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电视传媒――从阿多诺的电视理论谈起

试析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电视传媒――从阿多诺的电视理论谈起
论文关键词:阿多诺大众文化电视传媒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电视与他所批判的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文化商品化的结果，电视缺乏独特的审美意义。

在电视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看到电视在传播社会信息、促进文化繁荣，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大众文化流行时代电视节目存在庸俗、浅薄、审美价值缺乏的一方面。

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电视媒体应格守自己的传播功能和文化职责;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应该成为电视的主宰，而不能被电视所主宰。

一、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

1947年，阿多诺与霍克海默
合作的论著《启蒙的辨证法》完成，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哲学理论，而其中的第二章《文化工业:作为欺骗群众的启蒙》则被奉为研究当代大众文化的开山之作，它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基调。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指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包括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等。

它融合了艺术、音乐、政治、宗教和哲学等各方面，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

阿多诺还进一步把大众文化引申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并用文化工业来指称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

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抨击最甚的是其商品化倾向。

他指出，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之所以把文化产品商品化，无非是为了瞄准大众的钱袋。

“就艺术迎合社会现存需求的程度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

大众文化把娱乐消遣作为主要价值加以实现，便造成了精神快餐式的消费模式，这不仅把文化推向了单调平庸，而且把大众也推向了单调平庸。

文化与技术的结合所造成的恶果，不仅仅在于伤害了艺术的欣赏者―人，而且也从根本上摧毁了艺术本身。

他说:“当今，在这一缺乏想象的世界上，对艺术的需求正在增长。

这也包括大众的需求。

他们是借助于人们所发明的机械复制手段开始与艺术接触的。

遗憾的是，这些外在于艺术的时尚，无助于消除我们对艺术前景的疑虑，也不足以证明艺术的生命力犹存。

……表面上繁荣的艺术种类与艺术复制，正像传统歌剧一样，其实早已衰败和失去意义，可是官方的文化却不敢正视这一事实。

”
二、阿多诺的电视理论分析
(一)阿多诺对电视的批判
1954年阿多诺作过一篇题为《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的文章，以电视传媒为
例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阿多诺认为电视传媒与他和霍克海默致力抨击和批判的大众文化的其他形式没有两样，认为他们在基本结构和意义层面上如出一辙。

电视缺乏其独特的审美意义，只显示出一种被生产者操控的、“标准化”的审美模式，因此，观众并不能从中感受到艺术带来的真正的乐趣，却在欣赏电视节目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丧失了自己的审美趣味甚至人格。

用他的文化工业理论来分析
电视，阿多诺发现，电视节目是经过精心设计而拥有多重结构的，目的就是从不同的心理层面上来麻醉观众，实现对观众的思想统治。

比方说，一出电视节目表面上看是反专制主义的，可是表面之下总是有“潜在的信息”，不是观众个人的意识所能控制的。

所以，专制性质的政治和社会趋势，总是在无意识层面上向观众灌输，叫他不知不觉之间中了毒害，还自鸣得意，最好心甘情愿就成了专制主义的帮凶。

可见，电视是和大众文化的其他形式一样，已经成为心理控制的意想不到的好工具。

阿多诺发现，电视的欺骗手段主要是一种“伪现实主义”，让观众身不由己陷人其中，常常会身临其境自比为节目的主人公。

比如说犯罪片，专制主义者摄制犯罪片的目的，是为了宣扬法制的力量，预防社会犯罪的发生，但是这类电视往往在展示侦破犯罪的过程中详细地创造出一种逼真的犯罪氛围，这样往往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应，与其说是在警戒犯罪，还不如说是在诱导犯罪。

即便节目的主题很明显是惩恶扬善，不知不觉中还是把犯罪的伎俩和过程演示给观众，把罪恶种进了观众心中，教会了观众怎样去钻法律的空子，怎样去犯罪，怎样去与警察周旋从而逃避追捕。

情节的过于细化、处理不当的感情渲染，往往使罪犯成为受人崇拜的英雄，观众对犯罪片中的主角的兴趣远远高出电视本身所宣扬的惩恶扬善的社会主题。

于是，电视中的犯罪活动会多次在现实生活中重演，这正好与专制者的动机背道而驰。

阿多诺曾预测:电视的目的就是要把电影和广播综合在一起，它之所以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还没有达成一致，不过，电视迟早要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会使审美迅速陷人极端贫困的状态，以至于在将来，所有罩在工业文化产品上的厚重的面纱都将被打开，都会以嘲弄的方式实现瓦格纳的总体艺术作品之梦，所有艺术都会融人在一件作品之中。

(二)对阿多诺电视理论的评价
在阿多诺时代，电视显然没有像今天一样在众多传播媒介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也就不能成为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批判的中心所指，但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多诺的电视理论倍受研究者重视。

后来许多评论者认为阿多诺对电视的批判有失偏颇，约翰・道克尔就曾经指出:在阿多诺看来，电视的目标因而就是一种伪现实主义。

它让观众身不由己认同屏幕上的东西，束缚他们令其“婴儿般地寻求保护”，就像孩子那样，寻求和期盼精神分析可以解释的安全保障。

阿多诺对电视的批判正是贯穿了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精神，阿多诺用他所宣扬的否定的辨证法指导他的批判精神，他的批判理论一直强调人的价值、情感，人的解放自由，看起来十分重视人本身，但是却忽略了大众文化的受众在接受文化产品时的主动性与选择性，忽略了由于个人的经历不同、心境不同、修养不同、社会处境不同、审美趣味不同而产生的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差异，忽视了各个体在接受同一类作品时会有不同的审美想象、审美领悟、审美创造等方面的艺术创造性、审美意境等等，而一味强调大众文化的均质化、平庸化、非个性化，这样带有偏见的研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必然只讲对立，而忽视同一性。

圈在这一点上，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费斯克与阿多诺的理解正好相对立。

费斯克把电视作为消费模式灵活性、体现大众主动性、辨识力和创造性的典范媒体来分析。

阿多诺选择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文化艺术，忽视了艺术自身的特性和发展规律，从意识形态人手，把艺术的社会作用夸大化，用文化批判来取代政治经济学批判。

虽然这样，阿多诺还是为后世的电视操控提前敲响了警钟。

1980年版的《传
媒手册》中有这样的统计:1979年春天，美国男人平均每周看电视超过21小时，而美国女人平均每周看电视的时间超过了25小时。

如果说普通美国人每天看4小时电视，这意味着65岁时他已经在电视机前坐了9年。

这并不是说这个人对屏幕上的电视情节多么的感兴趣，而是指他介人了这种传媒所构建和宣扬的思想体系当中。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电视技术高度发达，这个数字的增长幅度应该是很大的。

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拥有各类电视台数千座，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000以上，电视观众超过10亿人，各类电视台每年播出的节目总长度200多万小时少有数据表明，目前有近1/4的中国人每天要在电视机前度过全天1/8的时间，我国公众的日平均收视时间为2. 9小时，不少人整天沉酒于电视节目之中，无所事事，对电视己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依赖，电视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鸦片”。

很多人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的打开电视，如果有一天不看电视，就觉得生活缺少了什么，焦躁不安。

总体来分析，阿多诺的电视理论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三、阿多诺电视理论的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潮流开始兴起，其理论渊源几乎是清一色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

当代著名学者陶东风刊于《文化研究》第一辑的《批评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一文中就描述了上述文化现象。

当代学者在承续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主题的同时，也结合中国实际，对他们的理论观点进行改造和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的发展由过去的一元独霸或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存。

中国当代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加之当时“文化分析”研究再度掀起的另一轮学理意义上的文化热潮，也于有意无意间对社会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与80年代以前的保守封闭相比，当代中国文化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格局，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共存，同时，由于大众文化更能契合大众趣味、方便大众参与，能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从而成为当下普通大众中大规模流行的文化形态。

与此同时，现代电子媒介(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的迅猛发展，无疑又赋予了文化重构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特别是电视传媒，不仅打破了多元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而且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

它以全能文化的姿态、多维度地体现着其所具有的边缘性文化本质和全球化文化趋同的状态。

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盛行。

电视等现代传播媒体也只有面对市场，才能不断发展。

于是，电视媒介在对大众文化的依赖和放纵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与大众文化市场的消费达成共识，并表现出一种休戚相关的共谋关系。

在今天，电视和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不可分离。

首先来说，“电视改变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既成事实的，我们不能对电视对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采取“鸵鸟政策”。

近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了10000，可以说，中国城镇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电视社会，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家庭也有电视机。

与电视机数量膨胀和地位显赫状况相一致，电视文化成为当下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

大众文化的兴起带来信息客体的多元化，现代传媒和娱乐文化则乘虚而入，填补了精神文化的空缺地带。

电视就成了聚集家庭成员和共同文化趣味的社群成员的重要豁合剂。

看电视成了许多民众闲暇生活的全部。

现代家庭
结构也因为电视机的存在而发生了改变与过去的传统媒介相比，电视这种电子媒体集声音、色彩、动画效果于一体，反复冲击人们的视觉神经和记忆神经。

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够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使远处的事件进人日常意识，使我们与外面的世界在信息获取方面保持同步。

对人们来说，遥远的事件能和身边的事情一样熟悉，甚至比身边的事情更熟悉，它们被整合进个人经验的结构之中。

比如5 .12汉川大地震发生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正是通过电视这个快捷直观的传播媒体目睹了自然灾害带给人民的巨大灾难，灾难场面的直接视觉冲击让人们产生恐惧、震撼、同情的心理，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口号和行动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再比如通过电视人们可以观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精彩的竞技场面，观赏效果甚至可以优于现场。

电视能承载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和感情记录。

电视对受众几乎没有选择要求。

这也成为它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比如，许多电视节目都增加了互动环节，普通人、普通事、普通生活都可以走上荧屏，“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电视亲近大众、提高收视率甚至是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参与电视节目也逐渐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电视在价值观念导向、社会舆论监督、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电视集知识、教育、娱乐于一体，是促进家庭关系和睦、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

但是，电视传媒也是一把双刃剑。

全面开放的电视媒介不同于传统的书本媒介的地方在于它所传递的信息全面直观，荧屏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看到的电视节目都是一样的，由于受众的知识素养、社会角色、审美能力不同，欣赏电视节目的目的、心态不同，因而电视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就不同，正如鲁迅先生评《红楼梦》时说的:“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闹秘事。

”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背景，会产生不同的解读效果。

正如阿多诺所评述的法制类的节目，有人从中懂得了法律，约束了自己，有人却萌生邪念，甚至去以身试法。

电视摒除了过去按照不同年龄和阅读能力而把人分成不同社会场景的做法。

梅罗维茨因此认为，电视的广泛使用相当于一个大的社会决定，它允许非常小的孩子参与战争和葬礼、求爱和诱惑、犯罪谋划和鸡尾酒会。

较少的孩子可能无法理解电视为他们展示的性、死亡、犯罪和金钱的意义，或者也可能以一种稚气的方式理解这些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电视暴露给了孩子们几个世纪以来成年人一直不让孩子知道的许多话题和行为。

电视将儿童推进到了一个复杂的成人世界，并且促使儿童去问那些没有电视他们就不会听到或看到的行为和语言的意义。

我们看到，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平面化、娱乐化、商业化倾向借助传媒的力量不断散播着享乐主义与即兴意识。

在“眼球经济”的利益驱使下，部分电视节目以“满足观众需要”为借口，出现了“媚俗”倾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歌舞、综艺、文艺晚会等娱乐节目泛滥成灾，电视歌手大赛、模特大赛、选美大赛遍地开花，言情、游戏、搞笑、博彩等内容大量移植到各类电视节目当中，文化深度被削弱，电视文化呈现出一派典型的后现代文化景观。

这些文化现象正是以形象压抑与形象崇拜为主导特征的，文化应有的神圣性丧失，肤浅的形象游戏，表面繁荣，背后则是审美价值的失落与理性意义的虚无。

庸俗的电视节目带有深厚的商业价值，
审美价值的缺失让人感到厌烦，而缺乏艺术鉴赏力的观众只能是沉醉其中，成为此类电视节目的狂热追随者，正如阿多诺所说的人们表现出逃避现实的特征，开始丧失内在的超越的维度，习惯于无思想的平面生存模式。

在大众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的消费时代，电视更应该悟守自身的传播功能和文化职责。

作为一种传媒，人们过于看重了电视在传播信息知识、提供娱乐休闲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而忽视了它在塑造民族个性、弘扬民族文化方面的潜能和作用;作为一门艺术，电视过多地停留在外部世界的纪实表现层面，而没有经常地对人及其内心世界进行审美把握;作为工业化社会中的一个文化产业，电视过于明显地表现出它的商业面目，没有给予社会和公众以足够的人文关怀。

对此，南帆的论述相当中肯:“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
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带领我们进入了“图像时代”，无论我们认可不认可，接受不接受，我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生存于当今视觉文化传播所形成的氛围之中。

不论在居家住所或宾馆公寓，我们都难以离开电视这种以视像提供信息的传播媒介。

正确对待电视的态度，应该是理智地去分析“被看”，让电视成为我们生活、学习的得力工具，而不能让电视左右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沦为看电视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