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文学作品中的商洛方言及其写作意义

贾平凹文学作品中的商洛方言及其写作意
义
贾平凹文学作品中的商洛方言及其写作意义
一
贾平凹是一位具有独特创作个性和审美个性的多产作家，在当今文坛上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贾平凹及其创作的特异性，始终以一种独立的姿态进行着锲而不舍的艺术探询。

他说：“穿过云层都是阳光。

文学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不同的是追求这种最高境界的方式、路径各不相同。

”在艺术的创造上，他选择文学意象的建构作为切入点，为人们奉献出一个独特的审美艺术世界。

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是和其独树一帜的语言艺术追求分不开的。

贾平凹对语言艺术的追求近乎苛刻，他认为写作上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魅力靠语言来表现。

贾平凹从自己的艺术经验和艺术趣味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文学符号。

商洛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地接陕鄂豫，因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

由于商洛地形地貌结构复杂，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环境，所以很好地保留了一些方言特征。

同时，商洛市又是一个移民聚集的地区，人杂南北十数省。

清初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广填陕南”的移民运动，大量的鄂东北、皖西南地区的江南人移居于此，这些江南人所持的语言被称
作“下湖话”。

这样颇具江淮官话特色的下湖话和商洛当地的本土话之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两种方言长期共存近三百年时间。

加上商洛地处秦头楚尾，处于南北文化的过渡带，西北文化、荆楚文化、江南文化在这里融汇，文化形态异常丰富。

商洛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土人情都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构成了五彩斑斓的生活画面，它们和商洛方言相映成趣，构成了商洛独特的地方文化。

因此，商洛的方言异常复杂，地域文化丰富多样。

贾平凹就生于斯，长于斯，一直在家乡商洛生活了二十年。

二十年的家乡生活使贾平凹对商洛方言民俗了如指掌、耳熟能详，加上他个人的天分和孜孜不倦地吸收、开掘与创新，使商洛方言焕发出勃勃生机，开出了一朵艳丽的奇葩。

二
新时期以来，方言创作成为一种倍受青睐的小说创作形式，许多作家采用了这种创作方式，并且在创作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些作家除了贾平凹之外，还有韩少功、莫言、张炜等。

由此可见，在新时期用方言写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外因素的。

大约从《鸡窝洼的人家》开始，贾平凹渐渐开始摆脱他后来十分憎恶的学生腔而注意铸造自己的语言，这种铸造的途径之一就是使自己的语言土一点儿，他开始认识到方言土语的价值。

他在自己的艺术领地辛勤地耕耘，向民间土语学
习，收集整理散落在民间而保留至今的方言古语词。

例如：
①我只说一巴掌能把他扇灵醒哩，可还糊涂呀，竟然还向你投诉。

（《高兴》）
②他真的就吃了，梗了脖子，红着眼坐在那里发瓷。

（《高兴》）
③进村口的时候，有孝子在路边烧纸，天空里可能有鬼，我们怀疑鬼在日弄我们，在村里转来转去打听不出韩大宝到底住在哪儿。

（《高兴》）
④城里人醒不开咱的话哩，咱也说官话——你长得美哩，大美人。

（《高老庄》）
⑤回头见了麻子，忙噤了口，面朝街墙再不言传，遂一溜烟跑去。

（《浮躁》）
例①中的“灵醒”是明白的意思，例②中“瓷”的意思是发呆，例③中的“日弄”属于商洛方言中的“日头词”。

在商洛方言中，“日”是个很活跃的构词词缀，如：日弄、日鬼、日能、日捣等。

例④中的“醒”是明白、理解的意思，现代汉语有词语“醒悟”，其中的“醒”便是此义。

例⑤中的“言传”是说话的意思。

除了上述几例外，贾平凹的作品中还有许多商洛方言词汇，如：拿作（刁难）、受活（舒服）、害娃（怀孕）、碎仔（小孩子）、口寡（口味淡），等等。

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古语词，听起来很土，但是经过作者的挖掘调度、刮垢磨光，赋
予了新的生命力。

于是这些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已经消亡的词义在贾平凹的笔下得到了复活，并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享受。

读者既可感受其中的古雅与文明，又可体味其中的质感和鲜活。

贾平凹非常重视语言的新奇，甚至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为此他尝试运用“陌生化语言”的表达技巧追求新奇美趣的效果。

贾平凹在小说中有意打破一些常规、习惯性的语言表达模式，力求新鲜、真切、活泼、灵动的陌生化语言，使小说中的绘事状物更加传神。

例如：
⑥满院子的月光是银银的、玉玉的。

（《月迹》）
⑦这家老婆婆，穿得臃臃肿肿。

（《冬景》）
以上两例中，例⑥中的“银”和“玉”在这里不是指名词“银子”、“玉石”，而是指像“银子”和“玉石”那般的“洁白”特质。

例⑦中“臃肿”是状态形容词，按照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是不能重叠成“臃臃肿肿”的，但是贾平凹却能打破成规，超常式重叠成“臃臃肿肿”，形象表达出了人物衣着的状态，在臃肿的状态下却又显得柔和。

在贾平凹看来，古典汉语与方言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商洛方言的情有独钟与他浓厚的乡土情结是分不开的。

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们成群结队地拥向文明的象征——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拆散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故乡与家园。

从现代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到茅盾、
沈从文、废名、汪曾祺、孙犁、贾平凹，都对养育自己的故乡饱含着无限的深情与向往。

那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始终被他们痴情地关注着。

作为山地的儿子，贾平凹尽管寓居都市多年，仍时常称自己是个“乡下人”，都市的喧嚣与堕落使他厌倦，令他痛苦。

在都市中，他只能深情地关注、回望着故乡，感受着乡土的亲切与温馨。

对乡土的无限眷恋情结使作家在小说中深情歌颂着故乡的山地，字里行间无处不流露出对故乡商洛滚烫的赤子情怀，乡人、乡土、乡情深深地烙在了作家心中。

1997年，作家回到了故乡棣花街。

回到故乡的怀抱，心情十分愉快，连醉酒后的故乡人称呼“哥哥”的发音，在他听来都别具韵味，像是一窝热闹的鸟叫声。

乡音、乡土、乡人在贾平凹的笔下构成一个诗意的家园，它是中国知识分子藏在心底的一个诗意栖所，满载着他对故乡的无限眷恋。

正是故乡浓厚的人文气息孕育了贾平凹这样一位艺术成就颇高的作家，故乡是他创作的根据地，所以他怎能忘记故乡的方言呢？他对故乡怀着一颗感恩、敬畏的心，用他亲切、熟悉的商洛方言为故乡树起了一座座丰碑。

三
贾平凹的文学语言价值观，不但使商洛方言的词汇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发展，也使他在新时期文学语言的创作和发展上享有一定的地位。

“贾平凹这样大规模地使用方言或古语，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策略，也不仅仅是一种语体修辞，而实际
上关系到现代母语建设如何评价‘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的历史进程问题。

”他对商洛方言的重视与实验不仅是一种修辞策略，也是对现代母语的建设进行着大胆的探索。

汉语方言承载着厚重的地域文化，方言的话语，除了传达交际信息，往往还折射出方言区人们的性情喜好、言谈举止和乡土人情，而这种独特的情趣恰恰是文学意境所珍视的。

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实体，被作家经过审美过滤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它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的更新，同时也是一种叙述方式的更新。

用普通话去写作，使我们日益远离了与故乡息息相关的方言和乡土人情。

因此，可以说方言能拯救被普通话淹没的个人写作经验。

方言在现实生活中正在磨损，而在文学作品中，它却因能唤起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别具艺术欣赏力与感染力。

贾平凹自称对普通话不感兴趣，自己也讲不来普通话，他对方言的看重以及围绕它所进行的写作经验不仅仅是修辞层面的借用，而是赋予方言一种生活、文化与生命的方式与权利。

“因为每种语言的产生，都与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哲学、文学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把语言一换，就把语言中的那些内涵都弄丢了，只能附到别的民族、别的语言上去。

”可见，贾平凹主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将是以方言为源头活水的资源存在为前提的，更是以人们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