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泰：中国早期文明中“城市”的发展阶段

罗泰：中国早期文明中“城市”的发展阶段
罗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译：许宏校：张良仁
研究学术语言并非英语地区（例如中国）的考古学时，首先应尽力理解当地学术文献中常用的术语。

当我们的研究成果用以进行跨文化的比较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譬如，要找出古代中国城市与其他早期文明的城市之间的异同之处，我们就必须首先确定通常译为“city”的中文词汇在语义范围上至少大致相当于我们在其他地区习称为“city”的现象。

我们应当注意到汉语的“城”一词是有多种含义的。

人们通常将“城”译成“city”（英语）、“stadt”（德语）、“gorod”（俄语）、“ville”（法语）和“urbs”（拉丁语）。

不过，这些印欧语系的词汇，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可以产生多种联想的语源。

“城”也是如此，它有“city”（城市）和“city wall”（城墙）两重含义。

前者的含义无疑来自后者，且是通过第三者，即意思相近于“城堡”（f ortress）的含义得来的。

前面所列印欧语系的词汇中，只有“gorod”（与英语中的“garden”有关，本来是指一个被保卫的封闭场所）的含义与之略为接近。

而且，汉语中的“城”（古音读?j??）与同音的“成”同源。

类似的渊源关系见于德语的“Stadt”（以及德语的“Staat”、英语的“state”、法语的“état”）和德语的“stehen”、英语的“to stand”、拉丁语的“stare”，都是“站立、建立”的意思，与古汉语“成”相同。

在当代学术著作中，“城”这个词还经常被用来表达与希腊语的“polis”、拉丁语的“civitas”、德语的“Stadtstaat”和英语的“urbanism”相关的更大的概念。

在现代人类学的影响下，“城市”（city）的存在已经被人们视为“文明”（civilization）出现的一项最重要的标志[1]。

由于汉语中“城市”这个概念很自然地被等同于“城”，也就是“城墙”（walls），所以有的中国考古学者不知不觉地将其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焦点专注于围垣聚落上。

然而，与世界上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大规模的、地位重要的围垣聚落（walled settlements）在中国的考古材料中却出现得较晚。

这似乎引起一些学者心理上的不适，他们为了给中国文明建构起尽可能早的起源框架，采取了一种非常宽泛的“城市”定义[2]。

不过，我对此却有所怀疑。

我认为，为了正确地理解早期中国城市文明（urbanism）的缘起，学术界或许应当放弃把“城市”与围垣聚落等同起来的思路。

再进一步，我们或许有必要质疑早期中国“城市”与“文明”之间的关联性问题。

这一点我后面还要再讨论。

简言之，我认为中国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形：成熟而复杂的国家形态的社会政治组织尽管已存在了许多个世纪，但它们的空间设施却缺乏其他地区的早期城市所具有的很多关键性的特征。

成熟的城市，以及显著的城乡差别，到了东周时代才得以出现。

中国先秦时代聚落的围墙以夯土筑成，材料虽坚固耐用但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图一）。

夯土也用于建造重要建筑的台基。

建筑本身的寿命极短。

他们大多为木构框架，墙或为木骨泥墙，或用夯土，或以土坯砌筑，屋顶则覆以茅草。

有时也许不用茅草，而是代之以木瓦。

瓦的出现似乎较早，但迄于战国时代仅有零星的发现。

砖的烧制则到了青铜时代最末期才出现。

在整个先秦时代，瓦和砖的使用还仅限于非常重要的建筑。

石头有时被放在柱坑内作为大型木柱的础石，或被用于某些夯土建筑外围的卵石散水；除此之外，石头从未被用作建筑材料。

图一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夯土墙断面（作者摄于2002年）
直到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大多数住宅和其他建筑还都是半地穴式房屋，覆以简单的茅草顶。

这样的建筑，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定居生活的初始阶段，其使用寿命比台基式木构建筑还要短。

因此，即使是使用时间很短的聚落，也是以互相交错打破的土坑组成，各种土坑遗存分布得密密麻麻，使考古学家们颇为困惑。

部分土坑是人们有意建造的住宅或贮藏建筑，而其他大量的土坑则是随意挖成的垃圾坑。

有意建造的建筑，后来也往往被当作垃圾坑使用。

地面建筑的夯土基址废弃后，常常被后来的土坑打破而损毁殆尽；而这些建筑又经常建造在更早的填满堆积的土坑之上。

保存状况特别好的时候，柱洞可以显示墙与支撑架构的走向，但一般的建筑物由于经过了多次重建，布局变得模糊不清。

尽管这些遗址发掘起来非常棘手，但80多年的田野工作还是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可以用来重建先秦时代的雏形城市与城市聚落发展的脉络。

下面我将以早期王朝的核心地区——黄河、淮河和长江中游以及山东半岛为限，勾勒出其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

1．肇始阶段公元前三千纪，新石器时代晚期；
2．形成阶段公元前2000年至前600年，含中国青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包括已有文献记载的商（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和西周（公元前1046年至前771年）时期；
3．发达阶段公元前600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它大体但并非完全相当于传统史学上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50年至221年）。

这一分期只是为了陈述上的方便,而不是在阐明某种关于“城市”进化的目的论。

我的简述也许会给读者一个整齐划一和单线发展的“城市”进化的印象，但在中国漫长的时空跨度上，这个过程要复杂得多。

许宏出色的综合研究从考古学上论证了先秦时代的城址，其中肇始阶段有40座，形成阶段有39座，发达阶段有428座[3]。

他用了“城市”一词，这是一个复合词，属现代汉语的新词汇。

尽管将来的发现无疑会修改许宏的统计数字，但这些数字的确表明城市在公元前一千纪的中叶，曾经有一个巨大的、或者说是迅猛的扩张。

我认为只是到了这一时期，城市才真正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现象。

即便具有某些城市特征的聚落在此前已经出现，但把这些聚落的存在看作是判定早期中国属于国家形态文明的关键因素，恐怕是一种误解。

--------------------------------------------------------------------------------
[1] Kwang-chih Chang:,“China Toward Urban Li fe,” in Courses Toward Urban Li f e, edited by Robert J. Braidwood and Gordon R. Willey, pp. 177-192, New Y ork: V 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1962 (又见Chang,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22-4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岡村秀典(編)《中国古代都市の形成: 平成９年度—平成１１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２）研究成果報告書》, 京都：京都大学, 2000; Shao Wangping:,“The Longshan Period and Incip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2000).1-2, pp. 195-2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

[2] Shao Wangping,“The Longshan Period and Incip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2000).1-2, pp. 203-206、216-219.
[3]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一、肇始阶段：新石器时代的雏形城市聚落
围以环壕（有时是矮墙）的村落，很早就出现于黄河流域的若干新石器文化和类型中。

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公元前五千纪的陕西西安半坡[1]和临潼姜寨[2]遗址，它们都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或依苏秉琦及其学派的提法，称为仰韶时代半坡文化[3]）。

这两处聚落各有6个左右的半地穴式房址群，每群有若干小的圆形房址环绕在一座稍大的方形房址周围。

每一房址群或许对应于一个（异族通婚的？）“大家族”，小房址则对应于一个核心家庭。

围墙为随意堆土垒成，而不是像后世城墙那样以劳动密集型的夯筑技术修建而成。

所有迹象表明，半坡期的遗址还没有形成一个三级聚落的层级结构（附近的墓地也没有形成类似的墓葬分级），即没有一般认为的城市文明（urbanism）的特征。

因而，把半坡和姜寨这样的围垣村落排除在“城市”（甚至“雏形城市”）范畴之外，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图二新石器时代城址：1.城头山 2.走马岭 3.平粮台 4.城子崖
按以往的认识，公元前五千纪和四千纪应属于前城市时代，但近年的发现使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在仰韶文化的一些村落，如甘肃秦安的大地湾[4]和河南郑州的西山[5]，发现了大型地面式公共建筑，它们可能具有宗教性的功能。

公元前四千纪的西山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让发掘者感到意外的是，环绕这个聚落有一周不规则形的夯土墙，该土墙修得相当坚固。

环绕以厚实的夯土墙并且年代极早的聚落也见于华南，如公元前四千纪屈家岭文化的湖南澧县城头山[6] （图二-1）、湖北石首走马岭[7] （图二-2），甚至更早的湖南澧县八十垱[8]。

如果这些遗址可确认为城市或雏形城市的话，我们就会期待它们处于一个多级聚落结构的顶端，但目前看来，它们似乎并不具备这种条件（墓地也并未显示出相应的墓葬分级）。

这种印象可能归因于田野工作的不足。

不过就技术而言，这些大型建筑基址和围垣的建筑方式是后来的雏形城市和城市遗址的鼻祖。

在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文化的若干地方类型中，目前已知的围垣聚落至少有50～60座[9]。

其中一例是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10] （图二-3）。

其围垣呈方形（185x 185米，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基本上为正方向。

围墙上的两座门不在一条直线上。

其中，坐落于南墙正中的南门更为重要。

用土坯建造的门卫房，表明该聚落对限制进出的重视。

围墙以内的发掘和钻探发现了许多长方形多间建筑（其具体数字未能确定），这些建筑以土坯砌墙，坐落在不高的夯土台基上，也基本上为正方向。

它们的平面布局尚未公布。

这样的建筑尽管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较为普通，但是与当时占主流的半地下式房屋相比，它们可以说相当壮观。

以这样
的方式建造的建筑可能是贵族的住所，或者是祭祀祖先的宗教活动场所，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自约公元前3000年以来祖先崇拜已用来宣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的合法性[11]。

由于礼仪展示在政治权威的运用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整个青铜时代的贵族建筑都同时承担着“宫殿”和“宗庙”这两种功能。

尽管我们还不能确认这类宗庙、宫殿在此时是否仅见于围垣聚落，但它们出现于平粮台，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即平粮台是一处享有特权的地方——一处“门禁社区”，贵族阶层借此有意把自身及其活动从大众分离出来。

平粮台围垣聚落的规模相对较小（约四个足球场大），大多数供养着贵族阶层的非贵族人口一定另有居处。

在后来在青铜时代的城址周围分布着非贵族人口的聚落，平粮台的“郊区”是否也有类似的聚落迄今还不得而知。

我们对这个遗址周围更大区域的聚落形态也几乎一无所知。

不过华北其他地区的聚落材料开始显示出三级聚落与墓葬的层级结构。

平粮台和其他贵族活动中心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而这个网络的空间范围包含着大部分后来成为早期中国王朝核心地区的区域。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材料仍然相当零散。

刘莉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思考[12]，但这些思考只是设想，还有待于相关材料的充分支持。

许宏则审慎地总结了当时他能收集到的尚不完备的材料[13]。

区域系统调查资料正在逐渐累积，例如在河南中西部的巩义和洛阳盆地[14]、山东东南沿海的两城镇[15]、内蒙古赤峰[16]等地开展的中外合作以及中国学者独立承担的考古项目[17]。

需要注意的是，龙山时代的诸城址间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别。

许宏明智地把它们按地域来处理[18]。

它们各自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相同。

受日益激化的政治气候的影响，一些遗址可能出于防御的目的开始筑城[19]；而另一些遗址筑城的目的则应是为了把礼仪中心的神圣空间同外界隔绝开来[20]。

由于这些聚落大部分尚未发掘，可以据以分类的主要标准是形状和面积。

例如平粮台，面积较小而形状却异乎寻常地规整；相反，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的面积达20万平方米[21] （图二-4），山东五莲丹土遗址面积有23万平方米，而离丹土仅1公里的日照两城镇遗址面积达90万平方米，它是东亚地区面积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22]。

依本人的意见，是否可以仅凭与青铜时代更为显著的围垣城市聚落间明显的传承关系，就把平粮台甚至城子崖这样的遗址看作“城市”，还是值得商榷的。

相反，在探索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市文明（urbanism）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当放宽研究视野，跳出围垣聚落的窠臼。

一个显然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有一些围垣聚落比附近的非围垣聚落要小得多。

我们可以设想一批贵族居住于一个小城堡里，而平民大众住在范围更大的、不设防的中心聚落，贵族对平民大众发号施令。

但具备雏形城市特点的也许并非贵族居住的小城堡（尽管有围墙），而更可能是人口较多的平民聚落（无论有没有墙）。

当然，在这类情况下，也可以将小城堡和平民聚落考虑为一座雏形城市的两个组成部分。

丹土和两城镇可能是这种二元雏形城市结构的一个实例，但是否如此，而且其是否有任何代表性，尚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科学出版社，1963年。

[2]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3] 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

[5]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7期,4-15 页。

[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7] 荆州市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4期, 16-38 页。

[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9] 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1-34页。

[1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21-36页。

[11] Liu Li,“Ancestor Worship: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Ritual Activities in Neolithic North Ch 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2000).1-2, pp. 129-164.
[12] Liu Li,Development of Chiefdom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in Neolithic China:
A Study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ttlement Patterns，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idem: The Chinese Neolithic: 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31-4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

[14] 陈星灿、刘莉、李润权、华翰维、艾琳《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2期，161-218页；Liu Li, et al.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Yiluo Regio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0.1/2(2002-2004), pp. 75-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5期，18－37页。

[15]方辉、加利·费曼、文德安、琳达·尼古拉斯《日照两城地区聚落考古：人口问题》，《华夏考古》2004年2期，37-40页；Anne P. Underhill, et al.,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n SE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5（1998）， pp. 453-474;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市两城地区的考古调查》，《考古》1997年4期，289-303页。

[16]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Gideon Shelach, Leadership Strategies, Economic Activity, 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Social Complexity in Northeast China （Fundamental Issues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1999.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 《考古》2005年5期,18－37页。

[18]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19] 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12期，69-74、85页。

[20] Paul Wheatley，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1971.
[2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231-233页。

[22] Anne P. Underhill et al.,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n SE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5（1998）.
二、形成阶段：早期青铜时代的族邑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城市”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规模。

位于河南郑州的商代前期都城，如果包括迄今尚未完全搞清的外城的话，面积逾13平方公里[1]。

在其全盛期的公元前15世纪，它应当是世界上容纳人口最多的聚落点[2]，其面积是日照两城镇和丹土面积总和的15倍多。

它的内城面积达3平方公里多（图三-1），几乎是平粮台面积的百倍。

像平粮台一样，这个城圈内也充斥着宫殿宗庙和贵族居所，但其巨大的规模则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遗憾的是，它们中的大部分都被后代建筑所压占[3]。

图三商代城址：1.郑州商城 2.三星堆遗址 3.盘龙城遗址 4.偃师商城
同时期规模相当的聚落见于相隔较远，但与商王国保持着松散联系的地方。

例如三星堆，位于遥远的四川盆地，有大约3平方公里的围垣核心区，周围1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是人口密集的郊区[4]（图三-2）。

中等规模、带有围垣的区域中心也有发现，如长江中游的湖北黄陂盘龙城[5]（图三-3），黄河北岸的山西垣曲[6]。

由于这两处遗址都位于商王国的外围，说城墙的存在出于防卫的需要的观点大概不无道理。

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围垣聚落中，迄今为止得到最全面的发掘的是河南偃师商城[7]（图三-4）。

其年代属商王朝前期，与郑州商城约略同时。

面积约2平方公里，周围有宽约16～17米的夯土墙，墙外还有6～7米宽的护城壕。

聚落中最早的部分是位于遗址南部的长方形的小城，此后向北和东两个方向扩展成曲尺形的大城。

已发现的五座城门和道路遗迹，表明城市布局具有接近磁北的方位观念。

遗址南部三分之一的部分为十余处大型夯土基址群，其中三座又各有自己的围墙。

最大的建筑是位于中部围垣（发掘者称为“宫城”）内西侧的2号基址，它在建筑规模最大时长度达90米。

发掘表明，围垣区的北部有贵族建筑和可能是池苑类的遗存。

大城内发现有制陶和冶铸作坊，以及其他手工业遗迹，其产品大概专门面向居住于此的贵族。

这里也发现了若干墓葬。

最近的发掘资料表明偃师商城主要是一个贵族聚落，一个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

居民似乎既有身份稍高的人，也有依附于贵族家庭的侍从和奴仆。

平民应居于他处，其聚落还没有在考古学上得到确认。

类似的情况可能也见于郑州商城，那里在中心
城址以外巨大的外城区域内，也有重要的手工业制造活动的遗迹。

令人好奇的是，与我们观察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情况相似，一些中国青铜时代较大的聚落遗址，包括一些公认的主要国家的都城都不见城墙。

一个早期的例子，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8]（图四-1），它或许是中原地区一个成熟的王朝国家最早的都城，其距离偃师商城不足10公里[9]。

同样，位于河南安阳的晚商都城殷墟，大概是先秦时代中国最著名的考古遗址，已有80年的发掘史，与二里头一样，这里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夯土城墙的证据[10] （图四-2）。

相反，考古学家发现了面积广大的宗庙宫殿基址、居住区、作坊、祭祀遗址和墓地，它们散布于洹河两岸约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但看不出明显的布局形态[11]。

另一个令人不解的情况是，中加合作进行的安阳地区聚落调查最近在洹河以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长方形城址[12]，时代上恰好早于殷墟都城。

防御上的需要似乎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偃师商城有城墙，而附近的二里头没有（除非是历史环境发生了改变，商作为来自东方的入侵者需要某种形式的军事防御，而此前生活在这一带的“夏”则不需要——但这只是一个姑妄听之的故事，考古学家应当避免谈及），以及为什么商在洹河北岸筑城而不在近旁的殷墟筑城。

图四三代非围垣都邑：1.二里头 2.殷墟 3.周原
--------------------------------------------------------------------------------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调查与试掘》，《考古》2004年3期，40－50页。

[2] 叶斐(Norman Y offee) 、李旻《王权与国家：比较考古学视野中的中国早期城市》，载于荆志淳、唐际根、高岛谦一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276－290页。

[3] 相关考古报告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4]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1年1期，63-66页；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
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2期，227-254页；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3-10页。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6]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古城东关（黄河小浪底水库山西库区考古报告之二）》，科学出版社，2001年；Jim A. Railey, Neolithic to Early Bronze Age Sociopolitical Evolution in the Y uanqu Basin, North-Central China，Ph. D.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1999.
[7] 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03-218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9] Sarah Allan, “Erlitou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ward a New Paradig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2(2007), pp. 461-496; 刘莉著，陈星灿等译《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Liu Li and Chen Xingca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2003; Robert L. Thorp, “Erlitou and the Search f or the Xia,” Early China16(1991), pp. 1-38.
[10] Kwang-chih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 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1] 杨锡璋、刘一曼《1980年以来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73-181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5期。

进入西周时代，围垣聚落变得尤为稀少。

西周的都城如陕西扶风和岐山的周原、长安的丰镐和河南洛阳都没有发现城墙。

显然，这一时期大部分诸侯国的都城也没有城墙。

其中一个无城垣的大型政治中心位于山西曲沃曲村，是晋国最早的都城，它兴盛于公元前1000～前589年[1]。

根据对曲村墓地墓葬数量的初步统计，在该遗址超过四个世纪的使用时期内，晋都成年核心人口的平均数量不足2000人[2]；其总人口数可能超过5000人，在其最盛期或许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虽然周原、丰镐、曲村和洛阳（以及二里头和殷墟）都没有城墙，但许宏把它们都看作是“城市”[3]。

尽管都有数量众多的人口，这些聚落内显然只有分散的贵族宗庙宫殿建筑群，它们的周围仍然是随意分布的半地下的民间建筑。

迄今所知唯一一处属于西周前期（公元前1050～前950年）的围垣聚落，是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都城[4]（图五-1）。

由于燕地处周王国遥远的东北前哨，防卫的需要大概是它筑有城垣的主要原因。

或许出于军事上的原因，燕都在西周前期之末就废弃了。

尽管未来的考古发现无疑会填补无城垣聚落的空白，但就目前所知，在此后的150年里，无城垣聚落的兴建和使用在中国极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