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天津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研究

DOI:10.19995/10-1617/F7.2024.02.136
数字技术赋能天津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研究
李国君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经济学系 天津 300270)
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绿色金融的大力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

本文结合数字经济背景，分析目前天津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深入剖析天津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政策风险、气候风险、经营风险、操作风险及洗绿风险，并就如何实现天津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提出天津市应大力发展绿色数字金融，以数字技术赋能绿色金融发展，有效化解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风险，促进绿色金融的稳定发展，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天津市；数字技术；绿色金融；绿色数字金融；人工智能；区块链
本文索引：李国君.数字技术赋能天津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研究[J].商展经济,2024(02):136-139.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2020年，我国立足能源产业发展国情，提出“30/60”双碳目标，经济社会的绿色化、低碳化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撑。

2023年10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明确指出“绿色金融”为“五篇大文章”之一，基于此，天津市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截至2022年末，天津市绿色贷款余额近5000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1.6%；2022年，绿色债券发行金额为187.74亿元，其中碳中和债券金额123.76亿元，发行规模居全国首列。

此外，天津市还不断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深化绿色金融服务模式，积极探索发展绿色担保、绿色直接融资、绿色产业基金等新型绿色金融产品。

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科技成为金融发展的重要引擎，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

数字技术本身具备“绿色”特征和绿色属性，有助于金融机构甄别绿色企业、防范金融风险、研发绿色产品。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可以有效破解绿色金融发展难题，为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双碳目标、数字技术与绿色金融的融合
2.1 双碳目标与绿色金融的融合
双碳目标与绿色金融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一方面，双碳目标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导向，引领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绿色金融体系日臻完善；另一方面，绿色金融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资金支持，有助于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

理论界关于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有不同观点。

陈琪(2019)认为，绿色金融通过资金约束缩小高污染企业贷款规模，从而倒逼企业减少碳排放；范德成(2022)认为，融资约束会降低高污染企业的生产能力，进而减少碳排放；而曾诗鸿(202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绿色金融与碳排放呈倒“U”型或倒“N”型非线性关系。

但长远来看，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依靠企业的绿色转型，而企业的绿色转型则需要绿色金融的激励、约束和资金引导。

于法稳、林珊(2022)认为，企业实现自身绿色蝶变和转型发展是达成“双碳”目标的关键。

2.2 数字技术与绿色金融的融合
一方面，数字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绿色发展模式，通过数字技术降低金融业能耗，使行业更加绿色环保；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绿色金融的服务效率，使绿色金融更加有的放矢、资源配置更加高效，风险管控更加精准。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赋能绿色金融的实践案例逐步增多，数字技术与绿色金融的关系问题也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欧阳文杰、陆岷峰(2023)认为，绿色金融数字化是指“数字技术+绿色金融”，又称为绿色数字金融；刘志洋、解瑶姝(2022)采用实证分析，探索数字技术赋能绿色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黄卓、王萍萍(2022)则从理论角度分析金融科技赋能绿色金融发展的机制、挑战与对策建议；李金昌等(2023)提出，
“双碳”愿景下，企业需要推动数字化与绿色低碳转型
基金项目：天津市商务经济研究会2023年度科研项目：金融赋能助力天津电商行业发展(Yjh2023009)。

作者简介：李国君(1983-)，女，汉族，山东东营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应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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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融合，让绿色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底色”。

2.3 数字技术与双碳目标的关系
发展数字技术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最优解”。

数字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可以更好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助于实现“30/60”双碳目标。

目前，国内关于数字技术与双碳目标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案例研究，以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数字化和“双碳”目标的关系，但关于如何实现两者有效融合的研究相对较少。

现有研究已证实，无论是生产端(王如玉等，2018)还是消费端(石洪景、陈梨芳，2023)，数字经济发展都带有显著的减排效应(杨刚强等，2023)；陈庆修(2018)指出，即使整体能源消费保持不变，通过推广数字技术也能有效降低13%～22%的碳排放量。

3 发展绿色数字金融的意义
绿色数字金融是互联网时代的一项电子绿色金融体系的产物(张琰、周笑霞，2017)。

201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绿色数字金融》中提出，绿色数字金融是由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移动科技、区块链及物联网等技术支持的金融创新，帮助环境效益项目进行投融资活动，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负责人在“外滩大会”上指出，
“绿色金融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产业，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王信，2020)。

数字技术与绿色金融相融合，通过数字技术将绿色发展理念真正贯彻到金融业务的各个环节,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绿色水平，在推动投资决策绿色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化、投融资方式多元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刘建飞、黎峥，2021)。

发展绿色数字金融的意义体现在“多、快、好、省”四个方面。

3.1 更多市场主体享受金融服务，实现绿色发展的“多”
数字技术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传统金融网点少、基础设施薄弱、长尾客户金融服务体验较差。

随着5G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金融服务逐渐向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延伸。

数字技术的运用有助于突破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制约，为普惠金融提供坚实的基础。

3.2 加快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的“快”
绿色发展将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形成清洁低碳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数字技术的运用可有效提高信息采集、风险定价、投资决策、信用评级等业务的效率，降低传统金融服务的风险，同时有助于个人消费升级，实现个人生活场景线上化，升级服务体验，提高办事效率。

3.3 加强对用户的精准服务，实现绿色发展的“好”
利用数字技术的精准营销，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制更加个性、更加精准、更加高效的金融服务方案，更好地促进金融业的绿色发展。

通过数字技术可以破解普惠金融数额小、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难题。

例如，通过大数据防范金融欺诈风险，通过人工智能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利用区块链保障数据安全等。

3.4 提质增效、节约成本，实现绿色发展的“省”
数字技术的运用有助于金融企业资源节约。

移动支付、数字人民币等业务的开展可以减少纸币的使用，从而显著减少碳排放。

数字技术可有效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降低人力成本，数字技术同时能够降低碳交易成本、提高碳交易效率。

4 天津市数字技术赋能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
4.1 数字技术发展现状
“十三五”期间，天津市数字技术和电子政务建设成效显著。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天津市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全国第8，位于全国第一梯队；信息化数据资源得分排名全国第8。

2022年，数字经济规模超过8700亿元，占GDP比重超过40%，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增长率超过10%。

在数字技术方面，形成了涵盖芯片、操作系统、整机终端和应用软件的全产业链，初步形成“PKS”的生态圈；工业企业上云9000余家，打造316家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农业生产信息化率排名全国第7，智慧农业建设成果显著；80%以上餐饮企业开展网络售卖业务，网上零售交易水平排名全国第10。

4.2 数字技术赋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数字经济赋能绿色金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2022年，
“数字经济”
“数字技术”成为高频热词，天津市持续深化制造业立市战略、积极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都离不开数字技术与绿色金融的支持。

2020年，平安普惠研发全国首个AI贷款解决方案“行云”，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小微金融服务，多维助推天津小微企业发展。

天津金城银行利用大数据和智能风控模型，为国家电网供应链上游企业推出数字化供应链订单融资服务。

2021年，全国首个基于区块链的碳中和存证产品在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发布。

天津市东疆通过打造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心和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孵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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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

截至2022年末，天津市绿色贷款余额近5000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1.6%；2022年，绿色债券发行金额为187.74亿元，其中碳中和债券金额123.76亿元，发行规模居全国首列。

此外，天津市还不断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深化绿色金融服务模式，成功发放全国首批转型债券、全市首笔碳表现挂钩贷款、可再生能源补贴确权贷款等创新型金融产品，积极探索发展绿色担保、绿色直接融资、绿色产业基金等新型绿色金融产品。

5 天津市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风险
5.1 政策风险
第一，缺少法律法规层次的文件来规范和引导绿色金融发展。

现有的《绿色信贷指引》《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等文件均为规范性文件，立法层次相对较低；第二，绿色金融相关制度标准不够完善，中介服务滞后；第三，风险管理水平不足，金融机构缺乏经营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硬性制度章程，无法有效应对和防范金融风险。

5.2 气候风险
2017年以来，我国率先从金融领域开始披露气候相关财务风险，但披露内容和披露方法亟须完善，披露质量有待提高。

同时，我国目前尚未出台强制要求企业披露气候风险的相关法律法规。

气候相关风险主要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主要是指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导致经济损失的风险，物理风险有急性和慢性的区分，急性物理风险通常由特定事件引起，尤其是风暴、洪水、火灾、热浪等极端气候事件。

转型风险则产生于人类为应对气候挑战而付出的努力，包括公共政策变化、技术突破、公众情绪转变及破坏性商业模式创新等。

气候风险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严重影响金融稳定。

同时，气候风险受金融加速器和抵押品约束的影响，其严重程度容易被放大，从而将个体面临的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开展绿色投资既要给予绿色产业支持，又要量化评估风险。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气候风险，金融机构就可能产生损失。

5.3 经营风险
高碳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金融机构需要关注碳排放过程中企业转型造成的经营风险。

首先，低碳转型会限制传统能源的需求，造成高碳资产“搁浅”；其次，高碳企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尚不能有效满足企业资金需求。

企业经营成本过高，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增长；最后，为了推动低碳转型，国家必然会加大碳排放政策的强度和科技革命的力度，可能引发高碳资产的重新定价，导致金融资产损失的风险。

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受需求下降、价格竞争加剧、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我国高碳企业的违约率将从2020年的不到3%上升至2030年的24%左右(马骏、孙天印，2020)，必然会给商业银行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

5.4 操作风险
一方面，作为静态技术的金融科技本身就存在可能引发操作风险的技术缺陷，例如技术失灵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预设目标的偏离；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运用不当及技术本身的负面效果，绿色金融在使用金融科技的动态过程中，可能会偏离预设目标。

例如，数据处理规则可能导致算法透明度不足，影响市场主体的知情权。

同时，数据质量的偏差及算法设计的缺陷可能导致大数据征信评价出现偏差。

5.5 “洗绿风险”
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类“洗绿风险”，即信用风险。

常见的信用风险包括以下六种：一是空手套白狼，凭空捏造项目及相关材料骗取信贷资金；二是以小博大，将单个微绿色项目扩大到整个企业；三是化整为零，将一个项目分解为若干个小项目，多渠道获取资金；四是移花接木，假绿色之名融资，但实际资金另作他用；五是瞒天过海，人为制造灾害，骗取赔偿；六是弄虚作假，虚构财务数据，获得资金支持，或隐瞒负面信息，误导投资者。

6 大力发展绿色数字金融，有效应对各类风险
6.1 科技赋能金融监管，应对政策风险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法律环境建设；丰富政策框架，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建立健全规范化、法制化政策体系，完善具体办法和细则，有效落实相关政策，让绿色金融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二，成立“绿色基金”专业部门，搭建完善的服务平台，加强部门分工和协调机制，畅通对接渠道；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有效实现线上对接、信息管理、业务监管、专项评估，提供绿色企业识别、融资“一站式”服务，精准服务企业绿色发展。

第三，完善监督机制，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提质增效。

一方面，强化相关部门的执法权，加大执法力度，利用法制化手段有效将责任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利用市场化手段，让过剩产能有效退出，推动传统行业加大投入实现转型升级。

6.2 科技赋能碳中和目标，应对气候风险
首先，对企业而言，要应对气候风险，特别是转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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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信息披露。

企业应按照标准方法，公开、透明地进行气候风险相关信息的披露，充分了解企业自身碳足迹情况，并制定相应的转型战略和具体实施方案。

其次，对金融机构而言，需要将气候风险纳入监管体系，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系统配置资源，研制精细化风险评估模型，提高气候风险分析能力。

同时，在制定业务决策、分析资本成本时，充分考虑气候风险定价，定期分析和监测气候风险敞口。

最后，对政府及监管者而言，应积极借鉴现有的优秀方法和案例，因地制宜选择并推广合适的方法。

同时，调动资源深入地开展研究，进一步改进气候定价的工具和方法。

6.3 科技赋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应对经营风险
一方面，密切关注高碳企业转型，实现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

在把握市场与风险平衡的基础上，创新产品和服务，打开市场空间，提高服务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实现数据报送、统计分析、绩效评估、风险监控自动化；注意及时修补潜在技术漏洞，确保用户信息安全，降低金融系统的经营风险。

另一方面，加快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立绿色项目库标准，加快制定上市公司、发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

6.4 大力培养绿色金融科技人才，应对操作风险
科技人才是发展绿色金融、实现双碳目标的根本保障，发展绿色金融需要紧抓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培训。

第一，充分利用“海河英才”计划和“项目+团队”等政策，提高金融复合型人才引进、培养、激励等的力度；第二，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扩大数字经济、碳金融等领域的人才培养规模；第三，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鼓励共建联合实验室、实训基地，着力培育数字化发展领域高水平研究型人才和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

6.5 科技赋能绿色金融场景应用，应对“洗绿”风险
应对“洗绿”风险，应从制定统一标准、强制信息披露和第三方专业认证三个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首先，制定统一的绿色投资标准，成立专业绿色评级公司，搭建信息共享平台，防止政策体制不完善导致“洗绿”现象。

其次，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环境效益，加强监管。

充分利用各类数字技术，提高信息披露的真实性，降低“洗绿”风险。

最后，引入第三方认证，减少信息不对称。

目前，绿色债券已开始尝试引入第三方认证，其他绿色金融产品也应积极引入，从而降低“洗绿”风险。

7 结语
综上所述，金融机构正处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有助于推动金融机构实现绿色识别精准化、评级定价智能化、预警处置自动化，从而提升绿色金融专业能力与服务水平。

将数字技术与绿色金融相结合，加快推动绿色数字金融发展，推动金融机构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完善各项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促进跨部门、跨地域、跨行业的数据整合。

天津市要抓住机遇，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绿色金融拉动GDP增长，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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