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读书笔记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读书笔记
本书逻辑
谷川先生认为，隋唐帝国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政治统一的过程，它具体体现在北周吞并北齐，周隋革命，和隋的南北统一，而直接成为这一政治统一进程起点的，则是北魏末期的六镇之乱。

这场内乱发生的导火索是源于部署并定居在北方六镇的北族军士所发生的暴动。

参加这场内乱的许多人被称为“城民”，指的是配属于城镇的兵户，是与一般州郡民相区别的存在。

在当时，城民被称为自由民，而州郡民就是所说的贱民。

但是如果说城民本是自由民的话，那又该从何处去寻找其历史身影呢？谷川先生由此联想到部族民在游牧社会的地位，因此开始本书的开端就从对匈奴族的前赵后赵，鲜卑族的前燕后燕，氐族的前秦及其他五胡诸国家的权力结构展开分析。

第一编古代世界帝国的崩溃与五胡诸国家的兴立
东汉以来，在汉族政权的控制下，南匈奴原有的部落体制处于解体状态，种族独立性得不到伸张。

西晋末期的政治混乱和匈奴人生活的困顿，使得南匈奴的统治阶层和有自由民身份的民众之间产生了恢复种族独立的志向，其目标是建立一个部落联盟国家。

谷川先生认为，致使匈奴族统治阶层和人民相结合的原理是塞外游牧民族社会所特有的自由体制。

但另一方面，作为匈奴国家的前赵、后赵政权都建立在中原地区，因此他们又面临着一个如何与汉族人民和谐共处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两个政权都恢复了昔日的大单于制度，来统领胡族民众并保证本族人民的自由地位。

另外，设置位于大单于之上并类似于中原的皇帝，派遣包括大单于在内的宗室诸王分掌军队，谷川先生将这一体制称为“宗室军事封建制”。

但是，这种带有分权性质的“军事封建制”最终导致了皇权的极度不稳，两者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

为了巩固皇权，外戚、宦官相继登场，皇权逐渐变为追逐个人私利的工具，匈奴人民也在权利侵夺的过程中渐失自由民的地位。

鲜卑慕容氏的政权加快了汉化步伐，这是因为大单于制度的废除。

但是因为同时有几个皇帝继承者的存在，以及由皇帝或是宗王掌管最高军事大权，所以“宗室军事封建制”依然是鲜卑国家的砥柱。

在燕政权所设置的军营里，由于有被称为“营户”的户口负责生产而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这正是军事封建制的表现，而州郡制下的州郡户则对营户的生产起了互补作用。

鲜卑国家的皇权就是建立在营户和州郡户的军事生产之上的。

但不久，由于太后以及慕容评时期贿赂政治的盛行，再加上驻扎在地方的将领纷纷将营户占为已有，整个国家掀起了一股追逐个人私利的风潮。

作为国家编户的一般农民在此情况下急遽减少，国家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最终走向灭亡。

氐族苻坚的前秦是五胡政权中最为安定的时期。

虽然“宗室军事封建制”同样存在，但是同时也试图从内部将其包容在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一大目标之中，因此在压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但这也就显示出，一方面有着统一帝国的志向，而另一方面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种族主义。

总之，苻坚的政治是基于道德主义，但在其深处也是充满无限矛盾的。

而这样的情况也为从五胡时代转向北朝而做铺垫。

第二编北魏统一帝国的统治结构与贵族制社会
统一了华北的北魏与五胡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采取了部落解散政策。

但是，北魏在统一华北过程中实施大规模徙民政策，并且让宗室贵族掌握中央的羽林、虎贲军，在地方州镇大量部署北族兵。

由此来看，尽管北魏采取了部落解散的政策，但在本质上仍旧没有完全摆脱其本质的种族主义。

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的目的及意义就是使胡人完全融入汉人社会中，摆脱原始的部落种族主义。

因此，汉化政策中的重要一项是全面推行门阀主义制度。

在孝文帝推行门阀主义政策时，一部分汉人士大夫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贤才主义观点，他们强调人材应求之于个人而不应该只是门第。

但孝文帝没有采纳这些人的建议而继续推行注重门第的门阀制度，其结果是导致具有自由民身分的北方胡族兵士逐渐遭到排挤，最后沦落到丧失自由身分的地步。

第三编北朝后期的新旧贵族制之争
在北魏末期的混乱中，还有一股势力在逐渐出现苗头，这就是汉族豪族在地方乡村社会中集结的乡兵集团。

乡兵是由地方豪族与乡里民众构成的军事集团。

依靠自己的能力以及在乡里社会的声望，正是这些地方豪族崛起的原因所在，也是北魏贤才主义观念在地方社会的反映。

谷川先生认为这些豪族的行为与只重门第的传统门阀贵族不同，将其称为“新贵族主义”。

“新贵族主义”的乡兵集团与传统门阀贵族的不同之处，显示了处于地方基层社会的豪族和农民力图打破门阀主义的志向，这一点和北族士兵的目标完全一致。

乡兵集团和北族士兵其后成为东西两魏政权的基础。

因此，如果说城民追求自由身分的内乱是形成隋唐王朝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话，乡兵集团的活动则构成了隋唐王朝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向高欢投降的北族士兵与汉族的乡兵集团是东魏、北齐政权的骨干，他们的领导者被称为“勋贵”，都属于北齐政权的统治阶层。

与此同时，传统的汉人门阀贵族也开始进入朝政，不过这些贵族在门阀主义已经行不通的情况下登场，因此只有依靠和皇权的结合才能得以生存。

“勋贵”和门阀贵族的政治斗争构成了北齐政治史的主要特征，当权两派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

胡族与汉族人民否定门阀主义身份秩序，追求平等自由身份的努力在东魏、北齐政权下没有成功，但在西魏、北周那里却得到了实现。

尤其是北周政权，周礼的采用、六条诏书的实施以及将广大乡兵集团纳入新的府兵制等政治措施，都显示出了胡汉人民融和的趋势。

在五胡政权时期，试图通过“宗室军事封建制”这样一种血缘主义来维持国家体制，而在北周，却是一半以上的异姓作为柱国统领军队在北周时期。

柱国的军队主要由府兵构成，而作为府兵基干部分的正好事乡兵集团，非门阀豪族借此得以和政权相结合，他们和胡族人民一道形成了新的统治集团，一道成为推动隋唐统一政权的形成。

上述事实标志着北周已经超越了五胡政权挣脱不掉的狭隘的种族血缘主义，同时也预示了继承北周政权的隋唐是一个保障胡汉民族融和与自由的国家。

至此，我们看到，谷川在唐史研究中提出的应该如何从国家和民众的相互联系中来把握隋唐国家性质的设问，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终于找到了答案。

隋唐政权在胡族和汉族民众寻求自由平等的过程中建立，这就显示了隋唐政权的本质并不是阶级统治的单纯暴力装置，而是受到民众支持，响应人民意愿的国家。

补编府兵制国家论
问题阐发
1.对“晋为无道，奴隶御我”的看法。

谷川先生在讲到刘渊自立前赵的时候，给出的解释是匈奴人内部寻求自我复兴。

“我”指的是全日臣服于汉、魏、西晋的匈奴人；“无道”指的是匈奴人在汉俗的冲击下，匈奴部落制不断解体，对匈奴人进行直接掠夺。

比如，刘渊为名义首领，也要为晋所封。

石勒为部落首领之子，尚不能免佣耕贩畜，其他人之生活痛苦更加不堪，实在是对匈奴文化有灭顶之虞，匈奴贵族有集体破产之窘。

故左贤王刘宣说过：“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

”
虽然匈奴部落逐步面临解体，但部族意识仍浓，种族意识仍厚，在外有忧患与危机之时，仍然有不少有识之士在暗中形成一股潮流，无比憧憬往日的匈奴荣光。

但是，又因为恶劣的经济状态，以及部落社会丧失保护个人成员的力量，使得匈奴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又不得不在汉人社会中逐渐消解，即使在自立之后也无法完全恢复匈奴那原有的部落社会体制，而是像汉人的皇帝制度靠近，不伦不类。

但是，其一些固有的追求自由的品质精神仍然趋势着他们寻求独立，所以在西晋“八王之乱”之时，刘渊趁汉贵族内讧，对底层的控制力大为消弱之机，趁机发难，建立政权，树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先河，实现匈奴人民对于“自我复兴”的追求。

而新成立的政权或多或少的具有匈奴国家的特点。

比如，作为匈奴国家基干的单于政治得以恢复并统领游牧诸部族，左右贤王以下的名号得以采用，言语、服装、婚丧等匈奴原有的风俗盛行等事例。

“窥一斑而知全豹”。

以上历史事实虽然只是针对于匈奴贵族，但显然同样适用于羌、羯、氐等少数民族。

传统部落解体，文化面临灭绝的境地，经济上陷入困顿破产者，都包含以上民族。

因此“五胡十六国”的形成，在魏晋之时，相关因素的种子就应已经埋下并开始萌芽。

“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也即应该被视为少数民族之共同心声，而只有匈奴在此时为最有力发动此革命者。

匈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另一方面，这句话也折射出汉文化对外族文明的强销蚀性。

汉族经济强势，政治体系发达，文化意识浓厚，不仅在其自立之前对其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在自立之后也对其或多或少的影响着。

这里不谈魏晋南北朝，而谈一下元朝和清朝。

它们同是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元朝全面否定汉文化，打击汉族，所以到最后就短短的九十年就亡国了；而清朝，能
入主中原300年之久，不得不说和它学习汉族文化有关系。

由此可窥见，汉文化对异族的影响力之大，以及异族建立政权的大致走向。

2.北朝不能过早统一南北的原因。

在隋唐帝国形成之前，南北朝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对峙时期，而且都是北朝强于南朝，但是为什么又不能很快统一南北呢？主要原因是内部的民族与文化问题没有解决。

北朝民族问题在这个时期是极为复杂的。

政治上的统治者为胡人中的少数胡人。

除此极少数的胡人统治者外，另有其他占绝大多数的胡人与汉人。

问题的发生不仅在胡汉之间，而且在胡人与胡人之间。

北朝整个胡族不及汉人多，统治者胡人又不及被统治者胡人多，以此极少数人统治极大多数不同种族的民族，遂问题层出不穷，北朝自身不断出现改朝换代，更换政策的现象，自顾不及。

曾经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苻坚不能成功地统一南方即是在未将民族关系弄好。

他将前燕及鲜卑迁徙于长安及其附近是在淝水之战之后造成恶果的重要原因。

前秦的精锐一溃于淝水，又再戍于山东，苻坚回长安后，乃不得不用鲜卑慕容弘、慕容冲的兵。

慕容弘、慕容冲变生肘腋，因却反氐兵抵抗，苻坚又不得不用羌兵。

羌人遂得承鲜卑而起，而苻坚最终亦被羌人所杀。

苻坚所以败亡，即在民族的分配与组织上有缺口，鲜卑、羌族无损失，损失的都是本部的氐人。

再说北魏。

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在与南朝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上，做得相当成功。

其目的是统一胡汉，确保北魏统治。

可是，孝文帝仍旧没有解决民族问题。

被迁到洛阳来的鲜卑人汉化了，留在北镇的鲜卑人却保持鲜卑旧俗。

在边镇的鲜卑化武人集团和洛阳的汉化文官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最终引发了六镇起义。

北魏不仅未能并吞南朝，而且自身也未能保住。

六镇尽叛，使得北魏分裂成了两半。

还有北齐和北周，北齐占据山东，经济力量远远胜过占据关中的北周。

可是北齐却被北周灭亡。

原因就在于北周能将民族问题解决，而北齐在民族关系上，则未能调善。

北齐是依靠六镇鲜卑化的变兵建立起来的，上层统治者反对汉人和汉化的胡人，这般排斥汉人，在少数民族中属少见。

而北周不同，汉人士族得到重用，协助宇文泰治理北周。

并且创立了府兵制，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终于变成华夏兵制，兵农合一制。

民族界限在军队中消失了，北朝的民族问题得以解决，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北魏时期的“门阀主义”与“贤才主义”。

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地方大族，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并普遍具有儒家文化素养，容易步入仕途，取得官职。

东汉中后期，地方大族已基本上垄断了地方政权机构，并不乏世代为朝廷公卿的显贵家族，他们宗族强大，世代官宦不绝，被称为世家大族。

随着魏晋政权的和平交递，魏晋之间的高官显贵家族取得了政治上世代为高官、
经济上免除徭役的特权，成长为门阀士族。

而北魏在解散诸部族，强化统一权力之后，大量旧部民迅速集于国都，在传统的北族社会中，并没有像汉人这样强固的阶级制度。

随着与中原文明的不断接触，内部的统一开始发生动摇，导致王朝危机。

孝文帝决心效仿汉族采取门阀主义，实行姓族详定的政策。

所谓姓族详定，即效仿汉人的贵族制度，以图重新整理与强化北族势力。

而孝文帝的门阀主义不仅仅是单纯的汉化政策，更是试图在政治上抹去中国传统的门阀主义与北族社会的鸿沟。

谷川先生在提到孝文帝关于门阀主义的立场时，赞成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

他认为：“贵族大致都德行纯笃，因此官吏进用的基本原则应以门第为准；对于特别有才者，可以不拘泥于这项原则。

”而一些汉人官僚完全站在了否定“门阀主义”的立场上。

他们认为：“门望不过是先祖余荫，对国家并无益处，对国家有益的只有贤才；而贤才之间尽管有一丝才能之差，但只要对其处以正确的权衡并对任用加以优劣甄别即可。

北魏初期的这一争论以门阀主义的胜出而告终。

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凭借家族地位取得高官，又强烈干预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从以后的汉人从政的经历也可以看出，贵族的援助起了决定性作用。

那些被称为寒门者，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提高地位并与豪族势力发生冲突。

他们在此时只能把豪族之间的矛盾或是豪族势力与君主权力之间的矛盾来作为提高自己地位的机会。

而到了北魏末期，门阀主义所主张的门与才具有同一性，在精神上还有追求其才能的一面，但到了此时，门阀士族在优越的环境中越来越丧失其实际的政治能力，并且已经逐步全面否定了才能。

不得不说这是门阀主义的一种自杀行为。

如此一来，门阀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贤才主义开始展露头脚，王、谢高门华宅中的燕子终于开始飞进寻常百姓家里了。

谷川先生在此认为北魏时期的这一自上而下的特殊性改变，对之后的隋唐帝国形成具有非凡的意义。

4.北魏六镇起义。

“六镇”，即指的是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沃野，后来变为北方城镇的总称，“六镇”应该是指六镇及其他北方军事重镇。

镇民在史籍上往往被称为城民，是住在城镇里的军户，与一般州郡编民有所区别。

城民大多由鲜卑族等北方胡族人民构成，其中不乏出身于显赫部族者，因此他们与一般州郡民的性质完全不同，是非常有荣誉的兵士。

北魏实行部落解散政策以后，这些城民被派至北部各镇以捍卫国家的边防。

而所谓“镇兵”,本来应该是与北族、汉族子弟相称的光荣职责。

只要这种地位得以维持，镇兵和国家之间就没有矛盾，从而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础。

但是，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这种权力不再像往日那样，尤其是到了北魏末期，镇兵丧失了本来的地位，甚至沦为受压迫者。

他们的身份日渐下降，最后由本来的自由民降至一种贱民的地位。

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镇兵中留居平城的迁都洛阳，受到汉化的洗礼，各各登向权力的巅峰；而到边镇当兵，却无法感受到汉化带来的好处。

在六镇，军人还是军人，胡化还是胡
化，可社会地位却被莫名其妙的降为府户，以前的仕宦、复除权利也没有了；而且镇内充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镇兵出身者，多是通过贿赂获得的，而镇将又把得到的财物送给中央权贵，以追求更高的荣华富贵。

而在中央的羽林、虎贲也深受到这一影响。

总之，在这个时候，北魏的社会盛行一种风尚，缺乏行政能力的的北族军人只有在取得行政官的地位后，才能进入社会上层。

为了顺应这种潮流，人人都追求取得做官的资格，王朝愈来愈走向末期。

原来是为统一中国的理想而战，现在则是为了取得个人官位这种自私的目的而战，军队内部充斥着散漫懦弱的风气。

在北魏末期，中央政界就处于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斗争中，而六镇城民的叛乱成为打破这个僵局的一个良好契机，他们起来推翻了已经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北魏政权。

谷川先生认为隋唐作为大一统的王朝，其形成过程中的种种要素都产生于这次六镇叛乱之中，也就是说从社会的大分裂之中反而容易找到其后国家统一的契机和线索。

而北方胡族人民从自由民下降到贱民，然后再从贱民争取恢复自由民的身分，这正是六镇之乱的性质所在，也是谷川先生得出的最初结论。

5.从周隋革命所引发的思考。

北周杨坚，出身于宇文泰以来的勋贵之家，但能与之相比肩的武人贵族还多数存在。

即便他身为宣弟舅舅，也并不能保证他与同辈各家相比占有优势，更何况杨坚自己也无任何显赫的军功。

而杨坚能在重重阻难中取得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刘昉、郑译等人的帮助使得其先任静帝辅政之为，逐渐掌握在王朝内部的绝对权力，继而通过禅让的形式建立新的王朝，这都是六朝时期改朝换代的一般经过。

这让我想到了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权臣持国只有两种下场——一是先封王，受九锡，然后搞“禅让”，成为一朝开国之君；二是忠于王室，又恋于权力，或生时被杀，或死后宗族覆灭，鲜有善终。

而大多数人恐怕都会选择第一种吧！另外，王朝更迭只有两种名义：禅让和征诛。

权臣们夺国畏惧“篡弑”之恶，常借“禅让”之名。

曹丕导演的“假禅让”例子一开，到了魏晋南北朝之后，无不假借此名。

不过，曹魏，司马晋等都没有对前代帝君进行杀戮。

可是自南朝刘裕篡位，这位寒人出身的老头子开始杀旧朝皇帝，再到沈约劝萧衍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南朝北朝相蹈此习，末代的少年皇帝及子孙们下场极惨，无一善终。

中国自古崇尚儒家伦理，使得一幕幕悲剧大同小异，走马灯般旋转不停。

6.关于府兵制。

西魏宇文泰和东魏高欢之时，高欢主要获得六镇军人，使得宇文泰相对来说军队的实力要弱于高欢。

对宇文泰来说，如果不建立一支能与高欢相抗衡的军队，是难以与高欢争霸中原的。

于是，仿照鲜卑兵制，即部酋分属制始建府兵制。

他广募关陇豪右、籍六等之名以曾军旅；府兵将领及其士兵改从鲜卑姓，并使之与土地结合。

至此，宇文泰以鲜卑部落旧制为
依据，建立有贵族性质的府兵制。

这时，府兵制还是兵农分离制。

到周武帝时，改军士为侍官，即变更了府兵的部属观念，使府兵不再属于某一将领，而是直接属于君主。

这是有别于部落思想最为有意义的措施。

又招募百姓充军，将府兵平民化。

但是，在这时经过周武帝作了改变以后的府兵，仍然是兵农分离的。

兵是兵，民是民。

兵属军府，籍在军府；民属州县，籍在州县。

兵为职业军人，民则从事农桑。

又因为兵从胡姓，兵民或兵农之分，仍然是胡汉之分。

北齐武成帝“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冲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其制已经开兵民或兵农合一之端。

到了隋文帝时期，只是给予事实上已经出现的兵民或兵农合一制，以法令上的承认而已。

而隋文帝另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府兵制的改革是：下令恢复府兵的汉姓。

府兵将士们改从胡姓，便变成胡人；恢复汉姓，便仍为汉人。

复姓，表明汉化的主流，终究战胜了鲜卑化的逆流；复姓，表明府兵不再是一支胡人的军队，而是一支名实相符的汉人军队。

军与民的胡汉之分，至此消除。

而至此，支撑着隋唐帝国的府兵制也完全形成，它是今后隋唐帝国发展繁荣的支柱。

但是，在隋唐后期，它也暴露出来一系列问题，出现藩镇割据，使得隋唐帝国走向衰落。

连接书目
《历史总是叫人惦记》，梅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长孺，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1版。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陈寅恪，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中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何德章，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