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167001_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姚椿辑稿本《逸论语》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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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研究·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姚椿辑稿本《逸论语》考辨
李 科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24)
摘 要: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逸论语》,原题“清姚椿辑,稿本,一册”,其《逸论语》的内容实是抄自清曹庭栋辑注之《逸语》,称“姚椿辑”是未知真正的编者;通过考辨许慎《说文解字》所引“逸论语”“孔子曰”、清代学者所编《逸论语》类文献、古典书目所著录“续语”类文献,发现其“逸论语”的题名是不恰当的,实为姚椿误识文本内容、未明文献著录所致。
关键词:清稿抄本;《逸论语》;孔子文献;文献著录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Qing Dynasty Manuscript of Yi Lun Yu in the Fudan University Collection
Abstract The original title of Yi Lun Yu, in the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is "One Volume of Manuscript Compiled by Yao Chun". The contents of Yi Lun Yu are in fact copied from the Yi Yu,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Cao Tingdong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book is called "Yao Chun's compilation" because the real author is unknown. By studying the "Yi Lun Yu" and "Confucius Words" as cited in Xu Shen's Shuowen Jiezi, the Yi Lun Yu documents compiled by Qing scholars, and the "Continued Sayings" documents recorded in classical bibliographie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title Yi Lun Yu is inappropriate and is the result of Yao Chun'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of the text and his failure to clarify the documentation.
Key words manuscript of the Qing dynasty; Yi Lun Yu; Confucius document; documentary record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现藏有《逸论语》一册,原著录为“逸论语二十卷附录三种各一卷,[清]姚椿辑,稿本,一册”[1]。
从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至近来《中国古籍总目》及国家图书馆于2018年出版之《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复旦大学图书馆卷》影印此稿本[2],皆从此说。
我们在阅读清曹庭栋(1699—1785年)辑注之《逸语》[3]467-558后,发现所谓姚椿所辑之《逸论语》实是抄录自曹氏此书的辑录部分,且姚氏未接受曹氏“逸语”的称名,而是在卷首题此部分内容为“逸论语”。
曹庭栋为清前中期嘉善地区曹氏家族成员,中年绝意仕途,以著述自乐,其所辑注《逸语》内容为隋唐之前文献中的孔子言行资料。
姚椿将抄录的内容命名为“逸论语”存在文献认识的错误,而现藏此稿本的复旦大学古籍部在未核实稿本名实的情况下,延续了姚椿的错误认识,且把姚椿视作辑编之人。
究其致误之因,姚椿或许只是接受了清人朱彝尊、段玉裁等人对《说文》中“逸论语”的认识,而未注意到《论语》文本与后世所辑编孔子言行资料的实质差别。
就我们所见,当下的学界在理解“逸论语”的概念时亦是追溯到许慎在《说文》中的称引,但对许氏称引之“逸论语”的认识却多是停留在清人《说文》研究的层面,未对其全书称引之《论语》及“孔子曰”做材料来源的比较分析。
另外,学界对《论语》文本与后世辑编孔子言论类文献的区分界限亦认识模糊。
本文尝试对此两点问题做探讨,在论述稿本与《逸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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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后,考论“逸论语”类文献的名实,略论此稿本以往著录信息的不妥之处。
1 稿本《逸论语》前身及其递藏
我们通检影印稿本,发现除“华亭封氏蒉进斋藏书印”外,别无文本相关信息。
关于华亭封氏及其藏书,《松江县志》卷三十一、《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封文权”一条、郎菁《陕西省图书馆馆藏古籍中的名家藏本》等文献中皆有提及,其内容大同小异。
今仅列举郎菁所言,以其他文献补充:
馆藏善本中,华亭封氏藏书也很多,有清乾隆六年(1741)永怀堂刻本《昌黎先生全集》四十卷、乾隆十二年(1747)赋闲草堂刻本《杜诗偶评》等。
封文权(1868~1943),松江人。
字衡甫,号庸庵。
别号无闷。
其高祖隐居华亭时开始聚书,历经三世,积书至数十万卷,室名“篑进斋”。
自奉甚俭,爱书如命,收购书籍,毫不吝惜。
所藏多旧钞本及名人批校本。
著作有《庸盦文稿》,《庸盦诗稿》等,编有《篑进斋金石录》、《篑进斋书画录》等。
全部藏书于1950年运至上海移交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后大部入藏上海图书馆及江苏省博物馆。
陕图所藏应来自上海文化仓库所挑选。
见于馆藏的封氏藏书印有:“华亭封氏蒉进斋藏书印”、“华亭封文权读书记”、“文权”、“封文权印”、“封氏庸庵著录”、“庸庵”、“华亭封氏”、“封涟校印”、“华亭封涟校藏经籍金石印”等。
封涟应为封文权前辈,生平待考。
封文权辑有《封涟行述》一书,未见[4]。
由此可知,“华亭封氏蒉进斋藏书印”的主人“华亭封氏”即晚清民国时期松江人(今上海)封文权,为清代藏书家。
除“所藏多旧钞本及名人批校本”外,《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还提到封文权“又多藏松江及上海地方文献及乡先辈之钞校本,如焦南浦、沈学之、姚春木、毛珊枝诸家”,“姚春木”即姚椿;另外,“有封氏手编《篑进斋书目》稿本71册,现藏上海图书馆”[5]。
《松江县志》云:“其所校订书籍,盖有‘华亭封氏蒉进斋藏书’印章。
”[6]事实上,《篑进斋书目》第30册著录此稿本为“《逸论语》一卷,姚椿行书抄,朱黄绿校墨格本,一册”[7],因而我们大概能推定:复旦大学藏稿本《逸论语》与陕西省图书馆藏封氏藏书一样,亦是出自上文所引材料中提到的上海文化仓库;复旦大学编目人员未参考封文权自编的《篑进斋书目》。
姚椿(1777—1853年),字春木,一字子寿,自号樗寮生、蹇道人,清松江府娄县人,其父姚令仪任四川布政使,家富藏书。
姚椿少年时即好学勤读,博闻强记,有“两脚书橱”之称。
“喜博览,遇未见书必手自抄录。
以国子生应顺天乡试,才名噪京师。
工诗文,从姚鼐游,以古文名,举贤良方正不就。
晚年主讲河南夷山、湖北荆南、松江景贤书院。
工画墨竹。
有《通艺阁诗录》《晚学斋文钞》。
抄本有:《老子道德经》1卷,《直水田简要事宜》1卷,明吴震履辑《五茸志逸录》(卷数不详,存1卷),明张溥《通鉴纪事本末后论》5卷。
”[8]姚椿有抄录未见书的习惯,其晚年又在松江府讲学,加之封氏的藏书“癖好”——“多藏松江及上海地方文献及乡先辈之钞校本”(见前引),更加佐证了复旦大学藏稿本《逸论语》原藏于姚椿处,后为同府封文权所得。
通过与清曹庭栋辑注《逸语》的核对,我们发现姚椿抄录的内容仅为《逸语》中的辑录部分,其他部分如《逸语例说》及每一条辑录材料中的注文一概省去;其中辑录部分除“学必第一”最后一条遗漏书名外,其他部分依照刻本标明书名;其在稿本卷首自题“逸论语”,大概是未能领会曹庭栋著《逸语》的主旨。
在曹庭栋所著《永宇溪庄识略》卷六《识阅历》中有提及其创作《逸语》之经过:
乾隆九年 甲子 四十六岁 是冬著《逸语》始。
乾隆十年 乙丑 四十七岁 自春徂冬,惟以著《逸语》为事,百务概为屏绝。
迄岁除,功未毕。
乾隆十一年 丙寅 四十八岁 是岁著《逸语》勿少懈……
乾隆十二年 丁卯 四十九岁 二月《逸语》成,付梓。
余著是书,每值疑义,竟夜不成寐。
稿凡屡易,反覆体玩,觉与身心亦有受益处,正字划、辩音义,我友浦秋稼与有功焉[9]。
曹氏历时两年余方完成《逸语》的辑注,期间得到友人浦镗的帮助。
浦氏是乾嘉时期著名的考据学者,所著《十三经注疏正字》甚为学者称道,《逸语》中“正字划、辩音义”的工作应当是得到了浦氏的帮助。
对其《逸语》的编撰,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卷九八“子部八,儒家类存目四”中《逸语》一条云:
是书前有自序谓:“虑群书沿袭,疑信相参,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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殚心潜体,削诬正误,以传其信。
”云云。
夫自秦、汉而后,百家多述孔子之言,真伪参半。
庭栋虽称削诬正误,亦未见一一必出于孔子。
又其序说行款,及每节注文分圈内、圈外,俨然朱子《论语集注》体例,亦未免过於刻画也[10]。
馆臣所言“自序”即曹氏自撰之《逸语例说》,其主要内容是阐述编撰《逸语》的缘由,并罗列所选材料的来源——72种古书的名目及基本信息。
曹氏所选古书多为战国秦汉子书,其利用的多坊间流传之本,因其编于乾嘉考据派大规模校书之前,其自身又缺乏辨伪意识和考据精神,所以其所选之书在版本上存在良莠不齐、内容上存在真伪相参的情况。
严可均在为孙星衍《孔子集语》作序中就评此书云:“近人曹廷栋,又为《孔子逸语》十卷,援稽失实,不足论。
”[11]此为当时著名学者对曹氏著作的评断,虽不免有在《逸语》与《孔子集语》两种相似著作之间褒此贬彼之意,仍旧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逸语》传世本仅曹庭栋家刻之“乾隆十二年刻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多处有藏,其中《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稿本即此复旦大学藏姚椿所抄题“逸论语”者[12]。
学界对其刻本及抄本的关注极为有限,这导致在著录抄本时延续了姚氏的错误认识。
下文专门论说此意。
2 姚椿《逸论语》抄自曹庭栋《逸语》
曹庭栋《逸语》计十卷二十篇,在卷一之前有《逸语例说》,自言其编撰缘由及体例云:
夫去圣已遥,微言莫质,亦信夫理有可信而已。
若及门诸子之言,间亦附入,合而辑之,次为二十篇。
大抵专于记言,略于记事……
其例皆窃取《论语》,而其文则为诸经之所逸,因名曰《逸语》。
至于篇以类分,自修己及乎治人,与夫所以为穷里格物之助者,悉具其梗概,使读者循节求之……
汉儒释经,专事训诂,宋儒则精研义理,二者当未可偏废。
庭栋辑《逸语》,既成书,复宗朱子《论语集注》之意,训诂义理,兼蒐以详注之,先儒语录有可参证者,并引据焉。
每二篇合为一卷,凡十卷……
所辑圣言,俱见诸隋唐以前之书,于每章之末,各注书名,明其所自出也。
其中有全书散佚,仅摭一二者,有两书相类,专据一书者[3]468。
要言之,曹氏编《逸语》“二十篇”的设计及各篇的命名方式是模仿《论语》的编撰体例,在篇名之下做题解是依朱熹《论语集注》,正文间有辨音义、正字画、通文意的注文,并在每条之末注明书名。
在内容上,正文及注文皆有句读,在同一主题下排比材料,以“移风第九”为界,“前篇皆自修之事,自此而下六篇推之治国平天下,即《大学》先明德而后新民之意”,最后六篇“皆学者穷理格物之助也”[3]503,530。
辑录部分以记言材料为主,不惟孔子之言,亦有孔子弟子之言。
就全书的材料来源而言,曹氏选取材料的文献类别比较多样,有经学传记、纬书、杂议等,如《大戴记》《诗传》《尚书大传》《韩诗外传》《诗纬》《春秋纬》《白虎通》等;有两汉史书,如《史记》《汉书》《吴越春秋》等;有战国秦汉子书,如《曾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新序》《中论》等。
从各类文献的选取比重来看,西汉及之前的文献多于之后的;儒家相关文献多于其他类别;记言的文献远多于记事;孔子文献远多于孔门弟子文献。
事实上,曹氏所辑《逸语》对诸书互见的材料仅从一种文献中摘录,总计365章的规模远不及孙星衍所辑收录816条材料的《孔子集语》,其遗漏的孔子相关材料是相当多的,但从曹氏重审择、传信、易读的编撰主旨考虑,又无可厚非。
姚椿抄本单独成册,以行楷抄就,先以墨笔抄录内容,后有以朱笔句读及纠误的痕迹。
内容上,基本完整地继承了曹氏《逸语》的辑录部分;体例上,省去了《逸语》的“例说”、卷次题写及曹氏注文,每篇的篇题亦有减省且在复校时以朱笔加“减省篇题”于当页版心处,每条引语下变原本“此章见+书名”为直题“书名”,变原本正文各条不提行格式为每条结束后提行书写。
在内容的细节上,姚氏在抄录过程中对曹书作了一定的修整。
此种“修整”具有明显的抄本特征:(1)抄写人的用字习惯会影响原本中常用字的书写,出现文字简化、异体混杂等现象,如原本中“爲”字抄本皆作“為”,“焉”字抄本有时作
“”,“於”字抄本有时作“于”,“我”字抄本有时作“吾”,“㴱”字抄本作“深”等。
(2)转写过程中出现文段“改写”“减省”,如原本篇题中凡“一十”余章抄本皆作“十”,“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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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亦甚矣”抄本作“不如亦甚矣”,“荡荡乎”抄本作“荡~”,“使人问孔子”抄本作“使人谓”等。
(3)抄写人延续了原本中的错误,如原本在摘录材料后多将“孔子曰”改为“子曰”,抄本沿其误;原本引《荀子·仲尼》“知而好谋必贤”,谢镛、卢文弨校本“谋”作“谦”且无校记,是此处众本皆为“谦”,但是姚氏在抄录及校读中都未改正。
(4)抄写人在抄录后又进行校读,校读中以朱笔完成句读、纠谬,句读与原本不尽相同,纠谬有涂改痕迹。
如抄本“学必由其业”,“由”字是在圈定原字“问”后改写;“国无道”抄本原作“国有道”,后在原字上改正等。
(5)抄本有更严格的遵守清廷避讳。
曹氏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编定《逸语》,此时避讳尚不严格,从姚氏的生平及刻本《逸语》的传布看,此抄本最可能成于姚氏中年后,此时清廷已施行严格的避讳,因而原本中“丘”字抄本皆作“邱”,“弦”字抄本缺笔等。
姚椿是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的弟子,以文人的身份为人熟知,其并不以当时盛行的考据为标榜,因而姚氏抄本并没有多大的文献参校价值,但是作为文人抄本的一个“样品”,我们能从中看到某种文献的传播与“变异”的过程,这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文献在民间的发展演变具有参考意义。
姚氏生逢乾嘉考据学的鼎盛期,其“逸论语”的称名应当是受到朱彝尊、段玉裁等人对“逸论语”认识的影响。
朱、段的认识影响深远,下文我们会通过考辨《逸论语》类文献的渊源来论证此认识的局限性。
3 《逸论语》类文献名实考辨
“逸论语”的称名最早见于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其在解释玉部“瑮”“瑩”时引用:
瑮:玉英华罗列秩秩。
从玉,㮚声。
《逸论语》曰:“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
”
莹:玉色。
从玉,荧省声。
一曰石之次玉者。
《逸论语》曰:“如玉之莹。
”
段玉裁注云:
《艺文志》曰:“《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
”传《齐论》者,惟王阳名家。
传《鲁论》者,安昌侯张禹最后而行于世。
然则张禹《鲁论》所无,则谓之《逸论语》。
如十七篇之外为《逸礼》、二十九篇之外为《逸尚书》也。
《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
王伯厚云:“《问王》疑当作《问玉》。
”按:《说文》玉、瑮、瑩三字下所引,盖即《问玉》篇欤[13]。
另外张岱年先生主编《孔子百科辞典》中《逸论语》一条在段氏的说法上又作出补充:
《逸论语》指汉时不见于通行本《论语》的孔子言论资料。
汉时凡不在博士所习,出于民间流传者,皆称为逸。
清段玉裁认为“张禹《鲁论》所无,则谓之《逸论语》”,如同《仪礼》十七篇之外为《逸礼礼》、《尚书》二十九篇之外为《逸尚书》(见《说文解字注·玉部》)。
朱彝尊《经义考》云:“今《逸论语》见于《说文》、《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
”后世对采集自其他古籍中的孔子言论,皆不称为《逸论语》,如明潘士达编有《论语外编》、清孙星衍辑有《孔子集语》等。
(夏乃儒)[14]
通过分类考察《说文解字》中征引的《论语》、《逸论语》、“孔子曰”三类材料,我们认为以上两种认识都存在片面性。
段玉裁未考虑到《张侯论》合编时对《鲁论》的修改,以及三种传本除了“篇次有异”外,篇内章次、文句亦有差异,其未见近世出土的西汉《论语》抄本,因而对刘向父子校定三个传本外的所谓“民间传本”之《论语》文本系统认识不足。
夏乃儒未注意到“通行本《论语》”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其“经典化”之前的流传书写仅见《汉书·艺文志》《论衡》等少数汉代文献,汉时《论语》文本系统外仍有诸多载有“孔子言论资料”的文献,如《说苑》《新序》中的汇编类故事性短章,以及忽视了《论语》在西汉时其实多被认为是传记,对“经”的认识只能有限地用在《论语》上。
事实上,许慎对来源不同的东汉初年《论语》文本系统中的资料及他书所载孔子言行资料是有明确区分的,其引用《论语》、“逸论语”、“孔子曰”三类材料的目的是借古文献来说解古文字,体式与称名的不同旨在区分材料的不同来源,被引用的材料多是“只言片语”。
在许慎之后,唐宋类书亦有引文称“逸论语”,清人对古书的辑佚多是为经学研究提供更完备、更细致的资料,其辑编《逸论语》类文献的共同特点是收集的材料其实都可以归属到汉时流行的《论语》文本系统中,其编撰的认识同其对两汉时《论语》流传、定本的理解紧密相关,其目的大概是呈现、区分汉代《古论》《齐论》《鲁论》,以为《论语》学的研究从文献学上进行正本清源,其辑编文献的来源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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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说文》《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所引,较有代表性的《逸论语》类辑佚成果有沈淑辑《逸论语》,朱彝尊辑《论语逸篇附遗句》,朱彝尊辑、王谟校《逸论语》一卷,王朝榘辑《论语遗篇》《论语遗文》,马国翰辑《古论语》六卷《齐论语》一卷,王绍兰辑《齐论语问王知道逸文补》一卷等[15-17]。
清代学者辑编《逸论语》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文献辑佚行文。
今人对许慎引《论语》相关文献所作区分的认识是很不充分的,也较少关注到前人在书目文献中已将《论语》文本与后世辑编之孔子言行文献相区分的现象。
《隋书·经籍志》[18]对《论语》之属的文献已有如《汉志》般按类排列的意识,其首列《论语》注本、疏解等与《论语》文本直接相关的主体文献,次《孔丛》七卷、《孔子家语》二十一卷、《孔子正言》二十卷等5种,次《尔雅》等小学之书,次“五经总义”类。
其中第二类其小序云:“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
”正如《汉志》“论语类”文献在三种传本、各家解说后列《孔子家语》《孔子三朝》《孔子徒人图法》。
《隋志》著录的信息成为了后世推论辑编孔子言行资料所成之文献演变的依据,其中对《孔志》《当论语》的认识多依此著录:
《孔丛》七卷,陈胜博士孔鲋撰。
(梁有《孔志》十卷,梁太尉参军刘被撰,亡。
)
《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解。
(梁有《当家语》二卷,魏博士张融撰,亡。
)
《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
宋郑樵对《论语》相关文献的认识上承自《隋志》,其在编《通志·艺文略》中实践其“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编目思想,按照“类”“家”“种”三级进行文献分类,在处理《论语》相关文献时将其分为11种,即“古论语”“正经”“注解”“章句”“义疏”“论难”“辨正”“名氏”“音释”“谶纬”“续语”,其中“续语”指的正是后世辑编孔子言论所形成的文献,计7部,分别为《孔丛子》七卷、《孔志》十卷、《孔丛子释文》一卷、《孔子家语》二十一卷、《当家语》二卷、《孔子正言》二十卷、《次论语》十卷[19]。
此7种文献或失传或混杂,已难以探究其本来面目,而后世对这些文献的认识多是沿用郑氏此说,实当阙者存疑。
明焦竑参考郑氏分类,于《国史经籍志》中《论语》类亦分出“续语”一类,另将《阙里祖庭记》《东家杂记》《孔子编年》《孔氏实录》等归为“事纪”,更是注意区分“记言”文献与“记事”文献,并明言是将“他仲尼遗言类附于篇”[20]。
焦氏大致已有了区别《论语》文本与后世辑编孔子言论资料、“记言”为主的辑编与“记事”为主的辑编等文献的意识。
另外,就我们所见,宋至清代辑编的“续语”类文献至少还有以下数种:宋代——杨简辑注《先圣大训》、薛据辑《孔子集语》二卷等;
明代——李栻辑《论语外篇》十卷、梁子璠辑《增订论语外篇》四卷、钟韶辑《论语逸编》三十一卷、佚名辑《孔子遗语》一卷等;
清代——曹庭栋辑注《逸语》十卷、孙星衍辑注《孔子集语》十七卷、王仁俊辑《〈孔子集语〉补遗》一卷、李滋然辑《〈孔子集语〉补遗商正》一卷等。
通过上述考辨,我们发现清代学者对《逸论语》的认识与许慎的认识有明显不同,许慎旨在区分引用材料的不同来源,而清代学者是认为两汉时流传的《论语》文本仅传以《鲁论》为基础的合编本,而《古论》《齐论》已佚,可以通过辑佚“逸论语”来再现汉时《论语》文本的部分“真容”。
曹庭栋所编《逸语》与《逸论语》类文献是不同的:从取材上看,《逸语》不取“颁诸学校,天下万世共睹”[3]467之儒经,多是从经部外的文献选取材料;就其体例而言,是仿《论语》与朱熹集注的样式辑编古文献中孔子言行资料,是基于某种编撰主旨而开展的一种文献新编的行为,其与郑樵《通志·艺文略》中“续语”类文献有很强的共性。
因而,姚椿将抄自曹庭栋《逸语》辑录部分的内容题为“逸论语”是不恰当的。
4 结语
今人对姚椿抄本的著录有以下两种:一为《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四书类》,题曰“逸论语二十卷附录三种各一卷 清姚椿辑 稿本 一册”,国家图书馆影印抄本与此一致;二为《中国古籍总目·经部·四书类》附录中“古论语之属”,题曰:“逸论语不分卷逸周书一卷竹书纪年一卷 稿本 复旦”[21]。
姚椿抄本在内容和体例上继承了曹庭栋辑注《逸语》之辑录部分,曹氏辑注《逸语》是一种文献新编而非清代《逸论语》类文献的文献辑佚行为。
对于“附录”的三种,实是与《逸论语》抄在一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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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杂录,后两种在开篇栏外分别题有“逸周书粹言”“竹书纪年”;第一种无题,多论礼之言,《中国古籍总目》此条编撰者大概也看到了相同的信息,但是其著录还是存在模糊抄本实质内容的情况。
实际上,姚椿抄本以《逸语》二十篇辑录部分为主要内容,杂抄三种在影印抄本第115—148页,约占总内容的23%。
通检姚氏《樗寮先生全集》[22]目录,其中并无与《逸周书》《竹书纪年》相关的篇目,就抄本整册内容来看,其内容大概皆为姚氏抄自他书,所以我们以为称此三种为“杂抄”较为合适。
综合以上考论,我们能认识到姚椿抄自曹庭栋《逸语》辑录部分的抄本归到“经部《论语》类”或“子部儒家类”皆无问题,但其著录信息中“稿本”实当为“抄本”,《逸论语》原辑编者亦并非姚椿;曹庭栋仿《论语》二十篇将《逸语》分为十卷二十篇,姚椿抄录时未分卷,但从其朱笔篇题仍称“此篇”看,书目著录或可按原书命为“篇”;附录部分具体而言为“《逸周书粹言》《竹书纪年》等杂抄三种”。
以往的著录,实有欠妥之处,但愿本文的讨论对完善此稿本的认识及著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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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科,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2020级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秦汉孔子文献整理与研究。
收稿日期:2022-12-28 本文责编: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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