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国民性书写”研究中的问题谈起

渤
海大学
学报
二○
一六年第五期鲁迅研究
——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专辑“国民性”这个话题，原本是清末民初思想界所讨论的一个热点，后来经过鲁迅的文学演绎，才在中国人心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同时，“改造国民性”也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出现于许多现代作家的笔端。

关于这一
现象，有不少研究者都曾讨论过①。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这些作家对于国民性的态度却不尽相同。

其中有的是出于自觉的思考和表现，比如老舍、沈从文和林语堂；而有的虽然也多少暴露了中国人的弱点，但主要的目的却不是着眼于此，比如茅盾、巴金、曹禺、张天翼等。

因此，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有高有低。

倘若以“国民性书写”为角度，从中国新文学中理出一条文学脉络的话，本文认为其实真正属于这个范畴的，能够体现和代表中国新文学在探索和表现国民性方面的深度和力度的是前者和鲁迅，而后者不该被纳入到这个话题里。

当然，过去已有几位研究者注意到了这条线索。

比如，林焱和高连营就在各自的专著《百年风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国民性的变迁》（2002年）②和《中国文学与国民性的变迁》
（2006年）③
中有过勾勒。

可是，由于这两本书主要是意在从文学中提炼中国人精神的变迁，因此严格说来不属于本文所涉及的文学研究的范围。

而从文学的角度加以整体性梳理的，实际上仅有曹林红于2007年撰写的一篇名为《“国民性”主题的流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博士论文④。

在这篇文章中，著者以时间为序，详尽地描述了这个主题从晚晴至20世纪40年代，所经历的发端、嬗变、消隐到中断的变化过程。

其中，值得
从鲁迅“国民性书写”研究中的问题谈起
迟
蕊（沈阳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110044）
摘要：以“国民性书写”的角度，从中国新文学中可以理出一条重要的文学脉络。

它的开创者是鲁迅，
其他的现代作家诸如老舍、沈从文和林语堂，在国民性改造方面也都有过自觉的思考与表现。

文章通过梳理鲁迅国民性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出发，探讨了目前整个新文学国民性书写研究中亟待弄清的五方面细节性问题。

关键词：国民性；书写；鲁迅中图分类号：I210.9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16）05-0001-07
收稿日期：2016-03-12
基金项目：辽宁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WJQ2013033）；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文学中的‘人民性’历史脉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L14BZW007）作者简介：迟蕊（1977—），女，沈阳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001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提的是，该文也是选择鲁迅、老舍、沈从文、林
语堂这四位作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显然本
文与之有不谋而合之处。

不过，曹文主要是做历
时研究，旨在勾勒国民性主题的流变过程。

而本
文对此则有另外一番思考。

一、一个拥有深厚研究基础的文学
脉络
据笔者观察，目前这项研究尽管缺少整体
性的归纳，但就其所包涵的具体内容而言，却早
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厚成果。

首先，从数量上
看，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迄今为止不仅涉及
鲁迅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著述不计其数，谈论其
余3位作家的国民性书写的文章，也比比皆是。

如果登录中国知网，键入他们的名字加上“国民
性”，就会检索到成百上千个条目。

可见，其研究
规模之大。

其次，从内容上看，由于国民性话题
本身所涉及的领域之广（人类学、社会学、心理
学、思想史、文化史等），所触及的问题之深（本
质与特性、人性与文化塑造、认知与知识权力
等），所牵涉的话题之复杂（本土与现代性、东方
与西方、民族与国家、历史与现实等），以及近年
来研究的逐渐深入，这项研究愈来愈彰显出理
论的厚度与深度。

比如，发生在20世纪末那场
有关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激烈论争，就充分地体
现了这一点。

当时，伴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引进，鲁迅的国
民性思想遭到了根本性的质疑。

以刘禾为代表
的一些研究者，在旨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后
殖民理论的视野下，对鲁迅的国民性话语做出
了全新的解读。

他们认为“国民性”不仅是一个
伪命题，而且是一种源自西方传教士话语，带有
歧视性、殖民性，值得警惕的知识构成⑤。

于是，
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便在学术界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与争鸣。

其中，有的研究者仍然坚决
地站在现代启蒙的立场上为鲁迅辩护⑥，论证了
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
义；有的学者深受刘禾的启发，不仅赞成她的说
法，还力图通过更为系统的知识考古对鲁迅做
进一步的批判⑦；还有的学者则着重通过精细的
实证研究，对这个话语由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
的历史脉络进行清晰的梳理⑧。

总之，透过这场
论争可以看到，这里既隐含着复杂的历史语境，
又牵涉着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还贯通着各种
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运用。

此外，在这股理论思潮的影响下，近年来有
关老舍、沈从文和林语堂的国民性方面的研究，
也都得到了新的挖掘与阐释。

比如，有的研究者
从老舍的小说《二马》中看到了对东方主义的反
映⑨，认为他对国民性的理解具有超越“五四”的
前瞻性；有的从沈从文的创作中发现了另一种
现代性⑩，强调他在道德重建方面的思考应该引
起更多的关注；有的则从林语堂的著述中读出
了与萨义德相近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人文主
义1ʻ，认为他在融合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和基督信
仰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人性论为基本内涵的中
西互补的国民性改造方案。

由此可见，在如此深厚的研究基础上，想要
从“国民性书写”的角度，再来阐释这些内容，倘
若仅作整体上的梳理恐怕已意义不大，唯有对
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细节性问题做出深入
的辨析和有力的阐释，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全
面的总结与概括，才可能从实质上推进这项研
究。

否则，即便从整体上搭建一个多么好的框
架，实际上在内容上也还是“一锅粥”。

下面，本
文将通过对鲁迅国民性书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的梳理，来探讨目前亟待弄清的一些细节性问
题。

二、鲁迅国民性书写研究的历史与
现状
对于鲁迅国民性书写的研究，最早可以追
溯到1922年茅盾对阿Q的解读，至今已有近百
年的历史。

在此期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种种变
迁，这项研究也经历了若干的起落和变化。

就大
体的线索来看，可以勾勒出：一次大回旋、两次
专题讨论和一场尚未平息的论争。

所谓“一次大
回旋”，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所经历的，
由最初茅盾和周作人对阿Q的理解出发，最后
经过了一个大回旋，又回到了那里的过程[1]。

当
时，《阿Q正传》问世不久，茅盾首先提出阿Q
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他“所代表的中国人的
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12ʻ周作人
随即表示赞同，并进一步解释到：“阿Q是中国
一切的‘谱’——
—新名词称作‘传统’——
—结晶，
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
志的人，所以在现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
存在的”；这个形象可与果戈里笔下的契契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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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第五期相比，只不过后者“‘一个不朽的万国类型’，阿Q 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1
3ʻ。

一年后，茅盾又将自己的观点调整为“‘阿Q 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

似乎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1
4ʻ。

于是，这些认识便成了有关阿Q 精神的最经典的解读。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围绕“阿Q 相”的研究愈来愈多，对它的认识也愈来愈丰富。

比如，1934年苏雪林在《〈阿Q 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中对这一品性具体内容的概括和阐释，就扩展了这个话题的内容。

在这篇文章中，她不仅详细地论述了阿Q 身上所体现的四种国民劣根性，即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夸大狂与自尊癖，还指出了其余十种中国人的性格弱点，即色情狂、萨满教式的卫道精神，多忌讳，狡猾，愚蠢，贪小利富幸得心，喜欢凑热闹，糊涂昏聩和麻木不仁15ʻ。

虽然，这是最早进行这方面探讨的文章，但就其概括之全，分析之详而言，可以说是已经涵盖了后来所有同类文章中的基本内容。

此外，关于鲁迅为何把国民劣根性寄植在一个浮浪的农民身上去表现、阿Q 是否是农民意识或农民阶级的代表、阿Q 身上是否具有革命性等问题的探讨，也都逐渐地
扩大了这个话题，并将其引向了深入。

不过，尽管以上文章涉及到了鲁迅的国民
性思想，但不难发现，这些解读其实都还不过是
围绕着《阿Q 正传》这一部小说而已，至于真正
提出国民性改造乃是鲁迅的一种重要思想的，则是1944-1945年许寿裳所发表《回忆鲁迅》
1
6ʻ和《鲁迅与民族性研究》1
7ʻ。

在这两篇文章中，许寿裳回忆并论证了鲁迅自留日的青年时代就开始思考和致力于“民族性的检讨”的事实，并且认为“他的创作和翻译共六百万字，便是他针砭民族性所开的方剂”。

这样，关于鲁迅国民性思想的研究从此便确立起来，不仅在研究范围上，从《阿Q 正传》这一部小说扩展到了鲁迅的全部创作，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内容上，确认了国民性
改造在鲁迅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许寿裳的这些观点虽然产生了不小的作用，但由于受阶级论的影响，鲁迅的这一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而只是被视为他在未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的一种思想局限来认识。

不仅如此，到了新
中国成立后乃至文革时期，还遭到了极端的扭
曲和彻底的否定。

其间，只有极少数研究者，如何其芳[1](669)和李何林[1](679)，还能够客观地看待它。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才有好转。

1981年在天津召开的一次关于鲁迅国民性思想
学术研讨会，标志着这项研究的全面恢复。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专家，就国民性概念的内涵、外延与源头，国民性与人性、
阶级性的关系，改造国民性思想在鲁迅思想中的地位，这项研究的价值、意义与方法等方面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经过这次研讨，改造国民性思想在鲁迅思想中的核心地位重新得到了确认，对于阿Q 的理解也重新回到了茅盾和周作人当初的理解上，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认识上的“大回旋”。

可是，此次恢复虽然意义重大，但对这项研究本身来说，却没有更多的推进。

比如，对于国民性概念以及它与人性、阶级的关系的讨论，还
仅仅是借助于马克思和斯大林有关人性和民族
性的一两条言论加以探讨，而没有运用到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对于“国民性”这个概念，也仅仅指出它是从日本引进的一个词语，而对它引进的历史脉络却缺乏更多的
了解1
8ʻ。

因而，许多的讨论都显得十分单薄，含混不清。

及至1988年，郑欣淼在其专著《文化自觉与国民性批判》中，曾力图对这些问题有所突破19
ʻ，但因为囿于同样的视野，最终也没能阐释清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这次大回旋的过程中，有关鲁迅对国民性的艺术表现方面的探讨一直都寥寥无几。

除却1923年周作人、
李长之、苏雪林、张天翼、艾芜、巴人、方泽有过一些论述之外，基本不见这方面的专门性的研究。

而且，即便是这六人的分析，也仅有张天翼、艾芜和方泽从创作的角度分析过鲁迅是如何将“阿Q 相”创造出来的。

张天翼在《论〈阿Q 正传〉》（1941年1月）一文中认为这一个从直觉到
逻辑到直觉，赋予其灵魂以血肉的过程2
0ʻ；艾芜的看法与此大同小异，在其论文《论阿Q 》中提
出了使阿Q 变成活人的三个方法，即赋予具体的生活、加上许多次要的特征以及使性格复杂
化21
ʻ；相比之下，大约四十年后方泽发表《论阿Q 典型形象塑造的逻辑》一文（1983年）才触及到
较为深层的小说技巧问题，认为这篇小说的结构颇具特色，前三章是对阿Q 形象的一般的概
括，是小说的逻辑起点。

中间三章是第二逻辑阶段，对第一阶段的上升和具体化，是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最后三章是他在革命中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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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表现及其必然结局。

[1](685)至于其他四人的探讨或
者也是针对《阿Q正传》这一篇小说，或从总体
上对鲁迅小说艺术的分析而已。

比如，周作人谈
到了其中的讽刺和反语13ʻ；李长之将其散漫的结
构解释为用笔的从容[2]；苏雪林则指出了鲁迅文
笔的深刻冷隽、句法的简洁峭拔以及体裁的新
颖独创15ʻ；巴人将其独特的风格归纳为行文简
练，思想精辟和表现含蓄[3]。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这项研究
刚刚被恢复，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在后现
代、后殖民理论思潮的冲击下，鲁迅的国民性思
想却遭到了根本的质疑，陷入了激烈的论争中。

起初，这场论争只是在学术界悄然进行，后来到
了2000年则在文坛上乃至社会舆论中演变为
一场巨大的风波。

其影响之大，至今仍余波未
平。

如前所述，发起这场论争的是刘禾在1993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即《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
来：国民性话语质疑》5ʻ，但在此之前，其实已有
鲍绍霖从史学的角度对“国民性”这一话语的历
史脉络进行了客观的梳理。

当然，鲍绍霖的这篇
文章并不是出于对国民性思想本身的质疑和否
定，而只是为了说明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研究
并非“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时候独立设计或发
明的一套行动方案”，而是“人类追求现代化过
程中的一个欧-日-中三部曲”2ʻ，但是从客观
上所起到的效果来看，已经动摇了国民性思想
在许多研究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及至刘禾的
文章一经发表，就很快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认
同。

于是，对于鲁迅国民性思想的研究就不得不
将重心转向了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回应。

在鲁迅研究界，第一个对此做出回应的是
高远东。

他于1994、1995年接连发表了两篇长
文，即《经典的意义--鲁迅及其小说兼及弗·
詹姆逊对鲁迅的理解》[4]和《未完成的现代
性——
—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对包
括国民性问题在内的，来自后现代主义、后殖民
主义、新保守主义对于现代性的种种质疑进行
了全面的梳理、剖析和有力的反驳。

其中，针对来自后殖民理论对鲁迅国民性
思想的质疑，高远东从对“现代性”整体的反思
以及对当时国内复杂的历史语境的分析出发，
首先认为“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萨义德
的东方主义及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后殖民
主义’文化批评……均代表一种西方文化内部
自我反省其‘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扩张史的
文化政治良知”，但是“这些理论正是在反省五
四及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思潮的问题的背
景下，在重估现代性的实践中，被引入20世纪
90年代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化民族主
义或所谓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价值源泉，与新国
学运动殊途同归”6ʻ(95-96)。

其次，他指出“后殖民主
义问题本身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认为基于启
蒙的文化选择和反控制方式错了”，即没有意识
到现代性方案背后所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
文化霸权以及不平等关系，但问题是客观上来
讲，文化确实不是等值的，的确存在着由低到高
的发展过程，因此当年落后的中国自然会选择
走上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启蒙主义和民族现
代性发展之路6ʻ(99)；再者，他发现后殖民主义者
因为所采用的是一种“外部视点”，而不是从一
个国家的“内部”看问题，因此仅仅是“抓住了问
题一面，而更重要的关于文化发展或自我完善
的内容，却在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
催眠声中被掩盖了”；而且，因为“任何价值和特
性只能在一定的文化‘内部’得到评价”，任何文
化或理论的主体性其实都可随不同的使用语境
而发生转移，因此对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理解
亦当如此；在这个问题上鲁迅虽然“无法摆脱拜
托……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支配’，但其知识权
力机制并非如萨义德所预料的制造了殖民意
识，反而完全积极地参与了民族文化的现代主
体性的建构，不仅提供了新文化反抗‘老中国’
封建宗法制度的资源，而且最终也成为第三世
界反抗殖民化、半殖民化的思想武器”6ʻ(104)。

最
后，他还认为启蒙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之间的分
歧，表面上看是前者植根于“进步结构”，后者揭
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平等，但更深刻的分
歧却在于不同的问题立场6ʻ(107)，前者是以人为
本，认为文化是人创造的，人不为文化而存在，
而后者则是以文化为本位。

事实上，人类在现实
中选择如何发展时，更主要的还是基于“内部”
的文化问题，而最关键的取决于哪种方案更加
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6ʻ(99)。

1996年邓晓芒在其专著《新批判主义》中也
回应了这个问题。

只不过，他在肯定启蒙和现代
性、肯定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同时，却认为“鲁
迅的国民性批判除了导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
愤世之外，就是转过来崇拜民众，而并没有找到
自己理论上的坚实根基”；“鲁迅本人则尚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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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第五期‘国民性批判’上升到‘人性批判’”23ʻ。

由此可见，这两位研究者的回应都是显示了深厚的理论修养。

前者对当时引入国内被用来质疑现代性的西方思想资源，如韦伯、霍克海姆、福柯、利奥塔德、詹姆逊、萨义德等人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通过解析“理性-主题神话的破灭、启蒙设计中的知识-权力关系、文化等级与进步的
观念及交流沟通与文化归属之间的悖论”
⑥(86)，不仅将问题的症结层层拨开，而且从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的多种角度反驳了刘禾的问题；后者则以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的理论为基础，不仅论证了以自我反省为特征的国民性思想的重要价值，而且还提出了以鲁迅作为最
主要的继承对象的新批判主义方案23ʻ。

然而，虽然以上的回应显示了很高的理论水平，但由于这些对话还仅限于少数学者内部之间，因此这场论争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直到2000年王朔和冯骥才在《收获》杂志上向鲁迅发难，才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当时在很多人看来，他们二人的言论颇为新鲜。

比如冯骥才认
为，鲁迅的著名的国民性思想其实是来源于西方传教士话语，可是鲁迅却“没有看到西方人的
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2
4
ʻ。

为此，鲁迅研究界纷纷撰文予以猛烈的反击。

关于当时论战的激烈，从高旭东所编辑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中可见一斑。

不过，如今看来，冯骥才和王朔的质疑其实不过是七年前刘禾那篇文
章的通俗版。

而且，鲁研界对他们这次回应，虽
然从规模上颇为壮观，但在深度和力度上却远
远没有超过当年高远东的水平，只有高旭东、陈
漱渝、张全之等人从宏观上谈及了后殖民主义者对鲁迅的误读2
5ʻ。

当然，这个时期除了应对挑战之外，有关鲁迅国民性思想本身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

1999年汪卫东所发表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一文，可以看成是自1934年苏雪林以来，在探讨鲁迅国民性的具体内容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

在这篇文章中，汪卫东提出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系统，其原点和密码是以私欲为中心26
ʻ。

对此，竹潜民专门在2002年发表了《中国国民性“密码”和“原点”探秘———兼与汪卫东先生商榷》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应是“自欺欺人”2
7ʻ。

为此，北京鲁迅博物馆于4月6日特地举行一次有关“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的小型的专题研讨会28
ʻ。

在这次会议上，除了王得后、钱理群、竹潜民之外，基本没有涉及刘禾、冯骥才和王朔所引发的论争，而主要是围绕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本身及其价值进行了的讨论。

王得后认为，目前只谈“拿来”不够，更关键是要讨
论“拿的对不对，用的好不好”
29ʻ；钱理群强调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思考，是从现实真问题出发的，绝不是某种外来思潮的移植30
ʻ；孙玉石认为像汪卫东这样找“系统”的研究其实意义不大，弄得好像多么高深并不好，而且还容易与“灭人欲”
相混淆31ʻ；另外，有几位研究者对系统性研究表示了赞同32
ʻ。

总之，这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讨论
的问题也相对狭窄，但在整个鲁迅国民性思想研究中还是值得一提的事件。

进入21世纪后，由后殖民主义思考所引发的这场论争仍在延续着。

一方面，有不少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进一步反驳刘禾等人的观点，比如汪卫东的《国民性：作为被“拿来”的历史性观
念———答竹潜民先生兼与刘禾女士商榷》（2003年）[5]、王学钧的《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2004年）[6]
和陶东风的《“国民性”神话的神
话》（2006年）[7]；一方面，则有更多的研究者从更开阔的视野，运用知识考古的方法，沿着刘禾的思路对鲁迅的国民性思想进行更加严厉的批判。

比如，周宁的《“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
西方话语谱系》
[8]
（2003年）、刘晓南的《“国民性”：一个假想敌，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9]
、贺仲明的《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10]
（2009年）、摩罗的《人性的复苏：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2011年）7
ʻ、邓招华的《风景的发现：国民性话语再思考———以鲁迅为中心》
（2012年）[11]、杨震的《诗意抹杀理性———反思鲁迅国民性思想》（2013年）[12]
等。

可见，双方相比，明显是后者占据上风，前者有些势弱。

而且，就其回应的水平而言，也都没有达到高远东的高度。

也就是说，近20年来，由后殖民主义者所指出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至今仍缺乏充分的回应。

笔者认为，其实在高远东的思考之上，还可以继续追问，难道后殖民主义者所采用的外部
视角，比之“内部视角”不是更为开阔么？他们的理论难道就不是着眼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么？事实上，不正是考虑到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所遭受的文化宰制才形成了这样的一种
理论么？显然，要想辨明这些问题还需做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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