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雖逝,德業常存──懷念謝桂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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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張德芳2006年6月12日，我正在湖北鄖陽參加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舉辦的一個學術研討會，
突然接到鄔文玲女士關於謝桂華先生逝世的電話，初爲之愕然、繼之則黯然、隨之又不禁潸然。

謝桂華先生是簡牘學界的前輩，是國内外有影響的學者。

我與謝先生相知相識已有十多年之久，尤其近年來，多有過從，情誼日篤。

聽到他身染重病的消息後，心裏牽桂，時常爲他擔憂。

一旦噩耗傳來，則又倍感意外，深感悲痛。

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時浮現在眼前，同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像過電影般清晰如昨，歷歷在目。

謝先生半生攻治漢簡，其人生和學業同甘肅有著極爲密切的關係。

1972－1974年間，甘肅有關部門在額濟納旗調查發掘了近2萬枚漢簡，這是繼上世紀30年代後又一次在居延地區的重大發現，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山東銀雀山漢簡的發現成爲當時極爲轟動的事件。

從1978年起，國家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在唐長孺、張政烺等先生的主持下，統一組織人力對這三批出土文獻分組進行集中整理，謝桂華先生從此即投入了居延漢簡的釋讀研究。

當時他年屆不惑，正當壯年。

此後一直到2006年逝世的二十八年裏，始終耕耘在這片園地裏。

他對簡牘研究的執著與熱愛，對甘肅歷史的瞭解與熟悉，對河西走廊溢於言表的向往，都緣於此。

他對甘肅這塊土地、民情、文化、歷史和朋友、同事的濃情厚誼也緣於此。

認識謝桂華先生是在1991年8月的蘭州會議上。

當時，第一次國際簡牘學學術研討會在蘭州召開，許多前輩學者、國内外名家雲集蘭州，何兹全、裘錫圭、林劍鳴等先生、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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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在内的精裝本，共收録甲渠候官、第四隧和後來採集的一些零星散簡，包括釋文和圖版共8420枚簡。

而後者即《居延新簡——肩水金關》計劃收録金關等地出土的10800多枚簡，但該書的出版卻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期進行。

1999年夏，爲了把此事推進一步，我們請謝先生和李均明先生再次來蘭州對釋文和原簡進行校核。

初釋稿是當年的原稿，于豪亮先生的字蹟，極爲工整秀麗，藍色墨水，鋼筆豎寫，一簡一條，旁邊時有後來作過批改的地方。

紙色已微微發黃，邊角處多有卷折殘損的地方。

時過境遷，睹物思人，不禁感慨繫之。

校核工作進行了一個多月，是在蘭州最熱的七、八月進行的。

當時驕陽似火，每天都是三十多度。

樓板曬燙了，我們在頂樓的工作室裏就像蒸籠一般。

一起工作的除謝、李二先生外，還有初世賓、何雙全、張俊民諸先生，加上我，還有幾個學生，總共八、九個人。

大家穿著背心短褲仍大汗淋漓。

每天從上午8點到下午6點一直工作八、九個小時。

有記者中間採訪，居然對我們深表憐憫和同情，因爲在他們看來，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單調乏味的工作。

可我們不以爲然，有時爲了一個字、一個符號，隨時都有交流切磋甚至熱烈的争論，有時誰開個玩笑，又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一個多月悶熱酷暑，誰都不以爲苦反倒樂在其中。

工作結束了，如釋重負，像是結束了一次了不起的經歷。

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是那樣的愉快、親切和令人懷念。

我知道，先生是帶著莫大的遺憾離開人世的，因爲他没有看到《甲渠候官》的姊妹篇《肩水金關》的出版，他没有看到他爲之追求奮鬥了後半生的整個事業最後能有個圓滿的句號。

可是，責任不在他自己。

每次召開有關秦漢史的學術研討會，他都在會上主動檢討，爲居延新簡的長期不能出版而承擔責任，我等在場每每如坐針氈，深感汗顔。

他是用這種方式敦促我們，批評我們。

幾次去北京開會見到他，他都語重
個多月，跨了兩個年頭，2003年的元旦就是一起在蘭州度過的。

參加校讀的同志三、四人一組，共分三個組，每組承擔一部分。

利用紅外綫設備，一邊看實物，一邊看釋文，一簡一簡校讀訂正，一條一條進行修改。

有問題有争議，三個組的同志立即聚首一處集中討論，一些看似比較疑難的問題經過大家廣思集益，很快就有了答案。

2003年的第一天，我們薄酒一席共度元旦，大家圍攏一起如同家人，那種友好、信賴和親密的氣氛至今讓人難忘。

謝先生多喝了幾杯，話題仍然是簡牘學的人才、未來，談得相當興奮。

古人那種“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感覺倒没有讓我們得到深刻的體驗。

後來胡平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談及此次審校懸泉漢簡的三點經驗，其中一條這樣寫道：
一是班子的組建很有特色。

審校班子包括北京的學者和甘肅的學者，兩地的學者，都長期從事西北簡牘的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

從年齡看，老中青三結合，60歲以上3人，50－60歲3人，40－50歲3人，30－40歲1人，20－30歲1人。

不同年齡與歷的人思維方式與考慮問題的角度往往不同，在審校工作中能夠開闊視野，很有助益。

從知識結構看，大家各有專精，便於優勢互補。

有的有較強的識辨簡牘草書的能力，有的對邊塞軍事防務器具與資料很熟悉，有的對各類器物名稱掌握較多，有的對簡文内在的文例、詞例和書寫規律爛熟於心。

這樣一批人，就整體能力而言，可以當之無愧地説，無論是在全國範圍内還是全世界範圍内，都算是釋讀西北簡牘能力最強的班子。

經過這個班子“過濾”過的釋文，雖然不能保證完全没有錯誤，但至少可以説，已經把錯誤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見《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後記）
十多年的接觸交往，謝桂華先生讓人印象最深、終身難忘、堪稱人格楷模者是他那種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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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陸買不到，平素同劉先生又未打過交道，不便貿然索求。

便給謝先生打電話，希望他幫我向劉先生問一聲。

後來他告訴我，劉先生確實再無存書，但答應將他的新著《馬王堆天文書考釋》寄給我。

不久我就接到了劉先生的寄書。

現在每當見到這本書，就想起這個過程，想起謝先生不憚煩勞、架橋鋪路、爲同行之間建立聯繫的情景。

當然《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後來也由胡平生先生委託陳文豪先生從臺灣寄來了。

這些師友之間的友誼總是讓人倍感人間溫暖。

對晚輩如此，對師長則是真誠的推崇愛戴。

2002年底來蘭州校 懸泉漢簡時，張政烺
先生已臥病多年。

歷史所想給張先生出紀念文集，臨來時張先生的夫人傅先生有託，早年張先生曾給趙儷生先生送過一幅條幅，用篆書寫的，可代表張先生的篆書風格，想請謝先生借回去收在文集裏。

謝先生與趙先生不熟，想輾轉找别人，又怕趙先生不肯借，頗爲犯難。

正巧我和妻子郝樹聲都是趙先生的學生，而且多年來時常奔走在先生門下，於是由郝樹聲帶著謝先生徑往蘭州大學趙先生的府上，居然很順利地借到了，不僅謝先生喜出望外，就連趙先生也因謝先生的到來給他帶來了不少故人老友的信息而十分高興。

他問這問那，問長問短，問了張先生不少近年來的事情和病況。

還特别問到楊向奎先生的紀念文集，很關心楊先生的紀念文集是怎麽編的，編了些什麽，涉及到哪些人和事，再三叮囑謝先生回北京後給他捎來一本。

印象中謝先生辦事不太細心，可這件事卻辦得極認真極仔細。

東西借來後認真包裝，怕賓館不安全，先放在辦公室，臨走時再小心翼翼拿出來裝好，物不離人，隨身帶到北京。

等拍照製版後，東西放在張永山先生家，過了一段時間我去北京，原物帶回來完璧歸趙。

又後來，他託人帶來了楊向奎先生的紀念文集，郝樹聲便很快送到趙先生處。

從這件事上，我們看到了謝先生爲人處世的又一個側面。

來想在會上發放，因爲數量不夠，謝先生就把大部分留在他那裏，一本一本地分送，先滿足日、韓等國外學者的需要，然後再送確實需要的同仁。

我知道他是想通過這種方式爲大家建立一種聯繫，擴大影響，讓國外學者多瞭解我們，讓簡牘學研究在國内外得到一體發展。

可是他當時已病入晚期，孱弱的身軀，瘦削的面孔，連上樓的力氣都不夠了。

2000年，甘肅方面組織編寫《中國簡牘集成》，第一輯十二册，全收甘肅出土的簡牘，其它各省出土簡牘編爲第二輯。

當時商定的體例是將過去發表的釋文保持原來的書寫格式，再經校核、斷句標點並加注釋，配上簡要的出土説明和内容提要，旨在以全本的形式提供給研究者，減少搜求簡文的麻煩。

以“居延漢簡”、“居延新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等爲單元，分工合作，幾個人承擔一個單元，各負其責。

謝桂華先生等三位承擔的是“居延漢簡”，即上世紀30年代出土的那部分居延舊簡的校注任務。

書出來後，發現合作的同志最後没按他們一起商定的意見辦，以致標點校注出現了不少錯誤，再加上善後工作没有處理好，先生對此十分氣惱。

2004年10月在居延開會時提及此事，他居然怒不可遏，把這件事提到了人格品質和做人做事做學問的高度。

接觸十多年，我還很少見過他如此激動，從而也使我看到了他怒目金剛式的一面。

對親人的愛和眷戀以及無私的奉獻也是謝先生一個突出的特點。

先生的原配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一直有病，他既要給夫人熬湯煮藥，又要照顧兩個孩子的衣食上學。

而此時的他，正是需要在事業上加以拼搏的年齡。

他常常不得不把孩子帶到單位，先把他們安排好之後才能進入工作，中午吃飯更是胡亂湊和。

後來夫人逝世，他更是又當爹又當媽，加上夜以繼日地讀簡釋簡，其情其景其苦其累，確實令人酸鼻。

儘管如此，他無怨無悔始終充滿著對親人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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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李均明、朱國炤先生合作的《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殘半字蹟，最耗神費力，最難琢磨。

謝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徜徉在簡牘文字的海洋裏，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大量的相關知識。

有些别人不能辨認的字，他一眼就能看得出來；很多從字蹟本身不認識的字，他根據所熟悉的制度、習語從上下文即可推導出來。

這些都是最基礎的工作，它雖不需要深遂的哲理和洋溢的才華，但需要廣博的知識和嚴謹的學風、一絲不苟的態度和長期默默無聞的工作。

他所發表的簡文釋讀的系列論文，爲我們建立了文字釋讀的範式。

邊塞烽燧遺址和墓葬出土的簡牘有一個最大不同就是，墓葬出土物在當時入葬時就是放在一定位置的（當然有些也經過盜墓者擾亂），而邊塞烽燧的簡大多是作爲廢棄物隨意丟棄的。

這些丟棄的簡牘有些身首分離斷成數截；有些當時本是一個内容完整的册子丟棄後散亂得面目全非了；有些可能是一些内容相關的同類簿籍，丟棄後失去了原有的次序。

如果按照已有的認識，根據一定的規則把殘斷的簡聯綴起來，把一些内容聯貫的册書復原了，把一些内容相關和相近的記録輯録在一起，其信息含量和研究價值就不同了。

這方面，繼英國學者魯惟一、日本學者大庭脩和永田英正之後，謝先生做了艱苦的工作。

他的一組簡册聯綴和復原方面的論文做了有益探索。

另外，通過漢簡，他對當時政治法律制度、取庸代戍制度、邸與閣、西北社祭、屯戍鹽政等方面的研究，都闡發了自己的不少新見解。

除西北簡外，他對張家山《二年律令》的研究、對尹灣漢簡的研究都是該領域的重要成果。

我們知道，謝先生生前曾把大量的精力投到了組織協調和編刊出書上。

多次簡牘學方面的重要會議，他都是組織者之一。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編輯出版了《簡牘研究譯叢》第一、第二輯；《簡帛研究譯叢》第一、第二輯；《簡帛研究》第一、二、三、四輯。

存，前輩們留下的精神品質和學術成就一定會激勵我們加倍努力，作出成績，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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