要解释的事实，不是只有少数现代诗人曾经试过，将我们时代的政治经验安排成诗，而是作为这种努力的现代诗人没有一个成功的———没有一个现代诗人曾经将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政治世界的经验，用诗的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说法表现给我们看。

”⑤显然，麦克里希转弯抹角地提出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私人世界”与“公共世界”之间已经不能截然划分出一条明晰的界限，而如何通过“诗的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说法”去表现一代人对于政治世界，也即所谓“公共世界”的经验，是现代诗人面临的巨大挑战，即使是像“叶慈”这样伟大的现代诗人，在麦克里希看来，“也不曾将现代的政治世界经验‘当作’经验表现”。

⑥７０多年过去了，麦克里希提出的问题至少在中国新诗创作中仍未获得恰如其分的解决。

我们知道，朱自清并不擅长翻译，该文是他仅有的几篇译作之一，被作为唯一的附录放在４７１枟新诗杂话枠的最后。

就在这部被作者自称是“爱不释手”、“敝帚自珍”的诗论著作里边，我们看到朱自清写于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３年之间的几篇文章，如枟抗战与诗枠、枟诗与建国枠、枟爱国诗枠、枟北平诗枠、枟诗的趋势枠、枟真诗枠等，在内容上都与麦克里希的文章存在明显的关联。

比如就在枟抗战与诗枠一文中，朱自清评价艾青的枟火把枠时说：“这篇诗描写火把游行，正是大众的力量的表现，而以恋爱的故事结尾，在结构上也许欠匀称些。

可是指示私生活的公众化一个倾向，而又不至于公式化，却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⑦这种“私生活的公众化”的发现与提出，与上述麦克里希所谓“公共世界”的“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说法”，从两个正相反对的维度揭示了诗歌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相反相成的呼应与共构。

在枟诗的趋势枠中，他更是多次大段引用枟诗与公共世界枠之中的文字，并就麦克里希提出的“负责任的，担风险的语言”、“真诗”等问题展开论述，而且还敏锐地指出：“我国抗战以来的诗，似乎侧重‘群众的心’而忽略了‘个人的心’，不免有过分散文化的地方。

”⑧这些认识同麦克里希的论述一样，已经充分地涉及到今天我们仍需予以深度辨析的诗歌“公共性”与“个人性”之关系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提及Ｔ・Ｓ・艾略特。

作为世界级的诗人与诗歌理论家，他的声名与作品由茅盾于１９２３年８月引入我国，经过吴宓、叶公超以及赵萝蕤、王佐良、袁可嘉、周煦良、曹葆华等学者、诗人的译介，到１９４０年代末期已经变得众人皆知，而他对新月派、现代派、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及诗学理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这里要谈到的是枟诗的社会功能枠一文，该文最迟也在１９４０年代的中后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

⑨艾略特在文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诗人是否用他的诗来宣扬或者攻击某个社会观念这无关紧要。

假如诗人所反映的恰好是他那个时候大众所持的观念，那么拙劣的诗也可能会风靡一时，但是真正的诗不仅经受得住公众意见的改变，而且经受得住人们完全失去对诗人本人所热烈关注的问题的兴趣。

”⑩这种有关诗人与时代观念及公众意见之关系、“真正的诗”应该具备超越公众兴趣之品质的论述，都是极为深刻与辩证的认识，对中国新诗的启迪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艾略特的诗学观点比较复杂甚至不乏自相矛盾或者说依违两可之处，雷纳・韦勒克就曾指出：“以前艾略特捍卫过一种强调艺术自主、‘诗歌纯一’的观点，一向持论反对将艺术与宗教、艺术与道德混为一谈，反对马修・阿诺德和美国人文主义者，但是后来却提倡双重批评标准：一方面为艺术标准，一方面为道德－哲学－神学标准。

”皕瑏瑡他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自然也显得繁复多样，但他有关诗歌社会功能与艺术特性之关系的辩证阐释，仍然是我们认识中国新诗“公共性”与“个人性”之关系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

三、阿伦特、哈贝马斯、泰勒的系列论述说到资源，我们必须指出，新诗“公共性”话题的直接理论启示，应该是汉娜・阿伦特、尤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等有关“公共领域”、“公共性”问题的系列论述。

汉娜・阿伦特以其与海德格尔的特殊关系，在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普遍兴趣，她的论著以及有关她的传记与研究著作至今仍持续受到追捧。

１９９８年，从她的Ｈｕｍａ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一书中节译出的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枠，被汪晖、陈燕谷作为首篇论文收入北京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丛书之一的枟文化与公共性枠。

随后，阿伦特的一系列著作，当然也包括Ｈｕｍａ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被译成中文。

在枟人的条件枠中，阿伦特首先将人的活动区分为劳动、工作、行动，“它们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条件。

”在她看来，劳动即是人的生命本身，工作是人５７１的一种现世性，行动是人们居世的群体条件。

前两者更多地属于“私”的领域，后者属于人际交往的“公”的领域。

“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项活动关注和预见着新生命的不断涌现，并为这些初涉人世的陌生人承担提供和维护这个世界的重任，因此它们始终植根于人的诞生之中。

”皕瑏瑢正如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指出的那样：“在阿伦特所有的作品中，生命主题始终牵引着她的思想，有效地帮助她探讨政治学历史与形而上学历史，并且得到了全面的升华与完善。

”皕瑏瑣这种对饱受威胁的人的生命的捍卫立场，在枟人的条件枠中显得最为明显，也是她关注“人的活动”尤其是“行动”的重要原因，还应该是在分别讨论“劳动”、“工作”和“行动”之前，用相当大的篇幅梳理社会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三者之关系的根本理由。

因为“行动本身是人类独有的特权，动物和神都不具备这一点，只有行动完全依赖于他人的存在。

”皕瑏瑤具体到公共（政治）领域、私人领域的划分，她依据的是古希腊城邦公民的公共生活经验，所谓“希腊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除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即他的ｂｉｏｓｐｏｌｉｔｉｋｏｓ。

这样每一个公民都有了两个生存层次，在他的生活中，他自己的（ｉｄｉｏｎ）东西与公有的（ｋｏｉｎｏｎ）东西有了一个明确的区分。

”皕瑏瑥除此之外，阿伦特认为还有一个介于政治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场域，即“社会领域”，而且只有在此领域中才存在以“平等”为其实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