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我为什么不愿成为道德模范

公方彬：我为什么不愿成为道德模范
当模范会聚焦社会目光，又因树为标杆而引起一些人效仿。

前者可带来荣誉感，后者会获得人生价值实现，故绝大多数人愿意当典型，做模范。

但我不愿意再当先进典型（曾两度被树为先进典型），尤其不愿做道德模范。

每一个关心社会安宁和生活幸福的人，都会关注中国的道德建设，但要真正回答好这个命题并不容易，因为这虽然属道德的范畴，但牵扯面却十分广泛，因为这原本就是人生和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

又由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将其上升为治国方略，所谓“以德治国”，情况更不一样。

比如，“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明，儒家文化或孔孟思想是将政权建筑于血缘伦理，抑或道德之上。

不仅如此，当下主流社会倡导和推行的道德，更是以政治为基础，或者说是由执政党和政府来主导和推动，且注入了大量的政治元素。

这一点，相对于西方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

西方的道德或慈善奠基于宗教，同时借助教会和非政府组织推行。

所以，要真正把道德讲清楚，必定触及我们的精神系统或者意识形态。

道德建设很重要，关系着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感受乃至幸福指数，进而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所以，政府不遗余力推动道德建设。

问题是其间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在大力倡导道德的同时，因为内在逻辑关系，而形成对道德的抑制。

这一点尤其反映在道德模范身上，由于悖论导致其社会角色有点尴尬。

这里可以借个人的道德体验佐证。

我曾拒绝单位连续三届推荐参评全国道德模范，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自己认定且存在于内心的道德模范的基本标准起抑制作用。

我向来认为道德模范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先进分子，这个群体品质应当更纯洁高尚，因为其不仅关照人们灵魂深处最敏感的神经，并且一举一动影响甚大，特别是与道德相背离后的行为会产生超大负面影响力，比如，垮掉一个典型会抵消树立几个正面典型作用，并且道德典型的认定层级越高，负面影响越大。

我认为自己达不到这个标准，更无法保证不产生负面影响。

或者
说，我纯正但不纯洁，属于白璧有瑕，既然有瑕，就不应进入道德模范的队伍。

这不是能不能说服别人，而是无法说服自己。

另一个是虽然有比较丰富的道德实践，但与秉持价值观存在冲突。

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已经讲到自己的道德实践，比如，在长达37年的时间里，以近250万元的工资稿费讲课费，资助900多名贫困学生读书，且有500多人考上北大、清华等高校，此外至少帮助两名寻短见者回心转意，给予许多有志成才的青年以支持帮助……。

从这些所作所为来看，应当具备一定的参评资格。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和家人都不愿意接受“道德模范”的荣誉呢？因为我从事道德研究，已谙得其间的问题和矛盾。

其一便是，我们国家所有英模典型中，最难当的是道德典型，甚至有些尴尬。

比如，不管进行了多么丰富而又持久的道德实践，只要接受组织给予的荣誉，必被人疑为“沽名钓誉”。

相反，不接受任何荣誉，自己很安宁，久而久之，还会得到别人的真诚认同。

走遍世界便会发现，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人们对道德者的置疑有我们这么多，道德者就是道德者，不道德者就是不道德者，没有必要怀疑和置疑，至少没有必要给予这么多的怀疑和置疑。

然而，我们却很难不被怀疑置疑。

究其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

从先贤们设定的道德体系看，原本就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和瓶颈。

依照先贤们的思想和设计，社会关系基于血缘，血缘越近，关系越密切，在此基础形成的道德便是“五伦”道德，也就是“熟人道德”。

哪怕超出了血缘关系，也还有乡邻、同门、战友……，一圈圈扩大开去。

这种道德或慈善注定行近拒远。

所以，当你的道德行为诉诸于毫无关系的人，别人便无法不怀疑动因。

从我们现行的道德与功利关系的处理方式看，也存在着置疑缘由和空间。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精神奖励向物质奖励倾斜，久而久之，行道德必得利益，并且越来越趋向于精神物质双丰收。

比如，学雷锋典型一旦成为国家级，甚至可以晋身于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它层级的认定，也会获得与认定等级相一致的荣誉和职位。

如此，人们很难不从结果倒推道德者，是否以道德行为开辟人生新路。

可悲的
是社会上又的确出现了大量“双重人格”或道德“两面人”。

到这时，真诚道德者也会被误解，既然有被误解的可能，品德高尚者也便不会置身其中。

为什么世界多数国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其先贤设定了所有人与上帝等距离关系，既然等距离，那么，慈善或道德也就有了超出亲疏，因而没有置疑的空间。

再加上他们严格区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保证了利益无法由“道德”而来。

比如，我到加拿大访问，曾专门问及荣誉奖励背后是否辅之以物质奖励，得到的回答是，“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是两码事”。

其实，较少有人置疑外国人在中国的道德行为，已经说明其间的差异，及其问题要害。

当然，我们也有道德认同，这就是道德者已绝无政治和利益诉求之时。

比如，由体制内而体制外，或由“组织中的人”成为一介平民或耄耋老人，人们容易打消怀疑，就如同甘祖昌将军与夫人在农村老家生活至迟暮，这时大众都相信他最初选择之真诚。

也是这样的原因，我高度认同“北京榜样”评选以“草根”为重点，因此长期担任评委或颁奖嘉宾。

此外，还有许多模板化认定和标准化宣传，也与我的心理接受不一致。

因为道德治国的历史和文化，或者说我们没有宗教偶像，因此采取了“造神”的方式，于是有了“树典型”、“选拔典型”。

既然是“树”和“拔”，很难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很难不“红花扶绿叶”，这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甚至是脱离群众引起反感的原因。

我与媒体界的朋友交流时说，典型的正面形象是你们宣传的，同时负面情况传播常常与你们的传播有关，因为采访过程中你们了解到更多正面负面情况，有的非你们传播而不会有人知。

所以，有时最不认同典型的是你们。

许多人笑。

有许多人就置疑过我的道德行为，甚至有教授在网上质问我资助学生的钱哪来的。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置疑者才越来越少。

所以，我不愿意当道德典型。

我相信，何时道德不再典型，典型了不再尴尬，中国的道德才进入了良性循环，步入应有境界。

（心路，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