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学术之差异----就中西学术之差异问题与何星亮先生商榷

中西学术之差异----就中西学术之差异问题与何星亮先生商榷

----就中西学术之差异问题与何星亮先生商榷

摘要否定中西学术之差异仅有“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认为“发展过程”已有六、七千年以上。论证中西学术之差异起始于双方在天文学体系之间存在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学术差异根源

何星亮先生《中西治学目的之差异》（《思想战线》2002年5期）分析了中西学术的源流和体系不同以及中西治学目的之差异。鉴于文中所谈的观念为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笔者则有些不同看法，笔耕于此，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西学术之差异并非源于短短的两干多年前

要分析学术之间的差异，首先要明确学术是什么？学术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如果把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比做两棵生长茂盛的大树，首先就会发现何先生所谈也是大多数学者津津乐道的“中国学术源于先秦诸子百家，西方学术源于古希腊罗马”，是仅仅看到了这两棵“大树”的地上部分，根本没有看到地下部分。其次我们还会发现，大多数学者只认可古代的社会科学是学术，忽略了古代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古代中国的自然科学也是学术。

仅举天文科学的起源为例。笔者认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天文科学体系，起源于六、七千年以前。有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的相互吻合为证，在长江流域，湖南道县玉蟾岩在1993年和1995年两次发现1万年以前的水稻谷壳，1993年出土的是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痕迹的普通野生稻，1995年出土的则为栽培稻；距今8000-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距今7000多年的洞庭湖皂市下层文化，鄂西城背溪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大地湾文化，李家村类型遗址，等等，都有稻谷遗存。在黄河流域，距今7000-8000年的裴里岗文化和磁山文化遗址，以及稍晚的北辛文化遗址。都发现粟类遗存。磁山遗址的88座窑穴中的朽粮堆积，估算储量可达5万公斤以上。如此规模的有着相当成熟种植经验的农作物生产，使我们不难确信当时存在着与之相辅相成的已成规模的天

文历法学术体系。

而且位于河南舞阳的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用于测地气定八节（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十六根骨笛[1]；河南濮阳出土的六千多年前蚌塑的北斗、苍龙、白虎星图也已经证实北斗观象授时系统，即今天仍在使用的赤道坐标系，在六千多年前的中国已见成型[2]。这一系统中诞生出来的二十四节气、十干纪一年分十个月、十二支纪一年分十二个月、干支四柱纪连续的60时、60日、60月、60年等历法，也由甲骨文字中笔法秀丽、排列整齐的干支60一周表，与文献记载的干支历法在伏羲时代的使用情况相吻合[3]得到实证。如此系统的、较专门的天文历法科学体系，难道不足以证明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六、七千年以前吗？

西方的天文历法科学体系同样也是起源于6000多年前。当时的埃及人发现尼罗河每次泛滥之间大约相隔365天，依据每年6月的某一天早晨，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为一年的起点与终点，制订出太阳历，也就是现行的公历。

古埃及(约公元前二十七世纪至公元前二十二世纪) 建造的金字塔，据近代测量，最大的金字塔底座南北方向非常准确，在没有罗盘的条件下，必然是用天文方法测量的。这座金字塔在北纬30°线南边二公里的地方，塔的北面正中有一入口，从那里走进地下宫殿的信道，和地平线恰成30°的倾角，正好对着当时的北极星。埃及人除知道北极附近的拱极星外，从出土的棺盖上所画星图可以确定，他们认识的星还有天鹅、牧夫、仙后、猎户、天蝎、白羊和昴星等。希腊天文学的黄道坐标系就承传了其中的很多内容。

如果注意一下中西方学术这两棵“大树”的“树下”部分，也就是说注意到与社会科学密不可分的自然科学的话，相信学者们是不会否认中西方学术之差异不是仅仅才有了两干多年的发展过程，而是有了最少说也有五千多年，甚至六、七千年以上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对深刻、全面地了解中西方学术之间的差异,进而了解中西治学目的之差异是不可或缺的。

二、求法则”与“求事实”

何星亮先生认为：“从学术研究的性质来看，学术研究的目的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求法则”，另一种是“求事实”。西方学术界注重求法则，而中国学术界则注重求事实。”

如果能够运用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相关知识，真正读懂了古人对客观物质世界科学认知的理论，并用这些理论为指导，稍微对老子、孔子、董仲舒、朱熹等思想大家的原著进行一下解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认为“中国学术界注重求事实”的观念是比较片面的，也是站不住脚跟的。

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为例，其中讲新登基的皇帝一定要改革旧的体制，不能因循守旧。应该尊奉天道，效法古人，定出规矩。每个朝代的治理方略不同，治理原理却相同（卷第一）；讲历史：“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揜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卷第六俞序第十七）；讲天道；讲伦理；讲纲常，如果用天地阴阳的准确含义（有另文分析）来认知，就不难体会到其中的伦理纲常，决不是单向的要求臣民绝对服从皇帝，而是双向的要求皇帝、臣民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上下一致。其中意在阐发治国安民之规律也是历历在目。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著名的“天人三策”被载入史册[4]。

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将“阴阳五行”释义为动态的“四时五行”，这在古代文献尤其是《春秋繁露》中是习以为常的。《春秋繁露》所谈全是依据天人相应理论，只不过这“天人相应”理论，不是现代人理解的被世界中心语（主要是西方语言）跻压的所谓“人与自然界相应”的内容，而是指人体气血运行规律与天地之气运行规律相互感应[5]，即学术界所熟悉的中医学人体五脏与五行相互感应，即《素问·天元纪大论》中所说：“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两千多年前儒学的“伦理纲常”，则是基于天地之气运行规律与人体气血运行规律的相互感应原理，而从未将“天”人格化。

“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标准；“纲常”是指“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并认为“仁义”是天地之气赋予人的本性，行仁义之道，则符合天道。由此承传了羲学的《周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两条重要的道理：一是理性地做人，二是智慧地做事。”[6]《皇极经世书》也依据天道阐释了做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如中医学的养身之道主张养心即能养身，《皇极经世书》则具体阐释为：“言发于真诚则心不劳而逸久。……得天理者不独润身，亦能润心，至于性命亦润。”[7 ]考据学家孙星衍对先哲们的这一主张做了详细阐发：“……不明阴阳五行者，不可以言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故神农经言养命以应天，养性以应人。……天先成而地后定，……五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情有六欲，五常者，仁义礼智信；六欲者，喜怒哀乐好恶也……” [8]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则将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归纳为：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标准不应该偏离天地之气赋予人的本性，人类符合天地之道的道德规范应该为“仁义礼智信”。

通常学术界认为，董仲舒及其学说包括“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是以《春秋》公羊学为理论基础，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办大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才孝廉”等等，这些并没有悖逆正统的儒学。至于说他认为：天是最尊贵的“百神之君”，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9]。这些实在不是迷信无知的谬论，而是基于整个天地的东南西北中这五个方位，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确实存在着无法分割的、有机的息息相通关系（有另文分析）。而且，“神”字在易学、中医学、古代中国天文学中，从来不是指人格神，而是指天地之气的润物细无声无法用斤两、尺寸来称量，即《易》所说：“阴阳不测之谓神”。不了解古人赋予“天地”、“阴阳五行”、“天人相应”这些知识的准确内涵，就不能真正读懂董仲舒这些主张的具体内涵。

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确实是比较符合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