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瑞明讲史

古代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瑞明讲史
五大治理难题——封建时代的央地关系
自古以来，央地有那些矛盾？
这个话题很大，也很复杂，我先概述下自古以来各个的央地治理关系的概述，夏商的宗法制封建制，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
秦朝的皇帝制、郡县制、三公九卿制；
汉朝的“中朝”制和刺史制；
隋唐，为分割相权加强皇权，又创立了三省六部制；
北宋，为分散宰相权力设立“参知政事”（副宰相）；
元朝，行省制度，地方相互制衡；明朝，废丞相，设立内阁，实行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权分立的三司制。

清朝，设立军机处，皇帝独揽大权。

这个是各个朝代为了处理央地关系的不断摸索的历史
为了讨论这么个庞然大物，我们就要分为2个阶段，夏商周的封建制和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两大阶段。

今天咱们先来谈谈封建时代的央地关系
大家觉得，封建时代，在交通工具落后，基础建设落后、通信设施落后的情况下，如何管理天下，让诸侯们服从管理呢？
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假的。

显性的，比较容易看得出来，比如军权、刑罚、税收。

隐形的， 1-天文历法 2-官学 3-礼仪。

我觉得夏商两代，国运这么长，地方和中央沟通那么不顺畅但是却相对比较稳定，最主要靠的是天文历法。

中央军队强大才能有效管控，经济要强大，才能军队强大。

因为只有天子才掌握历法的制定、修正能力，只有历法精准了，百姓跟着他才能过上好日子，所以，夏朝的《夏小正》，也就是现在说的夏历，就是当时的镇国之本。

后来夏朝掌握历法的官学掌管团队投奔了商汤，商汤才掌握了正统的历法。

历法，意味着当时的道统。

围绕着天文历法，以天伦定人伦，以天文定人文，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官学体系。

在古代，诸侯国私自发展历法，观测天象是属于僭越，是要被攻伐的，比如《尚书·甘誓》中记载“威侮五行”和《胤征》载仲康之所以出兵征讨羲和，都是因为地方自己搞一套历法体系，中央就要出兵了。

历法这东西是需要成千上万年的积累修正才能形成的，并不是可以轻松掌握的
围绕历法，夏商构建了一套以天文定人伦的天人合一管理体系，建立了神权和王权结合的治理体系。

他们奉“天”罪罚，天子替天行道，权利来自于天命。

所以，甲骨文也出土了大量商朝的祭祀、祭天资料。

所以，夏商两朝有连山易、归藏易对应着浑天说、宣夜说两套天文历法体系。

那个时候，历法就代表这生产力，就靠着这个法宝来维持着天下的基本秩序，但是纯靠文化是不够了，还需要强制力。

所以夏朝就出现了3个强制力的典籍，《甘誓》——最早的军法，《禹刑》——最早的法典。

《政典》——行政管理规章制度。

这三个是用来拱卫《夏小正》为核心的立法文化体系。

所以，如果中央要真的控制天下，一定要让诸侯受益，先给棒棒糖，实在不听话再用棒子。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夏朝就具备了成熟的干支纪年纪日法，因为夏朝的帝王的名字就包含了很多天干地支，如孔甲、胤甲、履癸（桀）。

有的学者说夏朝之前还有唐朝和虞朝，我觉得也有可能，不然夏朝不会突然冒出这么多高级的文化。

夏朝的法律也比较完善了，《夏书》记载当时刑法载“昏、墨、贼，杀”，是指触犯昏、墨、贼这三种罪过的人要判死刑。

夏后槐的“圜土”、商汤被夏桀囚禁的“夏台”便是那时候的监狱。

所以法家的鼻祖也不是商鞅他们，在更久远的祖先就有了严密的法律体系。

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是否正常的一个标志是——纳税。

《禹贡》就列出九州赋纳物品的具体情况，将物品数量分作上上、中上、下上、
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九等，又根据与夏后氏都邑地理距离的远近分作甸、侯、绥、要、荒“五服”。

这个就是著名的华夷之辩的早期模型，内外服。

五服，就是根据距离王诚的半径来划分的亲密等级的关系，当时规定：百里之内者赋纳带秸秆的谷物；再往外百里者赋纳禾穗；三百里外者赋纳带稃的谷物；四百里外者赋纳粗米；五百里外者赋纳精米。

最亲近的是甸服，距离夏都城五百里以内的方国部落是夏都城的主要粮食供应区和征兵服役来源，是直营。

侯服：距离夏都城五百至一千里间的方国部落是诸侯部落的封地。

五百里至六百里为采地；六、七百里为男爵小国；八至千里地为侯伯大国。

绥服：距离夏都城一千至一千五百里的势力边缘区域。

其三百里内的可推行掌管文化教育，二百里外的推行发挥武威卫戍。

要服：距离夏都城一千五百至二千里是通过结盟交涉的方法而施加影响的区域。

三百里内通过同盟和平相处，二百里外为夏民的流放地。

荒服：距离夏都城二千至二千五百里处为异族疆域，与夏后氏只有间接的沟通。

三百里内的是各少数民族，二百里外是流放地。

这个九等和五服就是夏朝时候华裔之辩的治理体系。

夏商周的赋税是比较低的，这个和管控力不强也有关系，夏人的“贡”、殷人的“助”和周人的“彻”指的是诸侯国只需要向中央缴纳民户年产总和的十分之一。

夏商两代，管理相对宽松，和当时的交通设施不发达也有关系，毕竟出差很麻烦，拿点税收就相当于历法的知识产权授权使用费了，此外，还提供输出文化、秩序和保护伞功能
在中央，天子设置三公师、保、傅来协助自己处理事务，三公下面设置大事寮，分为五个部门来管理诸侯。

有主管生产事务部门的事务内职官；有主管军事类职的武官；有主管宗教文化类的天官，这些人要求最高，一般都是王族血统，因为天文历法祭祀是一个政权的命脉；还有负责生活料理的宫廷内职官；处理地方关系的外服职官。

这个就是三省六部制的原型。

教科书里说，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的确，那时候是有奴隶，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劳改犯，主要是战争中俘虏的异族和犯罪分子。

天文分野的具体方法被乾隆毁了。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古人结合四季、天干地支、二十八星宿、十二星次和分野图就一起制定了十二分野图，古代有一套完整的分野模型，但是乾隆的时候把相关操作的典籍全部废除了。

所以，满清对华夏文化的破坏是不可逆的，灾难性的，毁灭性的。

四库全书出，华夏古书亡。

封建时代有义务和自愿两种模式结合的贡纳制度，比如供献和贡纳：包括奴隶、牲畜、农产品、珍宝、手工业品、还有用来占卜的卜龟卜骨，这些是义务；登：看心情来进攻奇异之物，这是拍马屁；取：上对下取物，这是命令；诚服；这个提供诸妇诸子来助祭，这个是临时征兆；
夏商两代到周朝，有一些大的变化，夏商两代，地方和中央的关系相对比较稳定，进入周朝后，就开始动荡了。

有几个原因，周朝的时候官学典籍流散了，王子朝奔楚失败导致官学体系崩溃，孔子是第一个把官学下移到民间的教师。

王子朝奔楚，这些典籍应该是藏起来了，就是不知道藏在哪里，如果能找到，那就是无价之宝了，这里蕴藏着华夏先祖百万年的智慧
结晶。

“王子朝奔楚望”揭碑
老子之所以厉害，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是最后一个看过官学典籍全貌的人。

孔子去老子那里抄了几次书，鲁国是周公的封地，有家学，也保存了一点。

所以孔子占到了点皮毛。

孔子就是在杞国找到了夏小正，也就是夏历历法。

那时候还有2个地方保存的比较好，一个是杞国-夏朝的后裔，一个是宋国-商人的后裔。

封建制，不仅仅是分封建国，还有宗法制度。

周朝建立的的时候，把嫡系都分封在了周围来拱卫王城，如晋国的唐叔虞是周武王姬发之子，齐国则是姜太公之后，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用来监视异姓齐国。

西周时代天子身为天下共主，周王室有着绝对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就是说制作礼乐和发令征伐的权力都是周天子说了算的，周天子分封亲戚、亲信去其他民族地区建邦，以周王室的西六师和东八师为后盾，帮助这些新建的国家抵挡周边各族的袭击，封国的国君既跟周天子有亲戚关系，又要仰仗周王室的大军保护，所以对周天子还是十分顺服的。

东周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开始丧失，局面也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周王朝的转折点就是王子朝奔楚，官学典籍丧失，中央就失去了
核心技术，春秋的时候，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历法体系了，后来汉武帝用太初历才统一了起来。

失去了官学典籍的周天子，就成了摆设了。

那么为什么周天子成了摆设，却还能扛那么久呢？这个就是诸侯国均势博弈和礼仪教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

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

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

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

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

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

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

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

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这个制度深入人心，诸侯国在没有绝对实力颠覆这个体系之前，是不能动天子的，不然天下秩序就彻底乱了。

在周王朝中央的软实力丢了后，军事力量、人口资源、土地资源也比如诸侯国的时候，没落也就成了必然，那时候还有谁能会正儿八经的把王室当做权威。

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就不用说了，这个已经人尽皆知了。

所以总结下：夏商西周，靠的主要是软实力给好处（天文历法、官学典籍）硬实力做保障，构成了相对稳定的央地关系。

中央问地方要的也不多，管得也不多，更多是给好处。

央地关系的封建时代就说到这里吧，信息量太大，表达不流畅
在官学崩溃后，以后靠的就是更多的硬实力了。

央地关系之强秦汉末
一、概述
下面我们来讲夏商周后秦汉央地关系，这个估计讲不透，先梳理个脉络。

地方中央，王权相权这个很复杂，哪个朝代都在变，郡县制下面延伸了不同的治理体系，比如西汉初年就是郡国两制并行，汉武帝又做了大改革。

好皇帝，对能力，体力要求太高，朱元璋，刘秀，李世民都是工作狂。

秦始皇，刘秀都是死在了工作的时候（秦始皇出差坐着颠簸的木轮马车，一般人吃不消，五脏六腑都颠的七上八下；刘秀是看文件的时候累死的，属于工伤）。

在中国文化眼里，政治制度没有进步退步之说，只有相合不相合，适宜不适宜之说，不适合人情社会，即便理论上说得天花乱坠，也是垃圾。

所以，文化大于制度，与文化匹配接近的自己选择的才是好制度一一一这就是法。

文化决定制度。

一个例子：忤逆案是仅次于谋反叛乱的大案，一旦县里出了忤逆大案，首先县官要撤职待参，甚至会获充军发配的罪，县“教论”（俗称“学老师”，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因教化不力，以致出了逆伦大案是要判斩刑的。

同时，县衙门的鼓楼要被截角，因为县里出了逆子，是一县老百姓的耻辱。

要等今后县里出了孝子，申报朝廷获得旌报，方能将被截的鼓楼角恢复。

古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动了人伦根本。

法律建筑在人伦人情之上，最大法律原则为自然法。

基之不存，法且安固？
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

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

用这句话来做开头。

先用一段话来概述下从秦到清的央地关系：郡县制是主线，但是各个朝代都有差异，根据当时情况的不同进行了不断的探索——秦朝：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县制；
汉朝：中外朝，地方-前期郡国并行，中期郡县制，后期州郡县；
隋唐：中央-三省六部制，地方-州县、道州县和藩镇-州县混合；
宋朝：中央-二府三司，地方-路州县；
元朝：中央-中书省，地方-行中书省、路府州县；
明朝：废丞相树内阁，地方：三司制；
满清：中央-军机处；地方-行省。

这个是从秦汉到清朝的主线，总体的趋势是天子越来越集权，官员阶层的地位越来越低。

从丞相的待遇我们就可以看个究竟：秦汉的时候，丞相拜见皇帝的时候，皇帝是要起来迎接的，并且要给丞相位置，丞相生病的时候，皇帝还需要去探视；隋唐的时候，丞相上朝还是有个位置的，可以坐着开会。

到了宋朝，位置就撤了，只能站着说话。

到了明朝，规定大的仪式需要跪着。

到了满清，大部分时间都要跪着，把自己比喻成奴才，所以清朝大臣都需要戴护膝。

再从中央的行政设置上来看，天子是越来越集权，大臣的权利是越来越分散了。

从秦汉可以和皇帝顶嘴几句的三公九卿制度，到汉武帝以后的中朝制度，到了东汉的尚书台，魏晋的三省，隋唐的三省六部，宋朝的二府三司，元朝的中书一省制，明朝的内阁制，满清的军机处。

高层官员的权力是不断被分散了。

宋代的官帽更有意思，帽子两根小棍，据说防止官员交头接耳。

再来看选拔制度，从西周的世卿世禄，血缘为主；到秦汉的军功
爵位制度，功劳为主；再到汉武帝的觉察征辟制度，以德才为主；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以门第为主；再到隋唐宋的科举制，才学为主；再到明清的八股取士，以八股文文采为主。

这个是选拔体系的，越来越不注重官员的血缘关系和继承（注意：满清除外）。

大脉络说完了，然后我们挨个朝代来看看每个朝代的情况。

二、秦朝
秦朝是中央集权制，秦始皇觉得自己的功劳可以和三皇五帝相媲美，把自己称为皇帝，也就是始皇帝。

在中央，最高统治者称皇帝，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地方没有封地只有俸禄，诸侯从独立的国王成了职业经理人。

这个的缘起是秦国的丞相王绾请封诸皇子为燕、齐、楚王，但是李斯坚决反对，力排众议，向秦始皇提出了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度的建议，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

郡主要设郡守、郡尉、郡监。

内陆设县，边地少数民族地区设道。

满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

县令下来的助理是县尉，掌全县军事和治安；还有县丞，掌全县司法。

郡、县直接由中央任免，高度集权。

县以下设乡、里和亭。

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为治安组织。

乡设三老、啬夫和游徼。

三老掌教化，啬夫负责诉讼和税收，游徼负责治安。

乡以下为里，里设里正或里典。

还有最底层的负责治安的组织，类似民兵团、保安团，叫做亭，亭有长，刘邦就是这个职务。

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了古代封侯的高下，比如关于，汉寿亭侯，就是一个亭的封地；在高级一些的就是乡侯，再高一级就是县了，那就是王了。

秦国的制度还是很扎实的，从底层到高层，都是打通的，动员能力也很强，所以才能同时发动几个超级大项目：修筑长城、修水利、拓边疆、修驰道和粮仓等，这个需要极强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追责能力。

一旦遇见打不通权力同道的朝代，比如南北朝、元朝，那就是很难有所作为，也留不下什么大项目。

秦朝靠着天子的超级能力、勤奋，可以让帝国非常高效率的运行，缺点就是对天子要求太高，天下安危系天子一人，如果天子能力不够，那就很快撑不住了。

秦国，基本不靠血缘了，国王任免的官吏以玺印为执行政务的权力凭证，以俸禄作为对官吏的酬劳，这个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绩效考核。

中央以上计（类似今天的财政收入和人民口碑评价吧）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依据。

秦始皇是非常注重人口增值，把人口增长作为KPI，秦朝每个地方的人口的增值写在木券上，剖而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时由国君亲自考核。

考核的结果，优者升，劣者免，有的当场收印夺官，甚至收捕入狱。

所以，秦国的时候，人口增加、人民幸福指数和税收是三大考核指标。

所以，秦始皇的时候，天下是统一调配，秦始皇的时候并没有发生农民起义和动乱，天下齐心协力搞建设，也只有太祖的时候有这个劲头。

所以，封建制类似树型，松散而有血缘为根系。

郡县制类似金字塔型，密集而紧凑，但对帝王要求太高。

要做托塔李天王，托不好，就倒了。

法家的要害就在于对最高权力者能力的要求和约束。

三、汉朝
刘邦推翻秦朝，本质上还是推翻赵高继续了秦始皇的梦想。

刘邦是秦始皇的粉丝，他做的基本是根据秦始皇来延续的。

汉随秦制。

中间被野蛮人项羽打断了一些（项羽很蠢，直接用了最懒惰的自负盈亏的分封制度）。

邦哥为了抗衡项屠夫，用了统战策略，在没有夺取天下的情况下
提前分封了异姓诸侯王，刘邦称帝后，只能实行郡国并行制。

这些异姓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封国内独揽大权，拥兵自重，自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时间久了，就尾大不掉了。

一些天子经常把还没有收归到自己地盘的封地封给下面的功臣，这个就是鼓励大臣们去开疆辟土，比如秦国时候的很多功臣的封地都不在秦国，这个搞得那些大臣很郁闷。

说白了，就是画饼，根本吃不到。

但也有例外的，比如苏秦就利用了陶邑这个地方作为杠杆的支点，因为那时候秦国的大佬是陶邑的封地国王。

汉朝的丞相起步的时候权利很大，丞相可以直接任命400石以下的官员，举荐2000石以下官员，举荐大概率就采纳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绕在宰相身边的庞大利益集团。

中国大一统的框架还是汉武帝夯实的，秦始皇开了个头，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还可以用“推恩”的形式把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分封。

新的侯国就脱离原来王国的限制，地域独立，而且政治权力也基本被剥夺，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

这样不断的切西瓜后，那些诸侯国就成了小国寡民了。

武帝一次就削去当时一半的侯国。

地方割据的问题解决了，武帝还要着手解决权臣的问题，这个时候汉武帝为加强皇权，削弱丞相权力，建立中朝制。

汉武帝选用一批地位较低的内廷人员参与朝政，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平凡出身的文员，比较好控制。

慢慢的，决策中心就从外朝变到了内朝，朝廷政务往往先与尚书、侍中、大将军等近侍内廷“中朝”人员商议，然后告之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外朝官实际作用被削夺，成了纯粹的执行人。

中朝制的建立既是皇权与相权矛盾的产物，不过也导致了后来的宦官和外戚专权。

汉成帝时，大司马（原太尉）、大司空（原御史大夫）和丞相（大司徒）的三公权力进一步削弱，慢慢走向荣誉身份。

尚书权力扩大，尚书令为主管，设五曹。

汉朝中后期，中央政务逐步由三公向三省转移，行政事务渐由九卿向六部过渡。

东汉时期，刺史改为州牧，执掌州的军政大权，一旦地方官拥有了枪杆子，就变成了割据势力。

东汉末年的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二级制转变成州、郡、县三级制。

所以，三国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人叫做州牧，这个就是军阀的意思。

比如曹操就做过冀州牧，吕布呢，徐州牧。

所以，枪杆子一定不能落入到地方手上，否则都是割据。

汉朝晋升考核主要还是靠政绩，考核均采用会议形式，公开举行评议，类似今天网上的在线问答，主考者可以提出种种问题，受考核者需据政绩实情回答。

最后各级官员的考核成绩表统一由丞相上交给皇帝，皇帝就重要的进行复审，表现好的就是加薪升职，升爵位。

表现不好的，就是降级、降薪，严重的空开处理。

但东汉末年，封官很多是为了挑拨离间。

汉朝主线还是郡县制度，其中干部的任免就成了核心权力，官员的选拔主要通过察举制和征辟制来完成的。

察举制是通过对人才进行考察，然后自下而上的推荐给上级乃至中央，再通过考核来决定任命的选拔制度。

察举制考察考核的主要内容有孝敬廉洁的孝廉；才能优秀的秀才；能通晓经义的明经；能直言极谏的贤良方正。

征辟制是对察举制的一种补充，主要是征召那些有名望的人士来进行考核任命的选拔制度。

其中“征”是由皇帝征召，“辟”是由地方官府征召的。

类似今天的保送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