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钟嵘诗品

钟嵘的《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

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是一篇概括性的评论文。

如史记记录帝王生平一般，《诗品》较为全面的描述了这段时期诗人的整体风貌和思想品质，活脱脱像极了当今的诗人素质评价。

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钟嵘看来，对诗而言，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二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

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但在另一方面，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

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

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

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等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

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藐视他人的原则错误，但事实上，前人的影响也确实不容否认。

另外，就自身文体而言，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

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三是重视诗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

对于其对现实文学的不满主要有：
1. 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
追求声律的两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钟嵘认为，诗歌本来是作家在外
物感召下真情实感的表现，大量堆砌典故的风尚，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健
康发展。

2. 为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

当时大多数人不承认五言的诗歌形式在
诗坛的应有地位。

钟嵘却提出四言的形式过时了，这种议论为诗歌形式的历
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3. 关于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

钟嵘从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着眼，很重视历
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
系统的看法。

他不仅为风格流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途径，而且对具体作家、
作品也有一些言简意赅、颇有见地的评论。

但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

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

他对建安诗人所继承的传统缺乏正确判断，正和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

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

他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于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虑到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同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他的风格流派的研究不仅显得混乱。

他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

历史影响钟嵘《诗品》是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

篇二：钟嵘诗品序原文与翻译
原文：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

夏歌曰“陶乎予心。

”楚谣曰“名予曰正则。

”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

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

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

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

诗人之风，顿已缺丧。

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译文：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

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

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

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

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

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

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

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

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

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

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

原文：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

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

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

尔后陵迟衰微，迄於有晋。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

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
风力尽矣。

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

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

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

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

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

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译文：
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

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

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

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

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

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

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

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

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

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

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

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

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

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若专用比兴，
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

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译文：
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

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

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

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

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中的最高的境界啊。

如果专用比兴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辞就滞涩。

如果专用赋法弊病在用意浮浅用意浮浅文辞就松散甚至于嬉戏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辞就没有归宿有芜乱散漫的拖累了。

原文：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

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

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

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

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

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

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

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

徒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矣。

译文：
至于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是四季的节令气候给人的感触表现在诗歌里的。

好的集会寄诗来寓托亲情离开群体依托诗来表达怨恨。

至于楚国臣子离开国都汉朝的妾媵辞别宫廷有的尸骨横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着飞去的蓬蒿有的扛着戈矛出外守卫战斗的气氛雄起于边地在边关的客子衣裳单薄闺中寡居的妇女眼泪哭尽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辞官离朝一离去就忘掉回来女子有扬起娥眉入宫受宠再次顾盼姿色动人倾国倾城所有这种种情景感动心灵不作诗用什么来舒展它的情义不用长篇的歌咏用什么来畅抒它的情怀所以孔子说“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恨。

”使得穷贱的人容易安心隐居避世的人没有苦闷的要想如此没有比诗更好的了。

所以诗人作者没有不爱好作诗的。

现在的士子俗人作诗这种风气是很炽烈了。

刚刚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开始学习文字并且一定心甘情愿地为写诗奔忙。

因此平庸的声音杂乱的体裁的“诗”却人人自认为容貌可人。

以至于使富家子弟以作诗文采不如人为耻辱夜以继日地点缀文辞吟哦词句独自观赏自认为精妙绝伦众人观看终究沦落为驽钝平常。

其次有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旧笨拙说鲍照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其诗格调高古谢脁今古无人可比其诗雄视千古。

可是效法鲍照终于比不上“日中市朝满”学习谢脁只能低劣地学到“黄鸟度青枝”。

徒然自己被高明抛弃与文人一流毫无关涉了。

原文：
原文：
译文：
《带经堂诗话》读书笔记
除了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是我接触的第三本古代文论著作。

结合自己查阅的王士禛的资料和《带经堂诗话》对于“神韵”一说有了初步的理解。

王士禛强调诗歌风格的“无迹可求”、“兴象传神”，称颂王维诗“兴会神到，自然高妙”，孟浩然诗“兴会超妙，不似后人章句”（卷三）。

看上去王士禛似乎颇为推崇《渔洋诗话》，取出其中两句点评王维和孟浩然的诗，这两句显然是在说神韵，称赞二人的诗作自然传神，韵味深远，他们诗作的意境高远，意味深长。

仅仅是浅读《带经堂诗话》没有办法透彻理解“神韵说”，目前我对它的理解是，“它所指的是诗歌意境，以及诗歌语言的韵味。

”篇四：钟嵘诗品原文+翻译
钟嵘《诗品序》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

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

夏歌曰：“陶乎予心。

”谣曰：“名予曰正则。

”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

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

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

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

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

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

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

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

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

诗人之风，顿已缺丧。

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

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

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

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

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

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

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

尔後陵迟衰微，迄於有晋。

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

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

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

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

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

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

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

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

元嘉中，有谢灵运，
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

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

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

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

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摹仿其大概，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

（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

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

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

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因物喻志，比也；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中的最高的境界啊。

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

如果专用比兴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辞就滞涩。

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如果专用赋法，弊病在用意浮浅，用意浮浅，文辞就松散，（甚至于）嬉戏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辞就没有归宿，有芜乱散漫的拖累了。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至于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是四季的节令气候给人的感触表现在诗歌里的。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

好的集会寄诗来寓托亲情，离开群体依托诗来表达怨恨。

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至于楚国臣子离开国都，汉朝的妾媵辞别宫廷，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有的尸骨横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着飞去的蓬蒿；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有的扛着戈矛出外守卫，战斗的气氛雄起于边地；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在边关的客子衣裳单薄，闺中寡居的妇女眼泪哭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辞官离朝，一离去就忘掉回来；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女子有扬起娥眉，入宫受宠，再次顾盼（姿色动人），倾国倾城：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有这种种（情景），感动心灵，不作诗用什么来舒展它的情义？不用长篇的歌咏用什么来畅抒它的情怀？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所以（孔子）说：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

使得穷贱的人容易安心，隐居避世的人没有苦闷的，（要想如此）没有比诗更好的了。

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

所以诗人作者，没有不爱好（作诗）的。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

现在的士子俗人，（作诗）这种风气是很炽烈了。

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

刚刚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开始学习文字，（并且）一定心甘情愿地为写诗奔忙。

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
容。

因此平庸的声音，杂乱的体裁（的诗），（却）人人自认为容貌可人。

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以至于使富家子弟，以（作诗）文采不如人为耻辱，夜以
继日地点缀文辞，吟哦词句，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

独自观赏，自认为精妙绝伦，众人观看，终究沦落为驽钝平常。

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

其次有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旧笨拙，说鲍照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其诗格调高古），谢脁今古无人可比（其诗雄视千古）。

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

可是效法鲍照，终于比不上日中市朝满；学习谢脁，（只能）低劣地学到黄鸟度青枝。

徒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矣。

徒然自己被高明抛弃，与文人一流毫无关涉了。

岂是出于经书史籍？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观察古今的佳句，多不是拼凑假借古人词句，而都是由于直接抒写。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

颜延之、谢庄的诗，用典更是繁多细密，在那时（诗风）受他们的影响。

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

所以（刘宋）大明、泰始中间，诗文大几同于抄书。

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

近来任昉、王融等，不看重文辞（本身）的奇特，（只是）争着运用无人用过的典故。

从那时以来的作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遂使句子里没有不用典故的话，话语中没有不用典故的字，拘束补缀，损害诗文已经很厉害了。

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可是诗歌写得天工自然没有雕琢的，很少能碰到这样的人。

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

文辞既然失去高明，就只会增加典故，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虽然失去天才，姑且表现学问，也是一种理由吧！
十、钟嵘《诗品》译文
《诗品序》译文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

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

（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

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

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

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

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

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

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

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

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

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

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

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

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

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

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

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

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

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

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

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灵运是元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