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化的弊端

教育行政化的弊端
第一篇：教育行政化的弊端
教育行政化的弊端
—大学教育行政化弊端什么叫教育行政化，说白了，就是教育官化、教育权力化。

教育中的一切，不是教育自己说了算，而是教育之外的行政官员说了算，因为他们握有掌管教育资源的权力。

就这次拜年通知，它的要求对象是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大学；通知的口吻完全是指令式的，就是在下达任务。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教育部和所有这些学校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行政意义上的上下属。

下级服从上级，固然是行政领域中的铁定规律；但，行政的归行政，教育的归教育，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

教育领域不是要服从，而是要自主。

如果没有自由与自主，大学就不会有它的灵魂。

大学行政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曾经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但这一体制本身严重违背了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今天这一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障碍。

由于没有反映教育的本质性要求和特征，没有体现教育的专业性、自主性品质和精神主旨，现行教育制度缺乏内在的合法性及相应的权威。

以其规范的教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教育的理性方向，成为简单化、片面化的教育。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显示了中央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

针对争论数月的高校“去行政化”的教育改革，中央政府一锤定音，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教育部长袁贵仁透露，高校改革将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模式。

他认为高等教育行政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一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长期以来，我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是有行政级别的。

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为正局（厅）级，专科院校的书记、校长则为副局（厅）级。

进入21世纪之后，为加强对高校的管理，位列985高校的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干部，出现了所谓的“副部级大学”。

这一情况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很多弊病。

由于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由中央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

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乏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

从政府官员中选拔高校领导的做法，致使那些有先进办学理念、较强管理能力，但无行政级别者，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而那些从官僚体系中选拔上来的领导，对办学兴趣不大，更在乎领导岗位所带来的职务变动、级别变化。

这些人的首要身份是官员，其次才是教育管理者。

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1所985高校党政一把手进行调查发现，22名党政一把手中，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1人，占50％，其中，直接从教育部司局长岗位到这些高校任职的就有4名。

强化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可避免地助长大学的功利主义。

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2007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就批评了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导致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

他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这些弊端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影响下教育的本质错位
高校泛行政化、官僚化现象日益蔓延目前高校行政管理的泛行政化、官僚化主要体现在：
（一）：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官本位” 色彩依然浓重。

目前，我国几乎所有大学的整个管理体系都是按照行政原则，类似政府管理部门的体系建立起来，行政人员群体庞大，学术人员如教授、博士、学科带头人等与行政部门负责人身份混杂，高校对干部的考核、提拔、任命也效仿政府机关，要求比较严格，程序大体相当，且职务之间的待遇、权力、相应享受的权利差距较大，因此，很多行政人员都感觉在高校得到“一官半职”，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待遇条件和地位大不相同。

以这样的思想出发办学，结果可想而知。

在这样“官本位”意识的不断强化下，大多数情况下，很多高校教师都重自己的行政身份而轻自己的学术责任，对担任职掌权乐此不疲，对科学
研究敷衍马虎。

这些都导致了本质性的错位，大学在百度百科里这样解释:泛指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是指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的高等教育机构。

这里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的教育机构，说明整个的管理体系以行政为原则本身就存在问题。

（二）：行政机构难以“消肿”，人浮于事现象依然存在。

很多因为临时需要而建立的行政部门因时过境迁无事可做，但依然存在，没有淘汰，反映出了行政制度的不合理，和行政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如许多大学在扩张的时候都会建立基建处，招了很多人，定职给级。

但是在任务结束后，这些部门人员没有任务或任务很少，但和别的工作繁忙的部门待遇一样，仍然能坐享处长、副处长、科长的待遇，这种现象在高校层出不穷，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改观。

长此以往便会滋生出更多的问题。

（三）：扩张的个人欲望驱动官僚主义的滋生扩张。

随着社会经济意识的提高，高校各行政管理部门在“利益” 的驱动下，对有利可图的工作滥用职权，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尽最大可能为本部门或本人进行“创收”，人为的不顾集体利益设置工作障碍和关卡，不顾学校的利益和长远发展，“一心”为自己谋利益，该公开的流程和制度不公开，漠视国家教育的法律法规，人治大于法治，对于无利可图的工作则相互推诿，拖拉，造成人为的“管理停滞”等官僚主义作风和“衙门作风”。

教育中存在的过多的教育行政化。

使得办教育成了一些人敛取好处的场所，最终会导致本质的错位。

二、行政权力下学术与行政权力模糊导致的资源浪费
高校行政管理的制度缺乏创新也是教育行政化的弊端之一，行政管理制度化、法制化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长期以来，高校改革由政府主导，没有民间力量的参与，而且重点集中在教学科研运作和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因而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陈旧落后，并未得到关注与改革。

表现为：一方面，规章制度落后于管理的发展需要；干部岗位职责划分不清，工作中扯皮、拖拉现象时有发生；对行政管理工作监督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或
有法不依的局面，最终导致工作的失误；学校内行政会议多、文件多、指令多，而真正对教学科研起推动作用的事却被束之高阁；部门与部门之间各自为政、职责不清，导致高校教育资源隐性流失，影响高校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近几年高校的急速扩招，在校生人数呈现出较快增长，高校教职工迅速从“人员过剩” 变成“人员不足”，多数高校几乎所有方面的人员都出现“缺编”现象，大量招用新的人员成为高校用人的关键。

这样的变化掩盖了高校人员结构本身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导致改革无法向深入推进。

高校用人制度、人员结构、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深层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积累成为影响学校发展的诟病。

能够有效提高运行效率的机制需要尽快建立起来，学校的这些问题长期的得不到解决，使得属于发展学校本身和学术建设的资金被“瓜分”。

这些都显而易见的成为高校教育中资源隐性流失，阻碍学校发展的“绊脚石”。

同时，行政化导致高校领导职位成为某些干部官升一级的台阶，只是自己实现仕途理想的一个暂时的落脚点。

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便会另谋高就。

因此造成高校工作得不到连续。

频繁更换一所学校的校长，会导致大学发展难以形成独立发展的特色。

工作的阶段性也使得每一届领导能够尽力为学校谋发展。

只是做“太平官”，在自己的任期内不犯错，但在工作方面也没有任何进展。

所以行政化也让高校领导不思进取。

这些对于高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三、行政化导致高校学术氛围弱化。

尽管中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务。

第四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维护广大教职员工的合法权益。

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合法权益虽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在国家法律与教职工权益之间缺乏具体制度的衔接，没一个强有力的机制作保证，从而形成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方面模糊、学术权力弱化的局面。

在以往行政权力居于优势的现行制度，让没有
掌握“教育资源”的学术权力被弱化。

学术权力的弱化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高校是搞学术的地方却成了满足个人利益与权力的“角逐场”。

高校行政管理部分人员业务素养低，亟待加强高校业务人员素养就要进行行政管理改革，从认识上看，我国大多数高校把管理当作一般性的事务性工作，没有形成对管理工作的正确认识。

对管理工作和管理干部均缺乏应有的关注，形成了长期的片面化理解，认为管理工作“人人都会做，人人都能做”。

从来源上看，我国高校的管理者来源构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优秀教师或者各种优秀专业技术人员中选拔；二是留校任教人员；三是从社会应届毕业生中考试选拔：四是由政府官员中选择高校领导。

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由中央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

所以不管是以任何渠道进入到高校管理系统的，最终都会由于“行政化”成为弱化学术权力的主力军。

众所周知，教育制度与社会上的任何制度一样，其内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正、文明、合理、公开的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而如果缺乏这些特征，制度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进而制度的作用就会被无形中减弱。

而在我国教育领域中行政化的管理制度，使得管理者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协作合作关系，变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实质性的“上下级”关系。

管理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向教师发号施令，甚至要求教师们要对他们的权威表示敬畏，教师们却几乎没有质疑和反对的余地，也没有这种权利。

可以说正是我们长期秉持的行政制度抑制和掩盖了学术制度，造成了行政权力至上的结果。

而行政原则至上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教师的责任心。

这与我们提倡的发挥个体的积极性背道而驰。

行政化要求我们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是行政的一个重要原则。

教育行政化最大的弊端就是，导致学校有最大发言权的不是教师，而是教育干部。

正因为是教育干部，他们在学校里有比一般教师有更大的发言权。

权力一旦得不到约束，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

学校的教育干部比一般教师有更大的发言权，谁能保证他们不滥用权力呢，这不但损害了教师的利益，还会容易形成一个错误的
导向，那就是教得好，不如做干部。

在此错误的教育导向下，谁还会静下心来搞教育。

从这些出发，高校的学术氛围弱化便成了必然。

四、教育行政化引发的教育腐败
第二篇：高校行政化的原因、弊端及对策
高校行政化的原因、弊端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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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行政化的原因、弊端及对策
（柳曦男 1986.10 汉族北京硕士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8）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但是高校权力不断扩大，高校的领导级别不断提高，从而导致高我国高校的官僚化现象日益蔓延，高校越来越像个官府、衙门，不仅有官场的结构，还有官场的文化、官场的行事方式。

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使得学术创发能力日渐削弱，学术精神渐渐沦丧。

高校的官僚化现象已成为制约我国高校发展的最大阻力。

关键词：高校；行政化；解决措施一高校行政化的表现
（一）高校管理人员职级、待遇套用行政机构模式
高校本来是一个教育、科研机构，并非行政机构。

但我国（大陆地区）套用行政机构模式定位高校管理人员的职级和待遇。

比如：各高校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高的至副部级，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迄今为止，全国共有副部级高校 31 所、一般的高校也是正厅级。

而高校的级别也就是该高校党政一把手的行政级别。

一把手下面的机构设置，也完全是按照行政机关规格：即一般都有处、科等机构和相应级别的管理人员。

高校管理人员的薪资、待遇也是按照其相应行政级别配给，如校领导一般都配有专车、秘书等。

高校内的学院、系、教研室分别享受不同级别的待遇。

校的党政机关，除了几个自己独有的部门外，基本上也是按照政府的模式设置的，例如党办、组织部、宣传部、监察处、审计处、基建处、保卫处、工会、团委等。

（二）高校领导干部任免方式行政化
国际上，高校领导一般都是由高校教职工群体民主选举产生。

但我国高校的校级领导却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任，省属高校校级领导干部的任免权由省教育厅掌控，例如，河北大学的校长的任免权掌控在河北省教育厅手中。

部属高校校级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则由教育部掌控，例如，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校长任免权掌控在教育部手中。

甚至有的地方，地方高校的中层领导干部的任免都得经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审批。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我国由于高校被当作行政部门，所以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个别领导干部的级别待遇问题，就把一些根本不懂高等教育的政府官员任命为高校的校级、院级领导。

（三）高校管理运行行政化
我认为，高校管理运行行政化有两个体现：一是高校运行管理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直接领导；一是高校内部也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

政府不仅管高校的人、财、物，而且还管高校的具体运行，例如重点学科评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教学评估、专业的开设等，都由政府决定。

总之，事无巨细，政府部门都向高校发号施令；事无巨细，高校都向政府部门请示汇报。

政府对高校如此，高校内部管理亦然。

校学术委员会由校领导和院（系）领导组成，院（系）学术委员会由院（系）领导和教研室主任组成。

没有行政职级的普通教师，学术研究水平再高、学术研究成果再多、社会影响再大也很少有话语权。

由于我国高校体制的官本位，必然导致行政权力至上，行政权力垄断学术，形成“谁的官大谁水平高，谁官大谁真理多，谁官大服从谁”的局面。

（四）教学人员屈从、听命于行政机构
我认为，高校本应是一个搞学术研究，做学问的地方。

在这里，教学人员、学生应该是主体，而行政人员应该扮演服务者的角色。

如果没有教学人员、学生的存在，那么学校和学校的管理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本应是高校主体的教学人员、学生却成为行政人员的附庸。

在现在的高校中，行政人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占有了大量的资源。

而在这些资源中，就有教学人员日常工作中所需要的资源。

教学人员为了我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得不依
附于行政人员。

甚至在有的高校中，教学人员完成的学术任务完全符合学术标准，但是行政人员依然以未符合行政标准为由对教学人员加以批评。

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术权威依附于行政权威。

（五）高校在许多资源、利益分配过程中常常向行政管理人员倾斜
我认为，高校应该根据高校自身的长远发展合理的分配校内资源。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高校的行政人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占有了大量的资源，然后根据自己的利益取向来分配这些资源。

这严重影响了高校的发展。

不仅如此，高校的利益分配也常常向行政管理人员倾斜。

就拿高校中最常见但却是争议最多的年终奖为例。

我在《南方周末》读到一位大学讲师题为《年终奖，我不满》的来信。

来信说：“云南某农业大学计划发放2009年终奖：助教800-1200元，讲师1500-1800元，正副教授2000-3000元；一般科员5000-6000元，副科至正科级7000-9000元，副处至正处级18000-21000元，副校至正校级金额保密。

”［1］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该校的年终奖分配直接和行政级别挂钩。

我想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严重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不利于高校学术研究的发展和高校水平的提高。

二高校行政化的危害
（一）争权夺利，无心治学
高校机构设置的泛行政化，不同职级的人员享受不同待遇，从而造成大学的行政人员，教师甚至一些在校领导机构、院领导机构工作的学生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用于权利和利益的明争暗斗中，从而忽视了对学校、学生以及教学的管理。

甚至在一些行政化严重的高校，其行政工作人员、教师甚至学生普遍缺乏一种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之心和虔诚之心，取而代之的是对“行政权威”的羡慕，甚至仰视、顺从。

其中不少教师把做“校官”作为人生的信条和行为取向，而对教书育人这一本职工作的兴趣在下降，做学问的直接动因往往是以此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

甚至一些教授也渴望当官，他们可以不当教授，但非去竞聘一个校行政官员不可。

当然，这些人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大学里开会，哪怕是学术性的会议，
也要按级别说话。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做校行政官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也就是在为自身赚面子、赚资本。

而且更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我们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以校长，校党委书记为首的校领导主管行政，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主抓教学。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教授们对校长、校党委书记甚至院长，无论在行政上还是在学术上，都俯首恭听、唯唯诺诺。

这种不良风气令很多学术上有极大发展前途的青年学者就此停步不前，损害了大学的学术主体性，造成了中国大学（大陆地区）及其教授们基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新能力的下降，我想这也许就是我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泛行政化的严重后果是滋生浮躁，在学校里形成了这种不利于学术发展的价值导向。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如果中国的大学都这么行政化，就没有希望，学术在衰退，那还谈什么诺贝尔奖，还谈什么大师。

是什么使学术衰退，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去追求行政权力了，讨好行政权力去了，就没有人坐下来兢兢业业地做学问。

”［2］
（二）对教育质量、人才培养的影响
在中国现在的高校中，从一名普通的讲师升到副教授乃至教授，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发表论文的数量。

这就使得教师们热衷于论文的撰写，从而忽视了教学。

而且教师在撰写论文时偏重于数量，忽视了质量，生产出大量的学术垃圾。

更有甚者为了完成学术任务，采取学术剽窃的方式。

在当今的高校中学术抄袭事件屡见不鲜。

由于现在的大学生著作所有权意识不强，再加上自己的老师掌握着自己学习成绩、毕业的生杀大权，从而使得有的教授剽窃勾当成功，这些固然是重要因素。

但我看来它们对“抄导”们而言充其量只是外因，即是抄谁不抄谁的选择问题，并非抄与不抄的动机问题。

学过政治的人都知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如此，“抄导”们剽窃的内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老师将大量时间用于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上，导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学术研究，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天职为兼职，视神圣的学术为进入权力场、名利场的敲门砖。

当平静书桌前的青灯变成推杯换盏的霓虹灯，当学富五车变成肠肥脑满，如果不剽窃，怎能完
成一堆打着权力烙印的学术基金项目？如果不剽窃，又怎能保证自己“名利双收”呢？看来，有了在大学行政化浪潮中极少有教授能心静如水的前因，大学学术腐化、抄袭剽窃成风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曾经做过多年高校教务处长的沈志刚认为：“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越来越像GDP，比如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等，所有这些都是由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做，这与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层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

从学校到教师，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环境及管理模式，有时就会投机取巧，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3］
其一，高校已经形成封建社会的家长制。

例如，高校的党务方面，校党委书记说了算；高校行政方面，校长说了算。

校领导的话就是圣旨。

昔日的教书匠，一旦当上党委书记、校长，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谦卑谨慎、民主作风不见了，凭添了官老爷的霸气。

讲排场、摆阔气、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消费等。

其二，财、物按权分配。

高校津贴奖金由高到低按行政级别分配，校领导拿最高档次，教师按职称套相应的行政级别。

无行政职级的教师必须完成相应的教学、科研任务才能拿到津贴奖金，而党政官员则没有工作量要求。

其三，近亲繁殖，排斥异己。

高校在提拔干部、引进人才上，标准往往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子关系。

你提拔我，我维护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其四，单纯追求个人经济效益，而不顾学校发展。

有些高校领导就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一样，把创收放在首位，不顾社会影响，不顾教育质量，大搞教育产业化，将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场。

其五，有些高校领导为了政绩，盲目扩张，搞大而全，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有的为了获取上级好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作表面文章。

高校泛行政化很容易导致外行领导内行，或是非专业指导专业的局面出现。

本应作为学校主体的教师、学生及其组织基本上没有关于学校重大问题决策、维护切身利益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他们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得不到切实保障。

甚至校内的行政官员凭借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做到少劳多得或者不劳多得。

而高校的普通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