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版曾不被看好,新版亦未能取代 两《唐书》一次修订成全的双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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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曾不被看好,新版亦未能取代 两《唐书》:一次修订成全的双蠃
文I 知衡
|~~^来正史席位,本是按需分
配,直到有清一代旧事重 提
,才打破了 “一个萝卜一
个坑”的局面,形成“二十四史”。
从 候补席上站起来的是《旧唐书》和《旧 五代史》,相较于新旧五代史“脱胎换 骨”、官私两修的动人说辞,看起来和 《新唐书》并无径庭的《旧唐书》能够 “复活”,无疑是经历了一番纷议的。
一朝两书,并立史林,即便对于历经 近300年盛世繁华、衰世危机的大唐 王朝而言,也颇值得为后人所道。
©/《旧唐书》,全十六册,后晋刘朐等撰,点校本二十四史。
后晋天福六項941 ),由宰相赵莹监修唐史, 耗时4年完成,署名时任监修刘昀。
初名为《李氏书》,后为与北宋欧阳修等人撰修{〈唐书》区别而称《旧
唐书》。
记载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 )289年的历史
作史思路的回归与颠覆
“易代修史”,考量的一是以史为 鉴,二是标榜正统。
基于这种考虑,唐 后,历经五代十国的混乱,到北宋建 国重回秩序,修唐史一事一直萦绕在 统治者的心头。
后晋幵运二年(945), 《唐书》成,署名刘岣;北宋嘉祐五年 (1060),又有《唐书》成,署名欧阳修、 宋祁。
欧版《唐书》问世后,刘版一度 淡出历史舞台,以“新旧”区别大致始 于欧版书成三十年后吴缜作《新唐书 纠谬》,但真正以新版冠名发行,在南 宋、明刻本上都还不可得见,正式在卷 首加新字作“新唐书”始于清武英殿刻 本。
但在此期间,探讨新旧优劣的声音 一直不绝于耳,以新旧分别指代欧版、 刘版遂成惯例。
对两书的比较,抽丝剥 茧先搁置一边,让我们先来看看“旧 瓶”和“新酒”各是怎样一种谋篇布局。
《旧唐书》的编纂思路,简而言之 “按于旧章”,基于唐国史“叙本纪以纲 帝业,列传以述功臣,十志以书刑政”。
资料收集工作从后梁末帝龙德元年 (92丨)便可幵始了,一直延续到后唐明 宗长兴三年(932),奈何编纂速度跟不 上迭代更替,直到后晋天福六年(941) 才正式幵笔,历经4年,开运二年(945) 完成后不到两年,后晋也随之灭亡。
最 初为避讳石敬瑭,取名《李氏书》,成
书共200卷,含本纪20卷、志30卷、 列传150卷,内容覆盖自唐高袓武德元 年(618)至唐哀帝天祐四年( 907),共 计约200万字。
《新唐书》没有如《新五代史》一般 对旧书大动干戈,但“微调”还是随处 可见的。
从庆历四年(1044)宋仁宗下 沼重修,到嘉祐五年(1060)六月,历经 17年完成,但难称“巨著”。
概因共225 卷,含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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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国家人文历史
■二丨-卩q史选渎攻略■
列传150卷,相比旧书,因分类细化,卷数增加了 25卷,字数却降至170万。
以本纪为例,唐一共21帝,旧书用墨 30万字,新书仅用9万字。
体例上,志、传两部分,新书更为 亮眼。
“志”方面,旧书11志,新书将其 礼仪、音乐二志合并为礼乐志,后又增 《仪卫志〉X〈选举志M兵志》,共13志,原有(〈天文志M历志》篇幅却超过旧书 3倍。
“传”方面,废旧书列传61条,增 加331条,增设“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特设“藩镇”,移“外戚”“宦 官”于“酷吏”“藩镇”之前。
新书孔颖 达传移入《儒林传》,“以其深于经学也”;孙思邈由《方技传》移入〈隐逸传》,“以其人品高,不仅以医见也”;再如杨 国忠被改入《外戚传》等,一系列动作 背后,是北宋史家对于“以史为鉴”的 全新解构。
但新书又并非一味通过排列组合 在“创新”。
司马迁创纪、传、书、表的 书写体例后,自魏晋至五代皆在志、表 上有所缺略,清代赵翼曾分析“表多则 传自可少”,精简清晰的表格对于梳理 错综复杂的史事大有裨益。
新书回归 传统,立《宰相表〉X〈方镇表M宗室世 系表〉X〈宰相世系表》,维护了纪传体史 体例的完备性,此后《宋书X明史》等 一脉延续。
时间紧、任务重,旧书常常就地取 材唐国史、实录,也受限于唐宣宗后资 料匮乏,难免出现虎头蛇尾为人诟病;新书撰写则更为从容,加之如孙甫的 《唐史记》,王彦威《唐典》以及宋敏求 所补唐武宗以下六代实录、笔记、小说 等可利用的史料大量涌现,让站在旧 书肩膀上的新书撰写游刃有余。
也因 此,新书一经面世后,“《旧书》遂不甚 行”。
对于旧书何时刊刻,印本几种,学 术界总结不一,前代流传至今的尚存南 宋绍兴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又 称越刻本)和明嘉靖十八年的闻人诠刻本。
相比之下,《新唐书》虽然晚出,但
历宋、元、明、清四朝,一直被奉为正
史。
宋代印刷事业迅速发展,刻本远远
多于《旧唐书》,较有名的南宋刻本有
十四行残本,旧藏吴兴陆氏葩宋楼,后
归曰本静嘉堂文库;越刻本的元补版
印残本,藏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
旧藏傅氏双鉴楼;建阳书坊魏仲立刻
残本,旧藏吴兴刘氏嘉业堂。
此外尚有
元刻本、明成化南监刻本、明万历北京
国子监刻“二十一史”本、明毛晋汲古
阁刻十七史本,清武英殿刻本、商务印
书馆百衲本(据称保存旧刻真颜,胜于
殿本)等等。
有清一代,不仅恢复了《旧
唐书》的正史地位,还重新校勘、刊刻
两《唐书》,使之更为通行易得。
“名不符实”和“名副其实”
回顾新旧两书修书历程,会发现
一个颇有意思时‘巧合”,即作者署名皆
公/明嘉靖本《旧唐书》,闻人诠刻。
《新唐书》成
书后,旧书多有没落,自有闻人本后,《旧唐书》
才得以完整面貌流传,为难得善本
另有玄机。
历代史书修成,题编纂者要
题最后完成者中官位最高的人的名字
已是默契,然而一部史书浩浩汤汤,绝
非一人之力可承,势必会掩盖掉其中
前赴后继者的付出。
新旧两书的编纂,
也不免带上这样的烙印。
941年二月,后晋高袓皇帝下沼修
撰唐史,沼书中题名参与的编撰者有
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玮、秘书少
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
李伟光等。
一个独立的机构“史院”被
建立起来,宰相赵莹被任为监修,自此
《旧唐书》的主创团队基本成型。
赵莹于后梁龙德二年(922)进士
及第时年已不惑,乱世中机缘巧合追
随石敬瑭左右,曾在向契丹割地乞师
的过程中受命出使,成为后晋幵国重
臣。
受命修史的赵莹,面对的是一个
支离破碎的文化环境,其时唐高祖至
代宗九朝实录国史、德文二宗实录尚
存,而唐会昌以后事迹,除武宗实录一
卷,尽都散失。
赵莹不得不上奏高袓,
请下敕命购求。
重点寻访武、宣、僖、
懿四朝实录,一有献者,不吝重赏,“请
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资地,除授一官”,
并分派任务,下令“文武两班及藩侯郡
牧,各叙两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
状一本。
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
以凭纂序列传”。
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可
谓煞费苦心、举国之力,后世论之,即
便旧书差强人意,看到赵莹曾经做过
的努力,也应念其打幵局面之艰难,笔
下留情。
纂修工作刚幵始,贾玮便因丁忧
去官,赵莹又跟上面要来了刑部侍郎
吕琦、侍御史尹拙参与编修,组成前后
共9人的写史团队。
以“既阙简编,先
虞漏略”为由,规划出体例上分本纪、
列传、志三部分,规制撰书的总体思想
“褒贬或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
但仅修撰两年,出帝即位后,赵莹便在
人事纷争中选择罢相,未竟其业。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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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幵运二年(945)六月完成,宰相兼 国史兼修刘昀呈献,并获得署名。
然而 944年7月才进入工作的刘昀不可能是 最大贡献者。
赵莹完成了傾:旧唐书》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组建团队、搜集 史料、规划布局,却未能名留青史实为 遗憾。
虽说刘昀亦为严谨博学之人,但 毕竟在修史一事上参与寥寥,只不过出 现得恰逢其时,摘了个果子而已。
在修 史途中,后晋与契丹的战火燃起,战争 在947年终结,后晋短短12年的王朝 命运中匆匆留有一 乍品跻身正史,不 得不说“莹首有力焉”。
(《旧五代史•赵 莹传》)
至于(〈新唐书》开“双作者”先河,反而是一段佳话。
相比于旧书修撰时 的捉襟见肘,新书可谓占据了天时地 利人和,作者团队星光熠熠。
仁宗一 朝“文章人物之盛跨越前代”“豪英间 出,相继进用”。
欧阳修的地位自不必 赘言,但新书修撰17年,欧阳修实际 上参与其中的只有最后7年,并与另一 主创宋祁两地分修,未曾见面,这种工 作分配的结果就是其各所负责的部分 体例、风格大相径庭。
作为一部集体完 成的史书,后来欧阳修以曾公亮之名作 《进新唐书表》中曾将参编者具为列出,皆是当时一等才俊,如王畴文辞严丽;宋敏求富于藏书、为北宋一代掌故大 家;范镇为文清丽简远,为人‘虽在万 乘前,无所屈”;吕夏卿“学长于史,贯 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 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 书》最有功”;刘羲叟则“于经史百家,无不通晓,至于国朝典故、财赋刑名、兵械钟律,皆知其要。
其乐事、星历、数术,尤过人”,他们自己本身的许多 著作都是修撰《新唐书》时可利用的资 料。
然人事往来,从始至终全程参与的 只有宋祁、范镇、宋敏求三人。
宋祁,与其兄宋庠“倶以文学名擅 天下”,时人称大宋小宋。
24岁在诗坛崭露头角。
词作中《玉楼春》的两句最
为人传诵:“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
头春意闹”,宋祁也因此被称为红杏尚
书。
其最早入修新书,期间由于生性耿
直,官途几经起落,但未曾弃修书一
事,即便被贬亳州期间,“出入内外,尝
以稿自随”,完成列传150卷的撰修工
作。
欧阳修因参与庆历新政被贬为地
方官,至和元年(1054)被调回中央才
参与修撰。
入局虽晚,但在后期确实尽
到了监修的职责,不仅主持了纪、传、
表部分的撰写,还承担着全局的组织
和协调工作,特别注意发挥各撰修者
的特长。
嘉祐五年(丨060)六月,全书告
成,呈宋仁宗审阅。
仁宗看后,发现由
于欧宋分修,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
“欧阳修撰本纪,追求(〈春秋》之义,重
视褒贬;宋祁修列传,喜采杂说,偏重
文采。
”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
欧
阳修却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
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 ”最后仅校阅
过一遍,一无所易。
并以“宋公于传功
深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为由,坚
公/《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6月上,封面故
事《仁宗时代:积贫积弱的清平盛世》。
宋仁宗治
下的41年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承前启后期。
仁宗庆历年间,重修《唐书》呼声越来越高,有着
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
持分别题名,这样,《新唐书》便在纪志
表三部分题了“欧阳修奉敕撰”,列传
部分题了“宋祁撰”。
书成之后,宋仁宗下沼称欧阳修、
宋祁“创立纪统,裁成大体”,欧阳修升
为枢密副使,宋祁被升为左丞、工部尚
书。
范镇、王畴、宋敏求等“网罗遗逸,
厥协异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闳
富精核,度越诸子矣”,对:〈新唐书》作
了很高的评价。
然而,无论赵莹、欧阳
修还是宋祁,都因身受时代和所学影
响,将诸多个人色彩注入撰修史书的过
程之中,成为推动修新书、复旧书的暗
中动力。
为什么要修新书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重修(〈唐书》
一是为了取法唐朝,学习统治经
验。
北宋中期暴露出来各种“积贫积
弱”的社会问题,让有识之士觉得回头
从大唐“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
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中寻求解
决方案是一条捷径。
质上“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
不足以起其文”,文笔上“纪次无法,详
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另修
唐史乃是“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代之
传”天降大任。
这是台面上的说辞,实际上,早
在仁宗朝之前,宋太祖黄袍加身后,修
“前史”以正视听一事就偶有提及,碍
于人才短缺,迟迟搁置。
而以欧阳修为
首推动的此阶段古文运动取得了成功,
加速挑战着晚唐五代重视骈文的文
风,以“文道合一”、经世致用为己任的
北宋文人对于改写骈体文大行其道的
《旧唐书》,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首议者为宰相贾昌朝,庆历四年
(1044)向宋仁宗提议,次年幵局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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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间,如宋祁等人前赴后继,欧阳修 审阅定稿,宰相曾公亮领衔进奏,宣告 书成。
在欧阳修代曾公亮所作的(〈进新 唐书表》中,以总结汇报形式回顾了修 新书的前因后果,其中“其事则增于前, 其文则省于旧”一句,后世多划重点, 被认为是制《新唐书》的最高纲领,也 是其相较于<〈旧唐书》最大的区别。
那么“事增”“文省”到底体现在哪呢?
《旧唐书》最大的问题,是五代纷 乱导致遗闻往事无人记述,残编故籍 无人收藏,援据较少。
赵翼《廿二史札 记》评其“全用实录、国史”,体例上缺 乏深刻见解,沿袭旧史,墨守成规。
唐 德宗元和以前,材料扎实,还能使本纪 简明,列传明晰,唐穆宗长庆以后,国 史、实录缺失,就见本纪杂乱重复,列传事迹寥寥了,具书诗话、书序、婚状、
狱词等,以致“语多支蔓”。
而该说的又
不说,“《褚遂良传》不载其倾陷刘洎之
事,《李世传》不载其瞻徇立武后之事,
《辛云京传》不载其激变仆固怀恩之事,
《田神功传》不载其先为贼将之事。
”实
在不够专业。
先天不足,后天又忙中出错,“不
暇订正也”,遗留了许多低级错误。
有
如萧颖士同时出现在韦述附传、《文苑
传》,杨朝晟在列传七十二、九十四重
复出场。
《职官志》称唐为“皇朝”“皇
家”“国家”,《经籍志》称唐为“我朝”,
《徐有功传》以“今上”代玄宗,《曲环传》
以“上”代德宗,字里行间让人还以为
是穿越了呢。
新书对旧书的‘事增”大概有两种:
一则关于当时事势、古来政要和本人
贤否•,二来是琐言碎事,“但资博雅”。
据统计全书过于旧书增补内容有两千
多条,不仅没有一人两传,甚至一事分
见数处、一文别见数卷的现象也少见。
唐五代十国战乱时流散民间的文
献、手稿,到北宋时期冒发出来,并为
学者史家所重视,《新唐书》便从史料
收集幵始下功夫。
编修之一的吕夏卿
在《唐书直笔》记载,《新唐书》得“今
广内藏书之盛,传记可以质据”。
宋祁
更是甫一修撰,就叫“在馆学士,人供
《唐书》外故事两件”,有益于增补大量
史实,详细内容记载,尤其是晚唐的
人物史事和列传,在一定程度上做到
了 “事增于前”。
南宋《山堂考索》记:
“(《新唐书》)其述姚崇十事则得于幵
元之遗史;其赞房、杜则本于柳芳;
其赞任、王则本之吕温;传段秀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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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
唐代平阳公主的部队当时人称“娘子军”,又因其曾在此率兵驻守,故得名。
《旧唐书》并未给平阳公主单独列传,而是附于 《柴绍传》,《新唐书》则于列传中另立《公主传》,平阳公主才有单独传记
得子厚之文集;传张巡、许远,则得 知于李翰、韩愈;传甄逢、甄济,则得 之于元稹;李、郭相勉以忠义,则得 之杜牧。
”除此之外,《艺文志》增加了 许多中晚唐内容,数十百种超于旧书。
许多列传引用了当时出现的小说、文 集、碑志、政书等,可见其资料来源不 囿于一处,集诸家所语,博采众长,为 内容增色不少。
前文体例部分,对于新书在志和 传上的调整大概提及一二了,新书的‘事 增”都是极有必要的。
赵翼就曾反问, 旧书没有《兵志》,那有唐一代府兵制、
募兵制放在哪个本纪合适?没有《选 举志》,那就明经、进士沿革从哪考证? 列传内不设《公主》,那柴绍之妻辅佐 帝业、安乐公主弑逆、太平公主谋反就 不说了么?不设(〈奸臣》,那李林甫、崔 昭纬等人的奸邪又怎么以示未诫?旧 书将武则天位列本纪,《皇后传》便不 再归类•,新书则安排其在纪、传中两 存,将其改朔易号、用人行政的大事都 放在了本纪,个人私生活行迹则放在了 《武后传》。
受到使用国史、实录的限制,《旧 唐书》未免带上了讳述当朝的印记。
唐
高祖李渊起兵“本非素志”,其子李世 民与刘文静、裴寂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旧书》在高祖本纪中只言“太宗与晋 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新书》 则详细描述了其中李世民如何暗地结 交豪杰,联合刘文静,并与裴寂密谋以 晋阳宫人私侍高袓逼其起事,高祖假 意推脱,要惩治李世民,后又松口“吾 爱汝,岂忍告汝邪? ”顺水推舟。
其中 细节,颇值得玩味。
至起兵时,旧书只 以“群盗蜂起”四字概括,新书则历数 四五十人为其列传,看起来是烦冗了, 其实反而省去了阅读上的困惑和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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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丨叫史选淡攻略
不仅如此,《旧唐书》资料堆砌的 另一个后遗症,便是浮于表面。
宦官专 权作为唐代中后期的一大祸,自穆宗 以下,皆为宦官拥立,但旧书在本纪中 仍照抄旧史,记前君遗沼、嗣君即位,对宦官之祸并无探讨。
相比之下,新 书则十分注重对唐代兴衰的探索以为 今用。
《高袓本纪》卷末论唐兴盛之因,《昭宗本纪》卷末论亡国之主并非全都 愚庸暴虐,《藩镇魏博列传序》论君臣 幸安,姑息藩镇,酿成大祸,《宦官列传 序》论“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祸生所忽”。
对于北宋自真宗以来冗兵冗员,国势曰 颓的气象敲响了警钟。
肺腑良言,是史 家责任的内核,作为庆历新政支持者 的欧宋二人,责无旁贷。
因此,当更多人认为旧书在史料 更胜一筹之时,以此为例,新书看似精 简的体量,也是有着重大革新的,实为 “事增,’之功。
有所得亦有所失
上面我们说的是“事增”之力,历 史阅读,总是多多益善的。
相比于此,对于“文省”之功,历来却要一分为二 看待。
一方面,时间允许情况下,新书 在行文表达、结构安排上确实精致了 许多;另一方面,修撰者文笔气质的强 势介入,使得拍案叫绝有之、口诛笔伐 亦有之。
五代至宋初,文风、史风都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欧阳修、宋祁等编《新唐 书》时,正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蓬勃幵 展之时。
宋仁宗下沼反对浮夸靡曼之 文,斥“浮巧轻眉,丛错彩绣之文”,渐 成时代风气。
这种变化明显反映在了 新旧唐书之中。
清代赵翼在对新、旧《唐书》进行比较后认为:“欧、宋二公 不喜胼文,故凡遇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
其他如章疏之类,有关政体 治道者,或就四六改为散文,或节其要语存治,固未尝概为删汰。
”特别是宋
祁,喜欢删改旧文,换用生僻字眼,他
甚至在《宋景文笔记》中说修<〈唐书》,
没有找到一篇沼令可以修入史内的,概
因其沼令用的全是骈文。
于是,凡遇
骈文,大笔一挥,能改皆改。
如《旧唐
书•唐俭传》记唐俭劝高袓起兵,高祖
说:“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
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
”本来浅
显易懂,到了《新唐书》就变成了“丧乱
方剡,私当图存,公欲拯溺者,吾方为
公思之”。
改就改了,连意思都变了,可
谓是多此一举。
宋祁在整合《旧书》语
言方面,“力矫其弊,宁简毋冗,宁僻毋
俗”,颇为用力过猛。
赵翼在《陔余丛
考》中专门列出了多个新书“造词用字,
尤多新奇者”的例子。
如《李迥秀传》
中谓“曲意阿附”为“烧意谐媚”,《萧
廪传》谓“禁止夜行”为“厉止夜行”,
《李峤传備“无所委罪”为‘无所嫁非”,
《苏S传》谓“迅速伏诛”为‘朝鼎夕砧”,
《武侯传》用“耘夫荛子”等等。
把读史
门槛提得老高,一般学历估计都啃不
动,被评“佶屈聱牙”“生涩难懂”。
从
某种程度上来讲,一部优秀的历史著
作,必然应该是一部方便阅读的著作。
这边宋祁沉迷炫技,那边欧阳修
的“春秋笔法”也不遗余力。
欧阳修身
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极为推崇寓
褒贬于字句、追求简约的“春秋笔法”,
苏辙便评价,欧阳修所修两部史书:“本
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
”举
个例子,《旧唐书》武后看骆宾王檄文,
读到“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
感叹:“有此才不用,宰相罪也。
”《新
唐书》简而言之:“宰相安得失此人!”
在《则天皇后、中宗》本纪里,欧阳修
贬斥武后的基调也一直暗合在文笔之
中。
行文有共识,杀反叛之人,应当给
与“诛”或“伏诛”,对于武则天平李敬
业之乱的E载,站在武则天角度,李
敬业起兵应为“反”,但欧阳修记为“讨
乱”,徐敬业之死也为“杀”,并非“诛'
武则天臣下张昌宗、张易之等人被除,
是为“伏诛”。
通过遣词造句,欧阳修将
对武后的斥责不言而喻。
在阐述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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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唐俭墓志(局部),唐显庆元年(656),陕西省礼泉县北屯乡西页沟村唐俭墓出土,现藏昭陵博物馆。
作为唐朝建立的直接参与者之一,《新唐书M旧唐书》均为唐俭立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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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COVER STORY
公/《新唐书》,全二十册,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点校本二十四史。
新书共修17年,宋祁、欧阳修先 后任主修,书成后评价“事增于前,文省于后”,相比旧书有诸多进步,但此后历代也多有纠谬、考据,
至清乾隆年间《旧唐书〉M 介值获重提,二书并列“二十四史”
得以进入李唐王朝的过程,太宗“闻其 有色”,高宗“见而悦之”,字里行间,君 主惑于美色的形象也被塑造起来。
不仅如此,在对隋末窦建德等农 民军的描述中,更是动辄以“猬毛而 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词加以 贬抑。
赵翼曾指出,“欧公本纪书法,凡 反逆者,虽遣其将拒战,亦必书逆首 姓名,不书贼将也”。
以至于如《旧唐 书•玄宗本纪》记载“南阳太守鲁炅与 贼将武令珣战于漶水上,官军大败,为 贼所虏,进寇我南阳”,《新唐书》则称 “鲁炅与安禄山战于溃水,败绩”,安禄 山反而变成了叛军的指挥官。
实为“春 秋”之误。
据统计,《新唐书》共用韩愈文16 篇、柳宗元文10篇。
本来《新唐书》运 用“舂秋笔法”无可厚非,但其为人诟
病的莫过于在新书中过于贯彻追求形 式,“削笔”过度,导致史实不明。
比如对于唐绍、封常清、高仙芝等 人结局,《新唐书》不论其功罪,仅以‘伏 诛”二字论之。
观旧书,可知封常清临 刑时曾有遗表,且全文记录,结尾曰: “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 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 肝胆见察。
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 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 覆,臣之所愿毕矣。
仰天饮鸩,向曰封 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
若 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
回风阵上, 弓丨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铤。
生死酬 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 恋之至。
”表明心迹,尽显悲壮,《新唐 书》只节选一二,全无震撼。
新书“削笔”最被诟病的,还有出
于排佛考虑删去了《旧唐书》中的六名 僧人:一行、玄奘、神秀、慧能、普寂、 义福。
吕思勉曾言及:“玄奘入方技, 故不甚安。
《新书》竟删其传,亦失之阙 略也。
”旧书把玄奘放在:〈方技传》已经 不大合适了,新书竟然直接删了!表达 了对这一行为的震惊。
赵翼更是早早 就指出:“至僧玄奘,为有唐一代佛教 之大宗,此岂得无传?……余尝谓《新 唐书》一部独缺两僧,一高行之玄奘, 一邪倖之怀义:素〉,究属史家缺事也。
”
《旧唐书》所载诏令文章过繁,《新 唐书》删削本来是情理之中,但连狄仁 杰《谏造大像疏》、陆费(〈代德宗罪己 沼》等影响力极大的内容都一刀切,未 免有些草率。
《新唐书》这种“该留不 留”的行为,赵翼在《郊余丛考》中有 一段颇为准确的总结:“今即以本纪观 之,《旧书汙太宗为秦王时,降薛仁杲, 破宋金刚,走刘武周,擒窦建德,降王
世充,败刘黑闼,皆详叙其武功,正见 太宗年少英武,算无遗策。
《新书》乃 各以数语括之,虽本纪体贵简严,然登 极后命将出师,皆有主帅任其功罪,自
可于各列传见之,未登极以前身为总 帅,不详叙于纪内,将叙于何处耶?前 史于汉高成皋、广武之战,光武昆阳、 邯郸之战,未尝不详叙也。
”简单来说 就是,作为新书,太宗登基之后的功 绩归于将帅附在列传也就罢了,还是 秦王时候的叱咤风云你不给记在本纪 里,准备写哪呢?人家汉高袓成皋、广 武之战,光武帝昆阳、邯郸之战,可都 是一五一-H 给留着呢。
这还不算,《旧 唐书•太宗本纪》对于唐统一过程中的 关键之战——
洛阳之战的描写,从围
困、移营、分兵,路线、人物、事件皆有 详叙,到了《新唐书•太宗本纪》,仅见: “七月,讨王世充,败之于北邙。
”没了。
怪不得马永卿编《元城语录》打比方, 说《汉书》记卓文君私奔有500多字, 要1M 新唐书》写,就只有“少尝窃卓氏
82 |国家人文历
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