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人民日报》人民时评11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悬浮照背后的“悬浮政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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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02日04:50
一个社会，巨大的正能量最应该来自驱动它运转的各级政府
10月31日，云南昭通政法委以一封公开致歉信，回应“PS送锦旗图”事件。

该致歉信说，“由于把关不严，审核不力，刊用了一张经电脑合成的照片，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将吸取教训，改进工作作风，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
改进工作作风能否就此杜绝类似“PS送锦旗图”事件，很让人存疑。

因为这并不是工作作风出了问题，而是为政理念上出了岔。

PS送锦旗图给谁看呢？向领导要表扬？还是问民众讨喝彩？
在昭通“PS送锦旗图”之前，有河南嵩县领导“悬浮”考察照事件、四川会理“飘浮”视察公路事件，至于四川乐山用消防水枪营造“领导冒雨视察工作”，则超越了PS图片时代，进入“先进的”影视特效阶段。

虽然当事各方事后总是以“被悬浮”、“被PS”抑或是“拍宣传片”等理由开脱，但对政府形象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

锦旗PS出的不是政绩，而是巨大的负能量。

以为“悬浮”一下不算什么事的想法，在凭一个微笑就能查出“表叔”的今天，无异于自欺欺人，更何况，这背后极可能是“悬浮政绩观”在作祟。

而只要被公众发现造假，即使有“技术差错”、属“临时工”所为，公众的反应也远不只是沮丧、失望，而是反感、愤怒、高度不信任，甚至出现“塔西佗陷阱”，导致政府部门就算是说真话、做好事，也会被认为在说假话、做坏事。

一个负能量就能抵消十个正能量，这方面，不少地方都有过深刻的教训。

转型时期的社会尤其需要正能量。

我们是拥有正能量的，“最美司机”、“最美乡村教师”、“最美警卫战士”，那些温暖社会的平凡善举，凝聚成巨大的正能量，激励社会积极向上。

但是，不应该将正能量仅仅寄望于平凡人物的精神闪
光。

一个社会，巨大的正能量应该来自驱动它运转的庞大机构——各级政府，尤其是与百姓关切最密的基层政府的执政思维、执政方式、运转机制。

近来，地方财政预算公开、优化组织结构、破除部门利益等改革；在问责制上的实践，乡村自治上的探索；在政务信息公开上的突破；在网络问政、微博问政方面的积极推进等，无不是向社会输送、传递着正能量。

这样的正能量多了，才有助于凝聚人心，重树信心，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正能量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不是秀出来的。

转型社会发展面临各种各样的热点难点，关心民情、关切民生、关注民意，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应是各级政府的执政目标。

如果只会在变换政绩注水方式上、提高政绩造假水平上动脑筋，PS出一堆技术拙劣、充满黑色幽默的“政绩秀图”，怎么做到对上对下负责？而如果以为只报喜不报忧就是传递了正能量，又和“PS送锦旗图”的行为有什么本质区别？
从根本上杜绝“PS送锦旗图”这类事件，必须杜绝“悬浮政绩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诚信男孩“震惊”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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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06日05:34
托举向善的力量，不能全都往“社会”身上一推了之，这是每一个公民必须面对的考题江苏扬大附中学生徐砺寒估计没有想到，他在放学途中不慎弄坏了他人轿车后视镜后留下的那张道歉及赔偿联系的小纸条，会令车主“无比感动”和“极度震惊”，并引来一连串感人的后续：
被撞车主感动之余主动不让徐砺寒赔偿；一家修车行表态愿意免费为受损车主修车；网友们纷纷感慨，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美好……
细看大家对此事的感叹，如出一辙，都觉得男孩的诚信弥足珍贵。

现实中我们时常面对的窘境，是互信的缺失，是对陌生人留个心眼儿，是对各种商
品、各种服务的疑虑重重，是可能的肇事逃离和得理不让人，更有似乎随处可见、一触即发的争执和吵闹。

我们无奈地要成为各种“专家”：
要学会验证阳澄湖大闸蟹的“金毛银爪白肚皮”，得掰开月饼学会辨认馅子是否隔年，去修车必须认明修车铺子会不会以次充好……
缺乏诚信，人们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才能维护商业信用、保证正常运转。

我们会为了一点小事，跑遍许多部门，展示诸多证件，填写无数表格，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更不消说，我们还在为诚信缺乏付出的高昂精神代价，要为修复国家形象做更加艰苦的努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中学生的赤子之心便更显得珍贵。

在经济急剧增长、城市不断扩张中，曾经倚仗熟人社会道德压力来规制行为的文化传统正遭受挑战，诚信危机在不断挑战国人的承受极限，也弥漫到我们身边的所有领域：
从学术腐败到食品安全，从能不能扶摔倒的老人到小学生的家庭作业是否家长代劳……在情感约束越来越少的“陌生人社会”里重建道德规范，虽然艰难但势在必行。

徐砺寒的诚信举止，更大的意义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下一代正在告诉我们，“诚信”二字有重塑的可能。

一些城市，比如上海，已经把“诚信”二字，郑重写入城市新的价值取向。

确实，诚信不光关乎道德，也关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

西方学者福山在《信任》一书中说：
“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他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

”
事实上，我们已经洞悉诚信之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郑重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国务院也早就大力推进“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然而，托举向善的力量，我们不能全都往“社会”身上一推了之，这是每一个公民必须面对的考题——碰到需要负责的事儿，我们能否像中学生小徐一样，恪守诚信，勇于担当？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减少蛀虫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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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6日04:58
要下大力气拒腐防变，减少甚至杜绝“房叔”这类蛀虫的生存空间，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一个多月前曝光的广州番禺“房叔”事件传来最新进展：
番禺区城管分局政委蔡彬涉嫌受贿一事已移送司法机关，进入司法程序。

从10月初蔡彬被网络曝光全家拥有20多套房产，“房叔”进入公众视野；到该消息得到番禺区有关部门证实，“房叔”被停职；再到广州市纪委及时跟进，立案查处，将“房叔”双规…… 回望“房叔”落马这一个月来的过程，让人深思。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老百姓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一直在下大力气解决。

仅从这十年来看，查处的大案要案，力度实属罕见，成绩有目共睹。

然而，贪腐问题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仍然存在，拒腐防变任务仍然相当严峻。

回到“房叔”事件。

或许，这个样本正可以为如何“下大力气解决”提供一些新思路。

我们常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现在看来，这个“天网”里加入了另一张实实在在的网——互联网。

由网络曝光而被拉下马的贪官，“房叔”不是第一个，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网民自发编织的网络监督之网，在反腐倡廉、阳光政务里显现越来越重要的力量，拒腐防变的“人民战争”特点越来越明显。

网民曝料—相关部门跟进查处，这启发我们，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借力新技术、新渠道，会使反腐的力量更加强大，发现的速度更加迅捷，进而使贪腐的空间更加狭窄。

然而，“房叔”这么多套房子多年隐而未发，也暴露出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现有规章制度仍待完善。

如果网民都能轻易查到房叔20多套房子的
事实，那财产申报的真实性如何保障，值得深思细究。

有报道说，“房叔”在2011年和2012年的财产申报中，声称自己和儿子各有一套房产。

这是不是说明，此前有关部门的所谓核实、审查根本就是一纸空谈？
“房叔”折射出的权力监督问题，更应引起高度重视。

近些年来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出现了大金额案件多发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就与反腐败制度的漏洞、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有很大关系。

权力一旦少了约束，后果堪忧。

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下大力气解决拒腐防变的问题，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里运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减少“房叔”这类蛀虫的生存空间。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xx热”切莫丢了文化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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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9日06:26
文化建设需要防止不计成本、不讲实效、盲目跟风
即使你不是一个对城市改造十分敏感的人，蔓延各地的拆旧和仿古热潮也足以令你侧目。

据学者的最新统计，全国有不少于30座城市欲斥巨资重建古城，如我们风闻过的开封千亿元重塑汴梁城、昆明220亿元打造古滇王国、山东聊城古城改造……
某种意义上，“拆旧”与“仿古”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两大典型现象。

拆旧，是因为旧的文化遗存“挡”住了城市发展脚步；仿古，则是希望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发展契机。

破与立之间，折射出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许多文物保护专家对这种“大拆大建”有过担忧和提醒。

在他们看来，如果把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旧城仅仅当作改造对象，而不强调实施保护、有机更新的一面，是一种观念错位、“最没文化”的表现。

将一片片历史街区夷为平
地，一座座传统民居无情摧毁，然后仿建出一条条复古商业街，不但会造成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而且导致城市记忆消失，最终形成千城一面的平庸景致，令人扼腕。

值得关注的是，和过去修建一个仿古建筑相比，现在的古城重建，多为城市的重大决策项目，动辄百亿千亿元投资、几千亩占地，涉及众多文物保护和百姓搬迁，影响城市未来发展布局，因而争议更多。

而最大焦点在于，一些重建项目只是打着与文化相关的旗号，背后是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的驱动，缺乏文化之魂，片面地用浮华形式、简单符号来进行文化建设，最后当然是南辕北辙，拆了真古董造了假古董，沦为笑柄不说，更成为一种政绩泡沫，造成“政府立项，百姓埋单”的严重后果。

应该承认，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进行一些重建、仿建未必是坏事。

“古城重建热”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全社会的文化发展热情，甚至是渴望进一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倾向密切相关。

有专家就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期，利用文化遗产来发展经济、刺激旅游成为显著特征，也应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趋势。

但如果有“体”无“魂”、有形式无内涵，就难免遭遇市场和公众的双重否决。

比如你争我夺的名人故里之争、大而无当的文化景观等。

在文化建设成为“五位一体”重要一极的今天，任何不计成本、不讲实效、盲目跟风的伪文化行为，不但不能为人民带来福祉，而且有可能带来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方面的问题。

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文化名城名镇、历史街区和古村落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发展间的博弈协调，注定将长期存在。

百姓并不反对城市旧貌换新颜，也乐见城市科学发展，只是这“新颜”也需要有历史的基因、文化的担当，让人们能够找到城市的记忆与未来。

破解城市发展中新与旧的难题，需要更多的因地制宜，需要对文化的真心热爱。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孩子失助拷问社会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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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0日04:42
纵有再沉重的包袱、再复杂的矛盾、再纠葛的利益，也决不能让伤害落在孩子们身上16日清晨，贵州省毕节市一处垃圾箱内，发现5名10岁左右男孩的遗体。

初步查明，这些流浪孩子因为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而中毒身亡。

这个类似现代版“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事，让无数人的心为之一凛。

5个流浪儿的悲惨死亡，本不该发生。

他们也有自己的父母亲人，怎么就沦落到蜷缩于垃圾箱里取暖的境地？去年末，曾有过一份给流浪儿的温暖的“红包”——民政部、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通知，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提出到2012年底，我国城市街面力争基本实现无流浪的未成年人。

那么，毕节这5个“街面上”的流浪儿，怎么就没有进入有关部门的救助视线？回过头来看，一段时间以来和孩子有关的负面新闻，不只这一件。

比如，暑期成为儿童溺亡事故的“黑色高峰期”，受伤害的多为监护缺失的农民工子女；又据日前某高峰论坛披露，由于一刀切的“撤校并点”，近十年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
受伤害的，不独是农村孩子，不独是失护、失教之痛。

11月16日，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车展上，香车与性感美女循例招摇的同时，还出现了身着比基尼、摆出S形的儿童车模，事后照片未做任何处理，被网络疯狂猎奇转发，让家长觉得“想抽死自己的心都有”。

这些新闻事件的背后，是中国“初级阶段”的一个问题侧面：
贫富差距与地区差距，客观存在的法律真空，“城挤、乡弱、村空”导致的农村凋敝，低俗商业文化四处渗透，而这种错综复杂的现实困境，正下移到最脆弱、最容易受伤的儿童身上，威胁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一个社会的未来，必须由城乡孩子的人生幸福共同来奠定。

亏欠了孩子，就是亏欠民族的未来与国家的前途，就是对这个国家的不负责任。

谁来撑起为孩子们遮风挡雨的保护伞？谁来为孩子们创造健康成长的空间？这既是对全社会的拷问，更是对政府部门的考验。

尤其在一些伤害孩子的事情接踵发生的背景下，“尊重孩子、爱护孩子”理应成为一种刻不容缓的自觉与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就愈加发人深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还特地提到了“孩子”，“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面对习总书记这番话，想想那些辗转于街市的流浪儿，那些拥挤在破旧校车里的学童，我们是否会如坐针毡、如履寒冰？
纵有再沉重的包袱、再复杂的矛盾、再纠葛的利益，也决不能让伤害落在孩子们的身上。

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

人民时评:
制度供给应跟上时代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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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1日05:30
只有确保制度供给跟得上时代脚步，确保法律规章不断与时俱进，才能奠定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将一切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
过去两天，对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来说，可谓一波三折。

先是11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其的劳动教养决定，恢复了他的人身自由；后是11月2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其申诉，讨要说法未果。

在重庆劳教委“自我纠错”获得舆论的肯定后，人们更关注的是：
法院怎么看？法律怎么办？
自任建宇被劳教以来，这一案件引发普遍关注：
一个青年只是在网上转发了文字、图片，者未被追究，为何转发者却被劳教？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化衫，如何成为违法物证？这些听起来有些荒诞的情节，让大家在关注一审法院裁定之外，更觉有必要探讨劳教案件本身。

有明白才有清白，有公正才有公信。

如今任建宇恢复自由了，但其当初为何失去自由，依然缺乏明确说法。

如果说任建宇发表“负面言论”涉嫌犯罪，那么当检察院不认为是犯罪时，有关部门却通过劳教制度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一年，是否合理？在国家多次重申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背景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何避免“扣帽子”式的威胁？即便是公民表达权利被违法滥用，行政部门是否有权单独甄别判定？
这些疑问的产生，源于我国现行劳教制度的模糊。

自195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来，劳教制度已在我国施行50余年。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该制度已经显现出许多不足。

特别在《立法法》等法律颁布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只能由法律设定，劳教已陷入不合法的窘境。

加之劳教的审批权属于公安机关，在机制上缺乏应有监督，在实践操作中弹性十足，往往成为一些地方开设的“法律小灶”，甚至成为一些人打击报复的工具。

正因如此，不久前，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成社会共识，目前正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根据经典理论，法治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有良好的法律，二是法律得到普遍遵循。

其中“良好的法律”是根本前提。

就此而言,只有确保制度供给跟得上时代脚步，确保法律规章不断与时俱进，才能奠定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才能将一切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准生证不该折腾人
姜赟
2012年11月23日04:48
对于一个服务型政府来说，人民满意才是最大价值
“办理准生证需盖章签字40多个”、“新婚夫妇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最近，准生证“办证难”成为一个社会热点。

准生证难办，主要发生在流动人口身上。

目前，生育服务证（准生证）还是我国人口管理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手段。

随着社会流动趋势的加强，2
亿多流动人口的庞大规模、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身份转变，给人口计生管理带来了新情况、新难题。

人口是流动的，但管理的步伐却没能跟上。

“人户分离”之下，居住地并不掌握流动人口的生育状况，户籍地也无法跟踪流动人口情况，导致人们不得不在不同省市间来回奔波，加大了办理难度。

再者，各地准生政策不统一，材料要求、手续流程五花八门，有时还相互“打架”，给办证人设置了一个又一个“行政梗阻”。

繁复的程序关卡，已经让人心生“蜀道难”之虑，然而，现实中一些办理人员不主动、不负责、不作为的作风，“打官腔、甩冷脸、踢皮球”的态度，“公文旅行”的低下效率，又增加了办理的复杂程度和失败可能。

制度的障碍、人为的阻碍，让准生证成了不少人望而生畏的“折腾证”。

类似现象在商贸投资、社会事业等领域也多多少少地存在。

老百姓办事难、办证难的背后，凸显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等时代课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只有最大程度地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办事环节，才能真正提升行政效率、减轻群众负担；只有与时俱进加强制度创新，改革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僵化机制、陈旧做法，才能尽可能满足公众需求、提升服务质量。

具体到“准生证”制度，尽管其存废还有待深入研究论证，但统一各地准生政策、简化办事手续、创新审批模式、提升办事机关工作效率，引入一站式服务、网上申报等办理方式，乃至制定符合流动人口实际的户籍和计生管理政策，现在不仅能够做到，而且在流动人口办证难的呼声高涨之下，还应当又好又快地实现。

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成本。

手续更顺畅，办事更便捷，对老百姓来说是方便，对公职人员来说则往往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工作难度的上升。

但对于一个服务型政府来说，人民满意才是最大价值。

因此，真情对待百姓，主动服务百姓，宁愿自己“累断腰”也不让百姓“跑断腿”，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得群众的“幸福指数”，是公共责任的必然要求。

准生证虽小，也是检验能否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一面镜子。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反腐，要速度更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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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6日04:49
节奏加快的政府反应、充满忧患意识的治党言辞、不惧风险的制度创新，意味着中国反腐事业的新思考新探索
最近，“提速”成了反腐领域的一个关键词。

比如，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从其不雅视频曝光到被免职仅63小时，黑龙江双城市有关部门得知女记者实名举报人大代表后次日就成立调查组。

对此，有网友感叹：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

有人说，微博让反腐提速。

事实上，这几起事件传递出的信息更为积极。

这些被举报的官员所碰到的，绝不仅是互联网反腐的“民间技术”提升，而是他们撞到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节点。

从重庆市纪委及时公开回应、审慎调查，到市政府新闻办第一时间发布调查进展情况，直至雷政富被立案调查，快速反应彰显了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决心，公开、透明的程序则凸显了处理这一事件的思路——案件自民众监督始，民众监督也将贯穿案件全过程。

近年来，网络上，“房叔”、“表叔”等被大起底，网络舆论监督效果显著。

前不久，有媒体调查显示，公众最期待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排第一，“反腐机制改革”列第二。

迅速、公开、依法推进，反腐鼓舞人心。

事实上，与网络反腐相比，制度反腐的力量也在加速推进。

比如，从明年起，广东顺德凡拟新提拔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一律须先接受审计调查，并向公众公开家庭财产等信息。

节奏加快的政府反应、充满忧患意识的治党言辞、不惧风险的制度创新，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反腐事业的新思考新探索，它一头连着国家的未来，一头担着执政党的使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制度和民心的合力，而要凝聚这种力量，绕不开反腐败这一重大课题。

回到近期一系列反腐案例上来，其实民众更关注其后的法治进程，关注由点到面制度的修复和完善。

人们对“63小时”寄托着更多的期许，愿从这个历史的小细节起步，反腐倡廉建设更加发力，更有成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异地高考，慢不得也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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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7日05:16
教育改革必须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既要考虑改革的力度，又要考虑群众的可接受度作为高考改革的一块硬骨头，异地高考正逐步揭开谜底。

先是国务院政策出台，随后十几个省份明确表态具体方案将在2012年年底前公布。

然而，人们最期待的京沪粤等省市还动静不大。

为此，教育部日前表示，将会同发改委、公安部、人社部等开展专项督查，并分赴这些“热点地区”督促指导落实方案。

异地高考改革势在必行，但审慎对待也在情理之中。

这项招生考试改革，影响范围之大、涉及问题之广、争议之激烈、情况之复杂，远远超出教育领域。

异地高考的门槛究竟有多高？口子开多大？条件会多严……这些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政策设计的难点。

条件太严、门槛太高、数量太少，到头来只是少数人的“游戏”；条件太宽、门槛太低、数量太大，流入地的教育资源又会被稀释，流入地学生的利益可能受损。

这样的“两难”困境，在北京、上海、广东这些人口输入量大的省市尤为明显。

因此，这些地方实行异地高考的难度更大、敏感度更高，其政策还具有导向和示范效应。

最新统计显示，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约有50万人，创历史新高；广东省有339万外来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读书，近5年平均每年都以25万人左右的速度递增。

对于这些复杂的生源“变量”，政策如何科学应对？能否实现多方共赢？在制定异地高考政策过程中，这些都是绕不开的难题，不能不慎之又慎。

并非没有前车之鉴。

前些年部分省市实行春季高考改革，将高考由一年一次变成一年两次，旨在改变一考定终身问题，也为夏季高考减轻负担。

虽然制度设计经过了反复论证，可是由于相关制度不配套，政策供给不给力，资源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