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维护共和而进行的多次斗争都失败了

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并竖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

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却落到封建军阀的手中。

军阀们或者打着共和的旗帜，实际却干着专制的勾当；或者干脆复辟帝制。

孙中山目睹专制政治对人民的压迫比清代更加残暴，于是为维护共和，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孙中山为维护共和而进行的多次斗争都失败了，主观原因主要是领导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有限，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它的革命力量太弱，在政治上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具有难以克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革命力量太强大，孙中山民主革命力量难以与之进行对抗。

具体表现在：第一，帝国主义列强多年来已经把中国变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形成为中外联合扼杀革命的强大反动力量。

第二，国内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反动势力太强。

总之，一方面民主革命力量太弱，另一方面中外反动敌人的力量太强，所以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所进行的多次革命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从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的失败中可以总结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经验教训：
要战胜它们并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统一的能起到领导核心作用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明确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必须要依靠和发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训练有素的革命武装，必须要建立一个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胜利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要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应当有新的革命领导阶级，即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

已经行不通了。

中国人民要求得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必须另外寻求新的革命方案和新的政治理论，
学术界对于《天朝田亩制度》曾一度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是给资本主义萌芽开辟道路，具有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主要不是来自思想史，而是来自农民的小生产地位。

小农的经济基础是产生平均主义的土壤，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小生产者遭受地主阶级和国家政府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非常低下，他们憎恨这种贫富悬殊的现象，具有强烈的改良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愿望，但他们只能按照小生产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所以平均主义是农民反抗地主的重要思想武器。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当农民用平均主义作为反对封建剥削的旗帜和武器时，它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太平天国时期的平均主义是农民起义平均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追求，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分配土地的标准则是“田分九等”，根据产量，上上田一千二百斤，下下田四百斤，然后按等级平均分给天下臣民百姓，原则是人各一份（16岁以下减半），“好坏搭配”。

成除足够其25家每人所食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人人无私财，物物归上主”，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等各物及银钱也是一样。

既是行政单位，又是经济单位，设立一所国库，一个礼拜堂，设两司马负责管理本农村公社的行政、生产、分配、宗教、教育、治安、诉讼等。

司马。

每家设一人为伍卒，平时立足农业生产，战时从事军事活动，“军”实际成为兵农合一的行政单位。

25家子弟每天到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遗诏圣书、真命诏旨等。

礼拜日，两中男女到礼拜堂听讲圣书，由师帅、旅帅、卒长更番到所统属的两司马礼拜堂讲解圣书以教化平民。

天朝田亩制度所设计的农村社会，是一个绝对平均的完全自给自足的小农宗教社会，它没有社会分工，没有商业交换，没有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地位，这就不能有分工的发展，也不能有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活动，每个“两”只是一个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理想国，如果真要建立这样的农村公社，其结果只能造成社会生产的落后和社会产品的极端贫乏，绝不会是“人人饱暖”，只能是普遍的贫困。

天朝田亩制度所希望实现的公有制，是建筑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它所要建设的社会，很显然势必会倒退到原始公社式的社会里去。

贯串在天朝田亩制度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超越了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把本身限制在平分封建的土地财产的范围内，而是提出要平分一切财富。

这样它就会触动到一部分中农的财产，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力刚从封建土地所有制中解放出来，又受到了新的阻碍。

同时，它将整个社会经固定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的范围内，使农民仅得维持一般的生活，而对扩大生产有所限制。

《天朝田亩制度》是从农民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出发制定的。

这使《制度》和太平天国的实践表现为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要在其政治纲领中提出实现平均主义，宣扬有福同享，天下太平，但同时又在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确定了以天王为代表的等级制和君主制、世袭制，纲领制度和太平天国实践的矛盾性决定它根本无法实行。

“总路线”、“大跃进”并称“三面红旗”，而人民公社化又是“总路线”的产物，是“大跃进”运动在农村的实施。

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普遍地建立人民公社，脱离了我国现实生产力的水平，也超越了群众觉悟和要求。

它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出现的一次重大失误，尽管人民公社已成为历史，但其教训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但是，在１９５８年，由于过分夸大了变革生产关系的作用，在高级社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就急忙向人民公社过渡。

如果说“大跃进”运动是在经济上急于求成，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在改变生产关系上急于求纯。

企图尽快地实现人民公社，并以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向共产主义过渡。

由于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结果破坏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出现连续三年的大倒退。

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逼得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将基本所有制从公社退到大队，又从大队退到小队。

实践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原理是不能违反的。

２，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自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建立以来，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并以所有制的规模和公有化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的错误观念，长期地束缚和纠缠着我们，严重地影响着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

然而，历史的事实证明“穷过渡”是不可取的。

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８年２０年间，我国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６０元左右，人民生活改善甚微，农村长期处于一种落后状态，感受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正如邓小平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穷困。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５２页）要人民相信社会主义，必须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实惠，而不是什么口头上的说教。

只有人民共同富裕了，生活极大地改善了，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让人民坚信社会主义。

３，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平均主义是小生产者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并要求平均享有社会一切财富的一种思想，它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是根本对立的。

１９５８年的人民公社
化运动中，平均主义大泛滥，供给制，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干多干少一个样，误认“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而等级制、工资制，则是“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以限制和废除。

这种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严重挫伤
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1949年4
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1949年12月解放中国西南地区，蒋介石乘飞机仓皇逃往台湾，这标志着国民党及其政权在大陆统治的彻底失败。

国民党败退大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自身的弊病，又是当时外部环境使然。

总之，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国民党及其政权自身来看，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国民党的败退都有其必然性。

南京国民政府缺乏全民性的政治动员，忽视民众，不把工农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在城市中，资产阶级也因为国民党的勒索打压而与其离心，因此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很不牢固，并且最终因为在民心向背的天平上失去民心而失去政权。

从经济方面看，国民党政权下，由于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势力的挤压，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微弱的，是不充分的。

从军事方面而言，内战中军事上的失败，是国民党败退大陆的直接原因。

其次，多种外部因素也不利于国民党的统治，这些又加速了国民党败退的脚步。

从整个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战争的创伤，和平与民主成为世界潮流。

国民党的对手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强大的势力。

中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正确，这无疑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大陆的迅速败亡。

战争耗尽了国民政府的精力与财力，使之付出了超负荷的代价。

抗战又使得战时经济出现了高权力和高集中现象；不仅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而且使得一部分不法官僚始有可乘之机。

抗战是国民党败退的一个外在诱因。

总之，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和自身的腐败等导致其丧失民心；经济上措施不利导致其经济全面崩溃；军事上战略战术失败导致其节节败退。

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国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各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后的20
年时间里，频繁地出现“左”的错误。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1958年“大跃进”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及其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1962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1964年前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酿成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

频繁的“左”倾错误给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为什么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频繁而长时间地犯“左”的错误？
第一，从社会根源来看，“左”倾思想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潮，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旧的意识形态不可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立即消失，同时由于我国的社会化大生产不发达，小生产的生活方式在农村仍占居主导地位，使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存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我们党的绝大部分成员出身农村，又受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者的包围，必然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传统观念带进党内，并影响着党的组织者和决策者。

第二，从理论根源来看，长期以来，我国流行着一种“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即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领域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阶级斗争的主导地位，影响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注重政治斗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影响了国家的安定和社会之间的和谐。

第三，从组织上看，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建立起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党内权力又集中于党委一班人，尤其是党的第一把手，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是少数人说了算。

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有名无实，在相当长时期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使党失去了克服自身错误和纠正领袖决策失误的机制和能力，所以才出现“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

第四，从经济上看，没有分辨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由于对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缺乏深刻了解，又把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和党的若干历史经验绝对化，既束缚了实践中的理论创新，又造成“左”倾错误的蔓延，逐步形成脱离国情的空想社会主义观，追求高纯度、大规模的公有制，采取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把一些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当作社会主义原则予以捍卫。

第五，从历史发展和国际环境来看，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５６年的十年间，我们不仅推翻了旧政权，而且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一路凯歌前进，没有遭受什么挫折。

这本来是好事，但却滋长了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力量，忽视了客观条件的制约，为后来不断犯“左”倾错误埋下隐患。

另外，新中国的建立，打破了世界格局的平衡。

我国长期处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这也
是容易产生“左”“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它以一种特殊的、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了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缺陷。

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得国家政权，特别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主要任务应该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只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才会相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所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和各项工作的中心。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种提法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和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也应该采取和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规定的正确措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改革，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去解决，而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
确解决领袖与党的关系而造成的过分集权的领导制度，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文化大革命”
警示人们，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确立和坚持由群众斗争中产生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原则，坚持少宣传个人，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决不容许任何人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拥有超出法律的特权。

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必须改革和加强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

必须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防止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保护人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定、制裁犯罪行为、打击敌对分子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

历史的巨大灾难，必然要用历史的进步予以补偿。

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一切推向极端，就不会有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

十年动乱的教训，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认识更加全面、深刻，从而为开
“大跃进”，是想通过几年的鼓足干劲，彻底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结果事以愿违，欲达不速，导致了不良后果。

１９５８年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场“大跃进”运动呢？
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大跃进”的发动提供了条件１９５６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结束了我国几千年剥削制度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从主观上来说，大跃进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道路过程中，犯的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

二、经济发展速度上的急于求成
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的新中国，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较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使长期落后的经济状况在较短时间内有所改观，这就要求经济建设有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又制约着自身的发展，不可能为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提供必需的条件，这就规定了经济建设的速度不可能太高。

这种情况反映到决策者的头脑中，必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认识和主张：一种强调历史的要求，主张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另一种强调历史的制约，主张建设速度和国力相适应，稳步前进。

一般来说，历史的要求比历史提供的条件更强烈地震撼和影响着决策者们。

大跃进的高速度反映了历史的要求，无疑容易被人们接受。

这是“大跃进”得以发动的客观原因。

三、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照搬民主革命的经验。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决策总是依据一定的理论行事的。

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来临之际，我们既没有实践的经验，又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

需要理论又缺乏理论的结局，只能是凭经验办事。

就经验而言，对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我们不满意，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又不愿意借鉴，因此只能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去寻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左”倾错误是指：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左”倾盲动错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和1931年1月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左” 倾错误的表现：（一）从政治上：第一，各次“左”倾错误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

“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

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

第二，各次“左”倾错误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主张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此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

第三，各次“左”倾错误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

(二)在军事上：第一次“左”倾的盲动错误，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错误，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

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
(三)在组织上：表现为宗派主义。

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

(四)在思想上：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

教条主义者，从书本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

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求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