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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关于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为你准备了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相信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特整理了本文供大家参考阅读。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

其时,抗日战争坚苦卓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刚刚爆发,内战与和平、团结与分裂、独裁与民主之斗争愈演愈烈,国共两党矛盾日益尖锐。

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调停国内尖锐的政治矛盾,以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等知识精英多方奔走,自觉组织起来,在周恩来同志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下创建了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去掉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该派有其较完备的组织和较明确的纲领。

其纲领的要点是: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加强国内团结,等等。

作为除国共之外的第三方政治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民盟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促进中国民主的发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一、反对妥协投降,贯彻抗日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一伙投降势力鼓吹亡国论并谋划投敌卖国,针对汪精卫集团的妥协投降活动,早期民盟领导人曾发表文章予以严厉批判。

1938年10月,汪精卫在重庆公开发表凡两国战争终须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的失败言论。

对此,后为民盟领导人的黄炎培、张澜等人于1939年1月发表了《讨汪通电》指出: 对汪兆铭艳电曲解敌相近卫声明,主张接受,绝对反对。

惟愿吾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坚定意志。

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

[1]1941年民盟正式成立时,即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声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今后将为促进民主团结抗战而尽力;提出了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等十条主张。

 1944年,由于******执意执行消极抗日、积极****的短视政策,中国抗日战争惨遭豫湘桂大溃败,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为了挽救危局,增强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到来,1944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了《对抗战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坚决要求
******对一切派系的军队实行平等待遇,排除派系和地方观念,统筹战备、给养、训练,以及要凭战绩升降军官,另外要撤换抗战以来作战不力的将领,改善官兵的生活待遇,以期提高战斗力。

民盟还认为对日作战不应该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还应该有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和联合,必须实行民主政策。

在当时形势下,民盟主张继续抗日,要求民主自由,反对******的对日妥协投降和独裁统治,无疑于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推动宪政运动,促进民主发展
 民主宪政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瞩目的大事,追求民主政治是全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意愿和真切要求。

中国民主同盟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关系十分紧密。

 抗战爆发后,******无法逃避作为执政党的责任,为统一抗战而暂时给人民一定自由。

但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开始战略转向,由对外抗战转为对内控制,一方面对中共重新恢复原来的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对抗战初期给予人民的一些权利相继取消,蒋介石****独裁统治日益加剧,这令多年来一直渴求民主的中间党派极为不满。

在人民的不满情绪下,******被迫召开国民参政会,中共和各民主团体便借此展开了争取民主宪政的活动。

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对时局主张纲领》中明确提出: 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

根据纲领的基本精神,在1941年11月召开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人,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政府立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但该提案遭到拒绝,未能提交参政会全体讨论,为此民盟领导人拒绝再出席会议,以示抗议。

 抗日战争后期,******仍然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在全国极力推行全民党化全党特务化的方针,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财产和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恨。

国人纷纷要求******立即结束独裁统治,废除一党****,切实实行民主政治。

1943年9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被迫作出实施宪政的决议,并成立了宪政实施协进会,推行假宪政。

对此,1943年9月18日,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着述,一方面提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所必备的三个条件,另一方面揭露了******实施宪政的骗局,强烈要求******立即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 从速准备实施宪政。

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
示》,决定利用******的假宪政,吸引一切民主人士于自己的周围,以达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

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开展民主宪政运动。

民盟积极支持并参加了这一运动。

它创办报刊抨击******的一党独裁统治,强烈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同时,它与其他民主党派一道组织宪政实施协进会、民主宪政促进会,举办各种形式的宪政座谈会,以扩大民主宪政的宣传和影响。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立即发表《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明确提出: 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

国家应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

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

主张将中国建成一个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民盟的这些主张和活动,不仅促进了抗战时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而且为战后开展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推进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简论俞可平与中国民主研究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为你准备了俞可平与中国民主研究，相信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特整理了本文供大家参考阅读。

 俞可平，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2006年《北京日报》在争鸣版刊发他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后，随后被《学习时报》文摘版、人民网、新华网全文转载，一时洛阳纸贵，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国最新政治风向标，视为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大突破。

《中国新闻周刊》认为他将政治民主提上公共议程，打开一扇虚掩太久的窗[1]、是民主的思想推手。

由此可见，近二十年来俞可平有关民主的研究取得较高的成果，并对政界、学术界以至国外产生颇大的影响。

为此，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之际，对俞可平有关民主的研究进行梳理，对进一步促进民主研究及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俞可平对于民主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特征：首先，俞可平对民主的诠释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之上的。

正如他在《马克思论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并没有离开人类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长河，正是因为马克思充分吸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民主政治的优秀成果，才使他实现了民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飞跃。

正是如此，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中俞可平认为民主包含六个方面：1，民主是个好东西, 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 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2，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 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3，民主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 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 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有内在的局限性;4，民主需要代价;5，民主是有条件的;6，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

 其次，俞可平还引进当前西方有关民主研究的最新成果。

当前西方，政治学家们开始把民主争论的重点从人民和统治本身逐渐转向人民与统治这两者的关系。

一些人强调人民对于民主的意义，另一些人则强调统治对于民主的意义。

强调人民的理论被称为实质民主论，而强调统治的理论被称为程序民主论。

很显然，俞可平借鉴更多的是程序民主论，为此还专门把他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编辑成书，就取名为《民主与陀螺》，而且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民主就是主权在民，或人民是权力的主体。

具体地说，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状态，在这种政治状态下，个人的权利得到了最大或者最充分的保护。

它既是一种实体，又是一种程序。

作为一种实体，民主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一部法律，一般是宪法，它规定这个国家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

人类成功的民主实践表明，民主通常只有在宪政条件下才能实现。

民主不光具有实体的意义，而且同样也具有程序的意义，即必须有一整套实现民主的运行机制。

所以我特别打一个比喻，民主就像陀螺，必须运转起来才有意义。

而当现场观众问道：民主是一个陀螺，要运转起来才有意义，那么抽这个陀螺的鞭子拿在谁的手里? 时，他又确信的回答人民群众自己和官员合起来，就是民主这个陀螺旋转的动力。

在理解民主的基本内涵之后，俞可平进一步指出民主亟待厘清六个关系，分别是民主与法治、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民生、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

 最后，俞可平对民主研究还借鉴当前西方流行的治理理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兴起一种新的治理理论潮流，那就是善治。

在当时，对于西方政治学界新起的治理理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治理与善治还是新的概念，甚至连统一的中文译名还没有。

而在当时国内仅能发现的4篇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治理和善治的文章中，有3篇是由俞可平撰写的。

俞可平认为，人类的政治核心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善治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他认为，善治包含了传统的政
治理想状态，如善政、仁政。

但是它又超越了善政、仁政。

从此意义上，俞可平的善治理念并不排斥公民社会。

那么善治与当今
 世界普遍认可的民主、法治理念有什么关系?俞可平认为，善治包含现代民主政治的大多数基本要素。

同时，它超越了民主的范畴。

民主需要法治、需要公民参与、需要透明和政府责任，所有这些也都是善治的基本要素。

但是善治也包括了效率、稳定、公正、严谨等这些也是有些人用来反对民主的要素。

可民主政治不包含效率、稳定、公正、严谨等这些政治目标，这是可以商榷的，或者说良好的民主政治与善政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

但俞可平还是强调，善治与民主并不能等同，但善治确实能包含民主的诸多要素，从某种意义上，善治是民主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当然，俞可平最为强调的是还是善治的超时空性。

在政治领域，很难有什么东西可以普遍认可，许多政治概念充满着争议和分歧，民主、****等东西之间南辕北辙，甚至在中国学者内部也充满争议。

善治的时空适应性就更大。

如果说善治是超时空性的，那么是可以超越民主政治(主要是西方式的民主宪政)直接到达善治，还是通过民主政治走向善治?对此，俞可平把视角引向国内。

 三、沟通国共歧见,调解两党矛盾
 沟通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争端是民盟在抗日战争后期作出的特殊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际国内反响强烈,中共决心改变以前的让步态度, 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 以尖锐对立求暂时缓和,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

为了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一面抨击******顽固派的****活动,一面把调解国共矛盾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们不辞劳苦,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多方斡旋,力图打破国共之间的僵局。

由于中共的顾全大局和政团同盟的努力调解,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得以维持。

 自1944年9月以来,中共与民盟及其他民主人士,一致要求******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由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成立民主的临时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现民主改革,待全部国土获得解放后,由民主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进行民主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正式政府。

为了使这一愿望能够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多次与******进行谈判。

但******一意孤行,拒绝了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理要求,国共商谈中断。

为了协调国共关系,坚持团结抗战,促成党派会议召开和联合政府建立,1945年6月2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联合民主人士褚辅成、王云五、傅斯年等七位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提出发起促成继续商谈之国共问题,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

同一天,他们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

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

目前经褚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

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唯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

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七参政员: 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敬佩。

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成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
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

6月26日,黄炎培等七参政员对团结问题议定了三条意见: (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次日面陈蒋介石,蒋表示无成见,可以商谈。

于是七参政员决定立即飞赴延安,与中共进行商谈。

7月1日,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六参政员(王云五因身体欠佳未去延安)不顾盛暑长途的劳累,亲访延安,为国共两党牵线搭桥。

在延安期间,六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就国是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经过反复磋商会谈,达成《延安会谈纪要》。

《纪要》除双方达成共识的停止国民大会进行, 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两点内容外,还陈述了中共关于召开政治会议的具体建议。

7月5日,《纪要》由六参政员带回面交蒋介石,以便与******政府进一步沟通,达成意见之统一。

《纪要》包含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争取召开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的共同主张,它无疑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推动。

这些主张和建议虽然未被蒋介石采纳,但却起到了消除国共歧见的作用,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及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体现了民盟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化解两党矛盾、平息内争、要求民主的真诚愿望和良苦用心。

 中国民主同盟遵循贯彻抗日主张与实践民主精神两大原则,与中共密切合作,成为中共的诤友,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但是,民盟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所主张的民主政治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

这反映了民盟的一些领导人不了解国家的阶级本质,尤其是不了解蒋介石统治下国家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共两党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

 总之,民盟作为一支独立的中间政治力量,在抗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它高举抗战、
民主、团结的旗帜,与中共密切合作,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国共冲突摩擦之时,起了缓和调节作用,为稳定团结抗战的大局,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暂时和平,作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

 以上就是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谢谢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