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祀河神：明清黄河下游开封民间信仰的变迁

盛祀河神：明清黄河下游开封民间信仰的变迁
作者：吴小伦
来源：《寻根》2021年第04期
祀神是要事，在明清两代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明仁宗曾在《郊祀覃恩诏》中说：祀典神，皆为保庇生民，有司奉祭，务在诚敬，不许亵慢。

明人韩邦奇《重修城隍庙记》一文中，则直言“事神”是与“治民”相埒的重要地方政务，“夫有司之职，治民、事神二者而已”。

明清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决溢改道频发，开封罹灾尤重，除城体多次圮坏等直接性损伤外，泥沙沉淀所带来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及再次受灾的不确定性所诱发的心理恐慌则是更为深远和持久的消极影响。

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钱学伦的《语新》曾言，每年七八月间，“（开封城）土人惧水来淹，昼夜彷徨，苦于土著，莫可如何，游斯土者，及期亦恒以为恐”。

在此境况下，居民为祈求黄河安澜，寻觅生活平顺，在坚守部分传统主流信仰的基础上，先后把弥漫性的多神信仰转向黄河诸神的群体性与持续性信仰，客观上引发了城内祀神风俗的变动。

目前，学界已对明清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的民间信仰取得了有建树性的研究成果，但集中于某一具体城市或乡村的精深性讨论的成果尚未睹见，笔者试以开封为例进行述论。

城内旧有神灵及其变动
依据李濂《汴京遗迹志》，康熙《开封府志》及顺治、乾隆、光绪《祥符县志》记载，开封城内早期的民间信仰主要有三类：一是具有全国性的承袭历代传统的自然景观之祀，如社稷、风、云、雷、雨、山、川、东岳、土地等。

二是佛教信仰与道教信仰，如相国寺、隆兴寺、万寿寺、慧林禅院、延庆观、大道宫、遇仙观等十余座寺庙道观。

三是传说人物与历代贤达之祀，如名贤祠、名抚祠、樊将军庙等。

显然，皇朝制度的长期延续，主流观念的前后因袭，使不少传统信仰表现出高稳定性与强延续性，甚至部分信仰沉淀于今人的言行之中。

然而，黄河自宋金开始南移入淮，频繁决溢改道，狂澜万丈，覆城没乡。

以地下“城摞城”闻名的开封城便是受灾最重的城市之一。

情形大略如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黄河决溢入城，淹没官廨民居甚众;洪武三十年（1397年），黄河溢水，三面冲击城垣，两年后黄河决水入城，覆没官廨民舍，城内积水久之不涸;永乐二年（1404年），黄河决水冲毁城垣;永乐八年（1410年），黄河决水坏城垣200余丈;景泰二年（1451年），黄河决水冲击城垣;天顺五年（1461年），黄河大决，全城被淹;成化十四年（1478年），黄河决水冲至城垣，圮坏护城堤50余丈;成化十八年（1482年），黄河决水围城;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决水至城;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河决溢，阖城再度沦没，居民由37万骤降至3万;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黄河决水围城，填筑五门，幸得保全;嘉庆八年（1803年），黄河决水再冲城垣;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决水围城八月，城体多次历险。

表面上看，明清544年的漫长历史中，开封城平均39年受黄河决水威胁一次，但是，黄河每发生较大的漫流决溢，往往势如破竹，沉泥滞沙，万物俱寂，且灾情愈重，恢复期愈长，负面影响愈深远。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河决淹城后，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开封人王沄回城，“见道上有二鸱吻出地，问之则文庙也。

南至相国寺大殿，檐溜当胸，迦释巨像裁露肩时。

北至虚左台，相传古夷门也，铁塔岿然傍空而立，黄沙、白草、残照、颓城，徘徊久之，凄然魂断”（王沄：《漫游纪略》，光绪年间上海申报馆仿袖珍版印《申报丛刊》本）。

直至康熙间始修葺完成，回归正常的城市秩序，但河决城覆带来的心理阴影延至乾隆时仍然存在，“周藩竟尔肖梁亡，倒决河流相浸灌。

修竹寒烟古水滨，居民指点尚惊神”。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河决围城后，大量泥沙沉淀城外，高出城内7尺有余，以致“岁岁之雨，皆留不出”。

到同治间，“塘泺皆满，水出地上”。

为解决严重的积潦，李鹤年疏河渠，挖暗沟，筑水闸，放水之日，“疾如飞瀑”，历70余日始止。

城内积潦几近30年！也正是缘于多次入城的黄河决水及其次生灾害，曾经“佛宇神祠不可胜纪”的开封城，“悉荡为平沙，欲求当年神所凭依之地，杳不可得，数十年前之遗址大半蔓草寒烟”（光绪《祥符县志》，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根据《汴京遗迹志·寺观》、康熙《开封府志·祠庙寺观》、顺治《祥符县志·坛庙》、光绪《祥符县志·祠祀志》记载，水毁之祠庙有：名贤祠、李公祠、宗公祠、许忠节公祠、崇孝祠、曾公祠、章公祠、钟公祠、衷公祠、周公祠、刘太守祠、何公祠、李公祠、萧公祠、王公祠、衣公祠、会公祠、历代烈女祠、六烈女祠、褒忠祠、庇民祠、锡印祠、十贤祠、英国公三王祠、徐国公祠、宋国公冯胜祠、敕赐崇孝祠、旗纛庙、武庙、梓潼庙、三官庙、皮场公庙、樊将军庙、马鸣王庙、县土地祠、锡胤祠、八蜡祠、历代忠臣祠、武成王（即姜太公）庙、兴国寺、隆兴寺、万寿寺、宝相寺、景德寺、母寺、三清观、逍遥观、玉阳观、遇仙观、祥源观等50处。

信仰为思想观念，祭祀平台的存废关系甚大。

明人张卤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指出此为时人“固知”之共识：“夫庙圮必葺，吾人固知，思所以重栖神之地矣。

”（张卤：《浒东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明人李梦阳另以大禹为例加以证实，“昔日大禹治水，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庐，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谓万世永赖者也”。

但是，“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庐者弗知，宁者弗知，陆者弗知”。

之所以如此，乃“非忘之也，不知之也”。

及灾难复发，灾民“号呼而祈恤”，“庙者兴矣”。

于是，“昏垫之民，匍匐诣庙，稽首号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桩户草门，输筑困苦，则又各诣庙，稽首号曰：‘王在，吾奚役？’……故曰，予观禹庙而知王霸之功也”（李梦阳：《空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

可见，完备的“栖神之地”不仅便于信众们焚香跪拜，禋祈灵庥，获取所祈之需求，更是崇奉和传播该信仰不可或缺的阵地所在。

开封城内一赐乐业教的变迁可为张、李二人的说法做出证明。

该教乃宋代以后定居在开封城内的犹太人信仰的宗教，其寺始建于金大定三年（1163年）。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
犹太人在城内土市子街重建。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统十年（1445年）、天顺五年（1461年）、弘治二年（1489年）、正德七年（1512年）均有过修缮之举。

崇祯十五年（1642年），寺被黄河水淹没。

清康熙二年（1663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犹太人重加修建，继续保持原有的信仰及其内蕴的风俗礼仪。

咸丰元年（1851年），河水泛濫，寺被彻底毁坏，亦再无修复，自此以后，“无师讲诵，亦无礼拜，亦无所谓割礼”。

固有信仰习俗因寺之毁废而消亡。

需要说明的是，一种信仰既表现为群体性信奉，也可能仅存在于少数或个别人身上，我们不能因为建筑平台的废弃而武断地否定该神灵信仰在一地的有无。

只不过，随着信仰载体的毁废，集聚性的祭祀行为不得不随之终止，久之信众群体势必与日势微，终至湮灭于公众的视野中，那些历史贤达尤其诸如开封知府周爻、推官何之淳、知县李天麟等有功于地方却名微于青史者的许多事迹即渐趋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从而带来文化与史实的双重损失。

当然，我国传统民间信仰具有人神互惠的特点，“神的灵应使得乡人获利，人们则通过修建庙宇、雕塑神像来报答神灵”。

城中百姓既然需要神灵的庇佑，一些符合主流诉求的神坛往往在水灾过后能够得到及时修葺或重建。

根据《汴京遗迹志·寺观》、康熙《开封府志·祠庙寺观》、顺治《祥符县志·坛庙寺观》、顺治《祥符县志·艺苑》、光绪《祥符县志·祠祀志》记载，水毁复修之祠庙寺观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郡厉坛、府城隍庙、三皇庙、玉皇庙、玄帝庙、关圣帝君庙、祥符城隍庙、东岳庙、三圣庙、铁犀镇河庙、三贤祠、包孝肃公祠、文昌宫、名抚祠、火神庙、八蜡庙、马神庙、济渎庙、信陵君祠、游梁祠、大相国寺、东岳帝君庙、金龙四大王庙、慧林禅院、佑国寺、清真寺、大道宫、延庆观、天王寺、国相寺、孝严寺等33处。

寓目明清的时代坐标，社稷、风、云、雷、雨、山、川、城隍、玉皇、东岳、玄帝等庙宇事关国家、社会认同，不可废;寺院、道观深入各阶层之生活，最与民众的精神世界相通，也是国家驭民殊为有效的思想阵地，不可或缺，遂有大相国寺、慧林禅院、佑国寺、天王寺、国相寺、大道宫、延庆观之复修;名贤、名抚祠大多记述造福开封的历代官员，是后人追慕前贤、砥砺奋发的精神寄托，文昌宫更是莘莘学子和文人士夫为博取功名而真诚拜谒之地，关系广大文人的命运与国家人才的选拔，不可不建，遂有关圣帝君庙、三圣庙、三贤祠、包孝肃公祠、文昌宫、名抚祠、信陵君祠之复建。

而济渎庙、金龙四大王庙是明代之前已为民众所信奉的祈祷济水、黄河等河川安澜无灾的神灵之所在，在明清黄河水灾深重的时代，其复修盛祀，理固当然，且更多的河神信仰建筑陆续兴筑，成为城内居民神灵祭祀的新方向和主阵地。

河神信仰的勃兴
深重的黄河水患掀起了百姓对已逝治河能臣的无尽缅怀与寄托，加重了对那些活在当下的治河功臣的膜拜和期盼。

心怀遥寄黄河安澜、祈福治河官吏、追忆逝者河功的三重之念，神化治河者、诚心祈拜成为百姓们的共同选择。

据光绪《祥符县志·祠祀志》记载，开封城内黄河诸神多已泛祀于黄河下游地区，其名声最著者：一是黄大王，名守才，河南偃师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二月十四日生，
自小即显示灵异，涉洪流若平地，“每自言某时某处水发几尺，某处堤塌几丈，辄中实情”。

顺治二年（1645年）河决荆隆口，朝廷遣官治之，功久不就，“王至，识党将军于稠人中，口旋塞”，康熙二年（1663年）卒后，“凡遇大汛，祷无不应”。

二是朱大王，名之锡，浙江义乌人，顺治十四年（1657年）任河道总督，成绩显著，“世尤称之”，康熙四年（1665年）卒后即“显灵”于河工。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仪封十堡河工最为神奇，二年弗就，乾隆帝为此亲至河干，时“大风陡作”，“有见老人相度滩上，偏植木标。

问故，曰河宜经此，官定引河非道也。

问其姓，曰姓朱，忽失所在，而标记宛然”，及引河开，“果刷岸他徙，遂复故道”。

三是栗大王，名毓美，山西浑源州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东河总督，精于治河，创筑砖坝，取得奇效，道光二十年（1840年）死于位上，“屡着灵应，数十年间，每遇洪流巨险，辄示灵迹，呵护东、豫居民百千万家”，成为黄河下游新的河神，“王之声灵如在其上，自兹以往，两河士民咸被无疆之福”。

四是金龙四大王，即宋会稽人谢绪，清人毛际可在《重修汴梁黄河神庙碑》中赞其护佑之功：“伏秋之际，支流涌集，坏庐舍，灌井亩，甚至为运道梗，关于粮储者甚大，而其神为最灵。

”开封人常茂徕亦称：“大梁当黄河之冲，赖列圣怀柔所及，百神效灵，河流顺轨，民获案堵，无沉溺灾，此诚诸河神之力，而金龙四大王其功为尤著也。

”（光绪《祥符县志》，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其他河神多受祀于开封城东南三里的禹庙中。

大禹为夏代立国者夏启之父，因治水惠民而享祀了数千年。

明人何乔新《祷禹庙文》曾言：“惟王疏凿龙门，拯兹垫溺，俾我烝民，克享粒食，河流溶溶，嘉谷芃芃，万世攸赖，繄王之功。

”清人阎兴邦也在《重修禹王台碑》中称：“是大禹之明德，所以呵护于是者，宁不历千万祀如一日哉。

”不过，吹台旧名二姑台，宋人建庙以祀二仙姑，与河神尚无关联。

明弘治间，改為碧霞元君祠，复因黄河水灾深重，“改祀神禹，称禹庙焉”。

明代于禹王庙大殿之西建水德祠，祭祀历代治水功臣，其时祭祀29人：魏人史起，秦人郑国，汉人汲黯、郑当时、徐伯表、王延世、贾让、王景、王吴，宋人曹翰、陈尧佐、张巩、张焘、司马光、张茂则、张商英，元人尚文、那怀、刘赓、也仙不花、阿鲁脱怜、贾鲁、郭守敬、脱脱，明人安然、于谦、年富、王暹、王亮。

清代改建，新增8人：明人宋礼、袁应泰和清人朱之锡、靳辅、陈鹏年、嵇曾筠、雅尔图、胡宝瑔。

后又将林则徐列入，定格为38人。

水德祠及各神牌位仍存在于今禹王台公园内。

明清时期的河神信仰表现出罕有的盛况。

明人唐之淳诗云：“金龙祠前春草绿，金龙祠中人簇簇。

上洪人祝上无滩，下洪人祝下平安。

”清初汪琬《河神庙》亦云：“前代遗灵在，森然曳冕旒。

拜瞻纷估客，歌舞杂巫优。

赛雨来春社，分风送晓舟。

文螭如可驾，仿佛护安流。

”尤为灵异的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五月，余继登由开封渡黄河，舟既发，“闻波涛撼舟，舟与水敌，湱然有声，声渐猛，如铁骑千群衔枚而疾趋也，如万章之松怒飙吼而为涛也，又如雷霆震发而岩崖摧裂也”。

舟胶柁折，遇到险情。

余继登在惊惧之余，整理衣冠，虔诚祈祷，冀获神助。

结果竟出乎意料，“舟果望陈桥行，如有挽之者，前之水声不复闻矣”，且“操舟无人，舟秪自运”。

询之舟中老人乃知：“适祷于大王（此处是金龙四大王），大王有灵，舟今果不操而发。

”余继登慨然曰：“予地旧有此祠，然不知其灵应若是。

”（余继登：《淡然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今天科学的眼光视之，这一灵异事件自然不可能来自子虚乌有
的河神的“显灵”，不知是否因为风向、水流恰巧在余氏祈祷前后发生了变动，然荒谬记载的背后，至少透射出一些历史讯息，即开封百姓对黄河水患的无能为力、惶恐不安以及望得神助的普遍心理。

黄河水决之时，滔天浊浪倾泻而下，百姓们奔赴庙宇，虔诚祭拜河神，并希冀借助神灵的助佑来消弭灾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传统时代特殊生存环境下合理的应灾行为取向，不必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去苛责。

当然，我国传统民间信仰具有人神互惠的特点，“神的灵应使得乡人获利，人们则通过修建庙宇、雕塑神像来报答神灵”。

城中百姓既然需要神灵的庇佑，一些符合主流诉求的神坛往往在水灾过后能够得到及时修葺或重建。

根据《汴京遗迹志·寺观》、康熙《开封府志·祠庙寺观》、顺治《祥符县志·坛庙寺观》、顺治《祥符县志·艺苑》、光绪《祥符县志·祠祀志》记载，水毁复修之祠庙寺观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郡厉坛、府城隍庙、三皇庙、玉皇庙、玄帝庙、关圣帝君庙、祥符城隍庙、东岳庙、三圣庙、铁犀镇河庙、三贤祠、包孝肃公祠、文昌宫、名抚祠、火神庙、八蜡庙、马神庙、济渎庙、信陵君祠、游梁祠、大相国寺、东岳帝君庙、金龙四大王庙、慧林禅院、佑国寺、清真寺、大道宫、延庆观、天王寺、国相寺、孝严寺等33处。

寓目明清的时代坐标，社稷、风、云、雷、雨、山、川、城隍、玉皇、东岳、玄帝等庙宇事关国家、社会认同，不可废;寺院、道观深入各阶层之生活，最与民众的精神世界相通，也是国家驭民殊为有效的思想阵地，不可或缺，遂有大相国寺、慧林禅院、佑国寺、天王寺、国相寺、大道宫、延庆观之复修;名贤、名抚祠大多记述造福开封的历代官员，是后人追慕前贤、砥砺奋发的精神寄托，文昌宫更是莘莘学子和文人士夫为博取功名而真诚拜谒之地，关系广大文人的命运与国家人才的选拔，不可不建，遂有关圣帝君庙、三圣庙、三贤祠、包孝肃公祠、文昌宫、名抚祠、信陵君祠之复建。

而济渎庙、金龙四大王庙是明代之前已为民众所信奉的祈祷济水、黄河等河川安澜无灾的神灵之所在，在明清黄河水灾深重的时代，其复修盛祀，理固当然，且更多的河神信仰建筑陆续兴筑，成为城内居民神灵祭祀的新方向和主阵地。

河神信仰的勃兴
深重的黄河水患掀起了百姓对已逝治河能臣的无尽缅怀与寄托，加重了对那些活在当下的治河功臣的膜拜和期盼。

心怀遥寄黄河安澜、祈福治河官吏、追忆逝者河功的三重之念，神化治河者、诚心祈拜成为百姓们的共同选择。

据光绪《祥符县志·祠祀志》记载，开封城内黄河诸神多已泛祀于黄河下游地区，其名声最著者：一是黄大王，名守才，河南偃师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二月十四日生，自小即显示灵异，涉洪流若平地，“每自言某时某处水发几尺，某处堤塌几丈，辄中实情”。

顺治二年（1645年）河决荆隆口，朝廷遣官治之，功久不就，“王至，识党将军于稠人中，口旋塞”，康熙二年（1663年）卒后，“凡遇大汛，祷无不应”。

二是朱大王，名之锡，浙江义乌
人，顺治十四年（1657年）任河道总督，成绩显著，“世尤称之”，康熙四年（1665年）卒后即“显灵”于河工。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仪封十堡河工最为神奇，二年弗就，乾隆帝为此亲至河干，时“大风陡作”，“有见老人相度滩上，偏植木标。

问故，曰河宜经此，官定引河非道也。

问其姓，曰姓朱，忽失所在，而标记宛然”，及引河开，“果刷岸他徙，遂复故道”。

三是栗大王，名毓美，山西浑源州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东河总督，精于治河，创筑砖坝，取得奇效，道光二十年（1840年）死于位上，“屡着灵应，数十年间，每遇洪流巨险，辄示灵迹，呵护东、豫居民百千万家”，成为黄河下游新的河神，“王之声灵如在其上，自兹以往，两河士民咸被无疆之福”。

四是金龙四大王，即宋会稽人谢绪，清人毛际可在《重修汴梁黄河神庙碑》中赞其护佑之功：“伏秋之际，支流涌集，坏庐舍，灌井亩，甚至为运道梗，关于粮储者甚大，而其神为最灵。

”开封人常茂徕亦称：“大梁当黄河之冲，赖列圣怀柔所及，百神效灵，河流顺轨，民获案堵，无沉溺灾，此诚诸河神之力，而金龙四大王其功为尤著也。

”（光绪《祥符县志》，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其他河神多受祀于开封城东南三里的禹庙中。

大禹为夏代立国者夏启之父，因治水惠民而享祀了数千年。

明人何乔新《祷禹庙文》曾言：“惟王疏凿龙门，拯兹垫溺，俾我烝民，克享粒食，河流溶溶，嘉谷芃芃，万世攸赖，繄王之功。

”清人阎兴邦也在《重修禹王台碑》中称：“是大禹之明德，所以呵护于是者，宁不历千万祀如一日哉。

”不过，吹台旧名二姑台，宋人建庙以祀二仙姑，与河神尚无关联。

明弘治间，改为碧霞元君祠，复因黄河水灾深重，“改祀神禹，称禹庙焉”。

明代于禹王庙大殿之西建水德祠，祭祀历代治水功臣，其时祭祀29人：魏人史起，秦人郑国，汉人汲黯、郑当时、徐伯表、王延世、贾让、王景、王吴，宋人曹翰、陈尧佐、张巩、张焘、司马光、张茂则、张商英，元人尚文、那怀、刘赓、也仙不花、阿鲁脱怜、贾鲁、郭守敬、脱脱，明人安然、于谦、年富、王暹、王亮。

清代改建，新增8人：明人宋礼、袁应泰和清人朱之锡、靳辅、陈鹏年、嵇曾筠、雅尔图、胡宝瑔。

后又将林则徐列入，定格为38人。

水德祠及各神牌位仍存在于今禹王台公园内。

明清时期的河神信仰表现出罕有的盛况。

明人唐之淳诗云：“金龙祠前春草绿，金龙祠中人簇簇。

上洪人祝上无滩，下洪人祝下平安。

”清初汪琬《河神庙》亦云：“前代遗灵在，森然曳冕旒。

拜瞻纷估客，歌舞杂巫优。

赛雨来春社，分风送晓舟。

文螭如可驾，仿佛护安流。

”尤为灵异的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五月，余继登由开封渡黄河，舟既发，“闻波涛撼舟，舟与水敌，湱然有声，声渐猛，如铁骑千群衔枚而疾趋也，如万章之松怒飙吼而为涛也，又如雷霆震发而岩崖摧裂也”。

舟胶柁折，遇到险情。

余继登在惊惧之余，整理衣冠，虔诚祈祷，冀获神助。

结果竟出乎意料，“舟果望陈桥行，如有挽之者，前之水声不复闻矣”，且“操舟无人，舟秪自运”。

询之舟中老人乃知：“适祷于大王（此处是金龙四大王），大王有灵，舟今果不操而发。

”余继登慨然曰：“予地旧有此祠，然不知其灵应若是。

”（余继登：《淡然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今天科学的眼光視之，这一灵异事件自然不可能来自子虚乌有的河神的“显灵”，不知是否因为风向、水流恰巧在余氏祈祷前后发生了变动，然荒谬记载的背后，至少透射出一些历史讯息，即开封百姓对黄河水患的无能为力、惶恐不安以及望得神助的普遍心理。

黄河水决之时，滔天浊浪倾泻而下，百姓们奔赴庙宇，虔诚祭拜河神，并希冀借助神灵的助佑来消弭灾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传统时代特殊生存环境下合理的应灾行为取向，不必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去苛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