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极权乃万恶之源——读黄宗羲《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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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君》选自黄宗羲代表作《明夷待访
录》。

“明夷”为周易第三十六卦名，卦
象为（），离（）在下，坤（）在上，离为日，坤为地，日在地下，暗无天日，“夷”本义有灭杀之义，“明
夷”就是阐明消解政治黑暗的道理。

“待访”意在待明君
垂询，作者处明亡之世，不能经世致用，寄希望于来日。

其自序言：“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

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箕子乃商之大
臣，处纣之乱世，佯狂为奴，后得周武王垂顾，天下大治。

作者之父因弹劾贤忠党遭构陷而死于狱中，后魏案发，青年黄宗羲草拟奏疏，请诛杀魏党。

朝廷令刑部审讯。

黄宗羲以铁椎击奸党，拔一人胡须，回乡焚以祭父，后又捶毙虐杀其父之狱卒并阉党。

冤情大白之日，偕同被难者子弟于诏狱门设祭，痛哭不已，观者莫不为之动容，明思宗感其忠孝未责其擅杀之罪。

黄宗羲自述曾被称为“游侠”，其实堪称热血壮
士。

清兵渡江，黄宗羲集合里中子弟组织“世忠营”，奔
走钱塘江南北，九死一生，坚持武装抗击清军。

壮年黄宗羲实为抗清英雄。

兵败后，隐居著书，诸多学者（大如戴震）屈节认同清治，黄宗羲（还有顾炎武等）严守节
操，拒绝清廷高规格征召，不为所动。

老年黄宗羲成为民族品格之高标。

黄氏之政治学术著作不限于总结明亡之遗恨，
而是将视野提高到中华历代政治制度，总结得失利弊，指出一切腐败根源乃在号称代天牧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

《明夷待访录》从原君、原臣、原
法、置相、学校、取士等方面对封建政治体制全面批判，思想宏富而系统。

其学术之博大精深，标志着中华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黄氏虽晚于意大
利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但是其反封建之英勇与布鲁诺之反上帝创
世说足以比美。

《明夷待访录》在清代被列为禁书，
《原君》为该书之首篇，具有纲领性质。

文章不取先秦游说巧喻机智，不取荀子赋体博喻，
亦不同苏洵《六国论》开门见山地指出六国非败于战，而败于不战，而是取法“先立地步”，再作认证、反驳。

本文主题乃君主罪恶论。

分为两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引论，层次曲折，递进深化。

第二部分进入主题。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
利而其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人皆自私自利，文脉之首，反面着眼。

因为自私，
天下之“公利”，无人从事；天下之“公害”，无人铲除。

从
君主极权乃万恶之源
——读黄宗羲《原君》
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孙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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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说，因果关系自然，理由充分。

在结构上，句法平行，更显有机。

用语一直在对立面中展示。

从“自利”到“公利”，从“公利”到“公害”，都是正反两面，思维
在两个极端上展开，其间略而不计，显得全面。

这是引出论点的第一个层次。

接着文脉向相反方面推演。

有不自私者，不以己利为利，使天下受利；不以己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害。

逻辑仍然是在矛盾中展开——己利与天下利，己害与天下害对立，但是文脉没有重复，而是进了一层，矛盾发生转化，己利转化为天下利，己害转化为天下释害。

这是引题的第二层次。

接下来，指出这样的人，其勤劳千万于天下人而不享其利，这与人情是绝对矛盾的。

当皇帝本该是无人甘愿的，这个道理颇有冲击力，与常识有悖。

要证明此理，不能光凭推理，黄宗羲列举了相当经典的事实。

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
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在为了争夺皇权而不惜流血千里、伏尸百万的
时代，的确有先贤不屑于此。

第一类，衡量利弊，就
是不干，如许由、务光；第二类，当了君主，主动放弃，如尧、舜；第三类，初不欲为，为而不能脱身，如大禹。

光凭这几个例子，要印证普遍的人性，可能片
面，与孤证差不多。

但作者用分类法，始终不愿，做了又让，做了又不能让，三类人从本性上均不屑。

至少在形式上显得全面。

这些都是古人，很遥远，但是与今人在本性上是一样的：“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行文逻辑的一贯性很强，连公认的圣君、贤者都是因为自利才逃避、退让，不得已而为之。

至此文脉仍然是古今正反对比，但不仅仅是矛
盾，而是在矛盾中有统一，在人之常情（好逸恶劳）上是统一的。

这是第三个层次。

每个层次都在私利和公利、勤劳和享利的对立中推演。

这还只是引题，文章的目的并不是泛论为王之
劳与享之间的不平衡，而是为了批判千年来的君王专制的残毒。

引题从正反两方面推进，主题从正反对立中引出，后之君王之腐败、凶残在于与古道相
悖，顺理成章。

引题之功能不但是引出主题，而且成为全文正反两面不可分割的部分。

后之人君将前文所论利己利人之原则完全颠倒：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文章紧扣对立的话语：利与害，己与人。

天下人不敢自私、自利，而人君则不但可，而且“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论述就这样深化了：首先，不是一般
的私，而是“大私”，这是量上的扩张；其次，则是将一己之“大私”变为“大公”，这就是质的转化了。

造成如此显而易见的荒谬转化的条件是什么呢？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

关键词是“权”和“我”。

“权”的特点是天下之权是无限的，“我”是极端个别的，这就是极权，正是这种无限的极权造成了无限的专制。

更深刻的是这种极权
不是以个人有限的生命为限。

君王把天下看成是“产
业”，生命是有限的，产业则是可以超越生命遗传的。

要害是“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列举汉高祖称帝得天下为“某业所就”为例，一笔带过说明“其逐利之情”。

接着对把天下当作一己之产业作正面批判，不再停留
在“权”与“我”上，而是提出了一对新的范畴——“主”与“客”。

古君以天下为主，后君以天下为客。

为了成为天下产业之主，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
子女”，将屠毒民人之惨祸，奉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

在君权天授的时代，黄宗羲得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的结论，万恶之源皆出于君王，这在中国思想界史上是震古烁今的。

其发扬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比之阮籍“君立而虐兴”，嵇康君王“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更加深邃。

其根
本性的超越在于指出君为害民之源，对这样的害民者“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
所也”。

这就更进了一步，君王是万恶之源，而且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理所当然。

黄宗羲并不因如此勇敢的思想而满足，作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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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自己的学说成为学问，不可或缺的是对历史资源的重新解释和批判。

这其间有个过渡：“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从句法上说，这是一个设问，较上文的许多陈述句法有了变化。

这就接触到儒家忠于王权的核心。

对于黄宗羲来说，在行文上不无难处。

黄氏之政治理想乃是君王以德治国，这从根本上是儒家思想。

儒家一般强调君臣之义可动摇，而黄宗羲要说的是暴君是可以反抗，甚至是可以诛杀的。

对这个矛盾，他提出了一个“小儒”的观念。

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他藐视把君臣之义绝对化——臣在任何条件下均不可反君、诛君，将持这样僵化观念之人定为“小儒”。

与之相对的，不言而喻，乃是大儒。

这样立论是很勇敢的，其实，把君臣之大义当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并不是“小儒”，而是程颐、程颢这样的大儒。

《二程全书·遗书》有云：“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
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是很坚决的。

也在《明夷待访录·原臣》中就认定，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在《原法》中批判君主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在《学校》中主张思想自由：“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黄宗羲这样的思想太超前了，几乎把学校当成了议会。

在黄宗羲看来，把二程之流归为“小儒”还是很客气的。

不可忽略的是，黄宗羲对与论点不尽相合的史料，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对于并非广为人知的史料，以不露痕迹的“小儒”加以虚化；二是对于家喻户晓的史料则加以否定，不过不是武断否定，而是以肯定正面的史料来否定负面的史料。

关于周武王以臣伐商纣暴君，有两种史料，一种是《尚书》《孟子》赞赏武王伐纣不是以臣伐君，而是诛“独夫”（《尚书·泰誓》中记载武王伐
纣，称纣为独夫，孟子亦认同）；另一种则是伯夷、叔齐兄弟的故事，武王伐纣，两人拦马劝阻，臣不能伐君,商亡之后，两人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

黄宗羲斥之为“无稽之事”。

在此基础上，以兆人万姓与一人一姓相对，顺理成章地得出“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还特别点出朱元璋因此把孟子从文庙中逐出，都是因为一些“小儒”作祟。

文章做到这里，一般论证已经完成了，但黄宗羲的深刻在于进一步提出问题，君王视江山、百姓为“产业”，立意“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但是，自私的本性并非君王独有，天下人皆欲得之。

以一人之智，不能胜天下人之谋，其结果是“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就走向反面，骨肉崩溃，以致南朝宋顺帝被萧道成逼到让位，被押解出宫时哭着说：“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

”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逃入寿宁宫，挥剑欲杀十六岁的长平公主，砍断她的左臂，说：“若何为生我家！”其子孙不但不能“受享无穷”，而且不能保命，命运还不如平头百姓。

这就辩证地说明，此皆一人擅权，残民以逞，祸及其身是必然后果。

最后的尾声仍然在对立中总结，一方面是“俄顷淫乐”，另一方面是“无穷之悲”。

残民以逞的淫乐是暂时的，而残己之悲却是无穷的。

根源都在一人无限的极权。

《明夷待访录》本意是待异世明君垂询，但因其对君主制度否定得太彻底了，不但没有帝王垂顾，反而成了禁书。

倒是为二百多年后的晚清变法先驱提供了思想基础。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明夷待访录》：“光绪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

”君主立宪，限制君权，这是黄宗羲可以想象的。

民主革命，彻底推翻帝制代之以共和政体，这是黄宗羲想象之外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孙中山也从中得到良多启迪。

据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林桂圃《国父的民权说》：“先生在海外奔走提倡革命之际，即经常随身携带《明夷待访录》一书，时时翻阅其中的《原君》《原臣》二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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