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的未来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的未来
我们的会议经过两天的讨论，大家都发表了很多。

今天的圆桌会议，主题聚焦到我们会议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究竟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

下面，我们先请秦晖先生发言。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谢谢大家，本来应该是杜先生先发言。

但杜先生要我先讲，不好意思。

新文化运动已经100周年了，的确，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反思和深化认识。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已经经历了几十年。

这几十年，主要有两种思潮，而且是截然相反的思潮，对我们影响很大。

一种就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其前提就是认为启蒙半途而废，不够彻底，认为启蒙应该进一步深入。

另一种思潮恰恰相反，认为启蒙太激进，它基本上属于保守主义的话语体系。

这与1990年代所谓“告别革命”的说法有关。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救亡压倒启蒙”和“告别革命”这两句话的是同一位先生，但这两句话一句认为激进还不够，另一句认为过于激进。

这其实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是一个法国人，一方面说法国的问题是卢梭的学说被压倒，另一方面说法国的灾难是大革命造成的，那就很难理解。

如果说卢梭的学说真的被压倒，还有大革命吗？如果大革命那么糟糕，那导致革命的这种学说被压倒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悖论。

在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我觉得救亡对启蒙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依我看，新文化运动的转向，或者是中国启蒙的转向，其实是在巴黎和会以前早就发生了，在辛亥革命前后就已经发生了。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只把新文化运动叫做“启蒙”，这其实在世界史上是比较奇怪的。

因为世界史上一般启蒙都是在革命之前，无
论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关系，还是英国的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光荣革命，以及不太光荣的克伦威尔革命，那都是革命在启蒙以后的吧？那为什么中国在启蒙以前就有革命呢？实际上，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有一场启蒙，而且这场启蒙已经把民主、共和，在所谓“天下为公”和反对“家天下”的名义下，搞得几乎人人皆知了。

我觉得“‘五四’提倡民主和科学”的说法并不确切。

科学姑且不论，民主共和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大家都知道了，只不过那个时候的民主共和经常与儒家反对“秦制”合在一起，讲得简单一点就是用“天下为公”反对“天下为家”。

实际上就是反对中国秦始皇以来的专制制度，或者叫“儒表法里”的制度。

那个时候的启蒙是冲着“法里”，并不是冲着“儒表”的。

但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启蒙就越来越变成了冲击“儒表”的运动。

这场运动其实跟救亡的关系并不大，但是和日本近代影响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以后中国出现了留日大潮，新文化运动主将除了胡适等个别的人之外，大部分都是留日学生。

而且五四运动中代表性的理论提出者除了胡适以外，基本上都是留日学生。

而留日学生在中国提倡的主要是自由主义，不是民主共和（当然不是不讲民主共和，而是辛亥革命前已经讲得不少，并非五四运动才讲），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日本式自由主义。

五四新文化的主题其实就是个性解放，不是民主与科学，当然也不是爱国之类，我这里指的是“大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而且带有很浓郁的明治风格。

明治时代的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比如说福泽谕吉这一代人提出的自由和个性，主要是针对小共同体而言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从父母那里，从藩主那里，从所谓的“封建”制下把个人解放出来。

解放出来干什么？解放出来要求他们为国尽忠，为天皇效力。

可见，明治时代的个人自由，不是真正成为自由的个人，而是把他们从父母那里解放出来，变成君主的人，变成天皇的人，变成所谓的忠臣。

这样的自由诉求，在辛亥革命以前并不是主流（辛亥革命以前主要的潮流是民主共和包括立宪，且主要是指英国式立宪），但已经有
很强的呼声，这个呼声最经典的就是在1908～1910年间，法律界所谓的礼法之争，比如说杨度的观点。

留日回来的杨度，对礼教抨击得非常厉害。

很多人认为他是从法制的角度来抨击，现在来看不是。

杨度从年轻时代就表明他对儒学不感兴趣，“只知霸道不知儒”，他就是对强权政治感兴趣，反对家族主义，主张国家主义。

这其实跟现代的法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和明治时代的日本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强调人不应该服从家族，但应该服从天皇或者服从国家。

这种诉求到了新文化运动中，构成了对礼教的强烈冲击。

这的确是新文化运动和辛亥革命以前的那次启蒙很不同的一点，我们后来老是把启蒙跟反儒挂在一起，认为新文化运动才是启蒙，在辛亥革命以前是没有启蒙的。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