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学视域中河北民间音乐研究方向的深入拓展

《戏剧之家》2019年第01期 总第301期

63

音乐研究

作为金元明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京畿重地，河北地区一直是进京和出京从事商旅、赶考、征戍、漕运、贡赋等各种活动的必经之所，也因此带来了频繁的人口流动现象。这自然导致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所携带的音乐在河北这片热土上的碰撞与交融，使得河北各地民间音乐中具备了与其它省份音乐的某些相似元素；另一方面，由于地处封建朝廷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周边，河北民间音乐也往往受到朝廷官方用乐的影响，从而在某些乐种当中呈现出一定的仪式音乐面貌。以上两方面的效应交相发挥作用，就赋予了河北民间音乐丰厚多样的文化品格与内涵意蕴。在这当中，既包含音乐形态方面显在的共时性文化特征，也包含着音乐审美理想层面隐在的历时性文化内涵。要深入地挖掘、提炼、梳理、归纳河北民间音乐的文化个性及意蕴，就必须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双重角度着手去加以考察和探究，而这也就提示出了当前河北民间音乐研究得以持续深入创新发展的两个方向，以下分别予以论述：

一、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视域中河北民间音乐研究方向的深入拓展

文化人类学，即以各种人类集团（如国家、民族等）所创造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借助实践考察及理论探究的方法来揭示不同人类集团所创造之文化本质属性及内涵的人类学分支学科。要解析文化人类学的概念，首先则须明确“文化”的含义。所谓文化，广义上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则是专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即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法律、习俗、社会关系等在内的意识形态。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及精神财富实际上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而意识形态又反映着人类对于生活所持有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大美百科全书》就将文化一词解释为人类集团的社会生活，这无疑是一种深入浅出的诠释方式，因此也被本文选定为“文化”一词的最佳注解。那么，文化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类集团社会生活并力图透过现象而探掘其根本价值理念的一门社会科学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也应成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其原因，正如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先生所说：音乐是人类把握世界、把握生活的一种方式，承载着人类对于周边世界和自身生活状态的基本观点和价值判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提倡对河北民间音乐展开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以期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来审视、呈现、梳理河北民间音乐诸曲种现生的共时性存在状态。

而当前所展开的河北民间音乐文化人类学考察，也不应仅局限于以往的采风形式。除了要记录、整理歌词曲谱之外，还需要依托当前的各种便携数码摄录设备，来完整地录制河北民间音乐的表演场景及其所依托的文化生活背景，从而得以将河北民间音乐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成果加工为含有丰富信息量的人类学片，为相关的科研及教学活动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比如，对于当前流行于承德的“清音十番”、丰宁满族自治县及高碑店市的“吵子会”、滦平县的“滦平十番乐”、易县的“清西陵十番”等各种河北“十番乐”，除记录曲谱外，就必须摄录其所依托的年节花会、婚丧礼仪、祭祀宴飧等文化生活习俗场景，以便为理解上述各十番乐种的音乐审美理想提供可靠的文化背景信息支持。

二、历史人类学视域中河北民间音乐研究方向的深入拓展

以上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活动，主要是从音乐形态方面来呈现河北民间音乐显在的共时性文化特征，所以其最终成果——人类学片为河北民间音乐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材料信息。但是，对于这些人类学片所提供的各种文化信息，还需要经过一个去粗取精的加工过程，才能更为明确地揭示出其内涵和意蕴，从而彰显其价值和功能。由于河北民间音乐属于传统音乐，所以这项去粗取精的加工工作，也必须交由传统暨历史领域的研究来完成。这也就引出了本文研究所依托的第二个学科概念——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即采取历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人类学考察及研究所取得成果进行重新诠释和解读以期探掘更多文

【摘　要】自明清时代以来，河北省基本都处于交通辐辏的京畿重地位置，伴随着频繁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各地区民间音乐在燕赵大地这片热土上碰撞、交融以至推陈出新的特定文化现象。然而，河北省在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又导致其民间音乐的形态与历史变迁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援引历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析河北民间音乐的内涵和底蕴，也就成为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内在要求。这就呼唤着学界更多地采取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河北民间音乐进行全新的观照和诠释。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出发，来探析论证人类学视域中推动河北民间音乐研究深入创新发展的思路和方向，以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关键词】河北民间音乐；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36-0061-02

作者简介：李泽芬（1983-），女，本科，音乐研究，康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康保文学艺术联合会。

论人类学视域中河北民间音乐研究方向的深入拓展

李泽芬

（康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 河北 康保县 076650）

64李泽芬：论人类学视域中河北民间音乐研究方向的深入拓展

（上接第32页）

观事物运动的各个个体和部分（点）从其所处的错综复杂的横向（面）联系中提取出来，作单一、纵向和连贯的表现（线），则运动的个体和部分，自然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突出表现，形成自由的运动形态。因而也就有了高度的生动性和深刻性。否则，如果戏曲艺术不采取线性的节奏序列，其舞台面貌就会改观，它的情节结构的精练，表现手段的丰富，表现方式和形态自由就不复存在，艺术形象的生动性和深刻性就会被单调、呆板和杂乱无序所替代。所以说，戏曲艺术线性的节奏处理方式，是有着巨大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的。

第二，具有广泛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审美的普遍意义。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主观的感情活动。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实践标准，即“寓教于乐”和"雅俗共赏"。具体讲就是要求把艺术作品的积极的、深刻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寄寓于优美、生动的艺术形式和综合程度很高的众多的艺术手段和精湛的技艺之中，最大程度地去适应和满足具有不同欣赏心理的观众，使作品具有普遍性的审美价值。以线性节奏处理为特点的戏曲艺术，是最具有这种审美的普遍性的艺术。它把情节建筑在一个内容曲折多变而又头绪单一、首尾完整、段落分明而又贯穿的事件上，使情节、事件具有强烈的故事性。由此造成情节发展的曲折多变，时空表现的自由灵活，感情色调的丰富隽永，这最易引起观众的兴味。而这一切又可使观众在观赏时不过分诉诸于理智，通俗易懂、简明了然，从而获得审美观照的自由、轻松。同时还能使观众得到多种艺术形式高度综合所特有的隽永的美的享受。戏曲艺术这种夸张和谐、丰富统一、生动鲜明、蕴藉隽永的境界，正是线性艺术节奏所能达到的美的创造的极致。

第三，具有合乎审美规律的寓教于乐的艺术观。戏曲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就是通过艺术审美对人的感情进行净洗、宣泄、平衡，也就是以艺术的感染力来达到人的感情的潜移默化^净化和升华。进而实现思想上的提高和端正。这就是艺术的教育作用和社会作用，这是符合审美规律的科学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须通过生动的形象和完美的形式来达到，戏曲之所以采取线性的艺术节奏处理，正是为了能创造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而采取线性节奏处理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的单纯、生动和深刻，表现形式的鲜明与和谐，也是为了引起观赏的持久性，使艺术形象深入人心，以达到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作用。

总而言之，戏曲舞台空间结构的最大特点，即在于它不受实物（布景、道具等）的约束，从而获得了舞台空间处理的最大限度的自由。

参考文献：

[1]马名群.对加强演员舞台节奏的几点看法[J].戏曲艺术，1983(04).

[2]黄在敏.浅谈现代戏舞台节奏的戏曲化[J]. 戏剧艺术. 1985(01).

[3]胡世铎.戏曲舞台节奏的辨识与思考[J].戏曲艺术，1987(03).

化信息的一门社会科学，属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在历史时期，传统农耕时代的各种历时性活动（包括朝廷的宴飧仪式用乐等活动），塑造了河北民间音乐今天的共时性存在状态。换言之，即当前河北民间音乐共时性的存在状态中，还包含着许多历时性的历史信息有待深入解读。通过解读这些历史信息，才有望还原河北民间音乐在历史时期传承、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原始风貌，也才有望更为深入地理解河北民间音乐的文化品格与审美理想。

仍以前文所提出的河北十番乐为例。当前河北省境内流传的诸多十番乐，和北京的“京十番”、天津的“津十番”，它们的原型都来自于清代南府及升平署所教习的苏州十番乐，属于封建朝廷宴飧仪式用乐在河北地区的流传与遗存形态。如果研究仅限于此，则可能仍未探寻到河北民间音乐的真正渊源所自。实际上，根据晚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清初叶梦珠《阅世编》、李斗《扬州画舫录》等文献的记载，作为河北十番乐原型的苏南十番乐，可能来自于北方而非苏南原生。根据《戒庵老人漫笔》、《万历野获编》等文献的记载，大致可以勾勒出十番乐流传与演变的轨迹：明代中期武宗皇帝冶游山西，亲近乐户，依靠乐户聚合山西各地流传的原始戏曲形态——“锣鼓杂戏”的伴奏音乐而制成了《靖边乐》。后明代灭亡后，作为《靖边乐》组成部分的“锣鼓杂戏”伴奏音乐流出南京应天府乐署而流传到苏南一带，在清初演变成为苏南十番乐的雏形。由于苏南粗十番纯用“鼓”、“锣”、“铙”，这也同锣鼓杂戏在今天的伴奏乐器十分接近，从共时性遗存状态上也支持了这一点判断。

而山西锣鼓杂戏，在仅河北境内尚有姊妹艺术品种，即流传于邯郸、涉县等地的赛戏。因此，如果将邯郸赛戏、山西锣鼓杂戏以及流传在苏南和京津冀地区的十番乐进行横向联系的考察和对比，则更有助于揭示十番乐表演形态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为理解这一乐种的审美理念和精神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当然，从锣鼓杂戏和赛戏的伴奏形态着眼来展开关联研究，也就更容易理解十番乐呈现出“一”、“三”、“五”、“七”这样板式节拍数列结构的内在原因了。

综上所述可见，依托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可以从音乐形态方面更为具象地呈现河北民间音乐显在的共时性文化特征，从而拓展这一领域研究的广度；而根据历史人类学观点，依托文献展开对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成果的解读，则可以深入挖掘河北民间音乐现存形态中的传统文化信息，从而有效拓展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度。故而本文认为，采取文化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双管齐下，相辅相成，从而达到文化与音乐形态的互通、互见、互证、互释，堪称为在人类学视域下推动河北民间音乐研究深入创新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田宇.基于音乐人类学视角下的我国民族音乐研究[J].艺术品鉴,2017(07).

[2]熊晓辉.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人文维度[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