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物语集》的秦始皇叙事及其对华意识

第34卷第1期2251年1月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ornat of Yantal University(PhOosophy anO Sociat Scieace Editioo)
Vot.34No.1
Jan.2021
《今昔物语集》的秦始皇叙事及其对华意识
赵季玉12
（1.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89；2,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北京1014）
［摘要］日本说话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今昔物语集》两篇中讲述了秦始皇时期佛法东渐故事与秦朝建国灭亡史。

编者对秦始皇故事的阐释与再构建，对故事位置的"巧妙"安排以及对中国叙述与日本叙述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折射出平安末期的日本欲宣示其优越性的对华意识。

它伴随律令制在日本逐渐解体而生，是政治局势在文化层面上的反应，是日本自我意识觉醒、民族主义膨胀的表现，也是日本人在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构建中向华夷秩序的中心中国主张自我的结果。

其实质是古代日本在自卑与自大的交叉挣扎中酝酿出来的一种扭曲心态与自我臆想的产物。

［关键词］《今昔物语集》;秦始皇;对华意识;抗衡;优越感
［中图分类号］I1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2-314（2620）61-0658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1950/ki.issn122-314.2220.60.026
《今昔物语集》为日本“说话文学”之集大成者，成书于平安时代（794-112）末期，全书由“天竺部”“震旦部”“本朝部”三部分构成,“天竺”即古代印度，“震旦”指古代中国，“本朝”即日本,事涉中、日、印三国。

其眼光不局限于日本,对日本佛教影响巨大的中国也是关注的主要对象,中国历史人物、传说故事等也自然成为编者的叙述对象，秦始皇便是其中之一。

该书以秦始皇为主人公的故事共计两篇，分别为第六卷第一篇“天竺僧于秦始皇时来震旦”、第十卷第一篇“秦始皇于咸阳宫治世”，讲述了秦始皇时期佛法东渐故事与秦朝建国史”
围绕这两篇故事，日本研究界主要关注阐释其被置于第六卷与第十卷开篇的原因。

宫田尚认为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现了大一统的皇帝,他统一了文字、度量衡、货币等，整备了官制与法律，离开秦朝或者秦始皇便无从谈论中国历史①；小峰和明认为是为与第十卷第一篇相呼应、体现了编者的中国历史认识②;前田雅之认为虽然佛法遭到了秦始皇的破坏，但
［收稿日期］2520-05-03
［作者简介］赵季玉（14-）女，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2匕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在站研究人员2匕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跨文化交流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唐间丝绸之路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1ZDA25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日本古代文学中的咸阳宫书写研究””
①宮田尚：『今昔物語集震旦部考』東京:勉誠社2992年，第60页。

②小峯和明校注:『今昔物語集』第2册，東京:岩波書店,193年-199年，第6页。

第1期赵季玉：《今昔物语集》的秦始皇叙事及其对华意识59
佛解救了释利房等人，这是佛法威力在中国的首次显示①;原田信之认为是为彰显世俗权力之无常②;三田明弘认为第十卷前三篇讲述秦史与汉史,编者想通过君臣关系与天意的互动关系讨论帝德问题，其中，秦始皇是帝德摸索阶段，属于反帝德故事，第二、三篇中的刘邦为帝德显现时期③”
日本学界主要从秦朝与秦始皇的特殊性对故事的设置目的进行了解读。

但对于秦始皇故事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平安后期文人的对华意识并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将在分析《今昔物语集》中有关日本佛教史与国家史叙述情况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中国佛教史与国史中的秦始皇叙述,探讨《今昔物语集》中秦始皇故事在哪些维度上对中国文学进行了接受与改编，同时，结合两个故事的共性（皆为负面、消极），揭示背后的“抑中扬日”之对华意识,并分析这种对华意识与平安中后期产生的国家意识之间的关系”
一、“恶王”秦始皇
为了更深切地理解编者构建秦始皇故事的目的,首先了解一下《今昔物语集》的结构及其对日本佛教史与国家史的叙述情况。

《今昔物语集》的故事有严格的编排制度。

全书在天竺、震旦、本朝之下，按照院政期的主导思想“王法佛法相依理论”④,将故事群进一步分为“佛法”与“世俗（王法）”两类，然后按照故事重要程度依次排列。

因此，每卷开篇或开头数篇故事意义重大，代表了该书对三个国家的认识与定位”日本佛教史开篇为第十一卷第一篇“圣德太子始于本朝传播佛法”，直至第十二篇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历史叙述。

其中，第一篇讲述了圣德太子在日本成功初传佛教的故事，第二、三篇记载了行基、役优婆塞二人的日本布教史，第四篇至第十二篇记载了日本僧人道昭、道慈等赴中国学法后回国创建宗派的过程。

在这段历史叙述中，圣德太子三人的布教事迹被列于赴中国求法僧人事迹之前，而且编者极力将太子塑造为无师自通之人。

众所周知，日本佛教由中国经百济而传入，所以，上述排列顺序显然与历史不符。

这种叙述方式，一是将日本佛教发展的首功归于本土人士，夸大了日本本国的功绩，努力营造日本佛教的自主性，二是模糊了中国在日本佛教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日本国家史开端为第二十一卷，遗憾的是该卷“诸本遗缺”一般认为编者原本打算在本卷记述皇统系谱与治世景象,只是最终没有成稿。

⑤但是，从第二十二卷日本贤臣故事群皆为颂扬谭可以推测，第二十一卷亦应为积极的正面故事。

再结合向来以“万世一系”向中国朝廷夸耀的古代日本使节或文人的表现来看,编者几乎没有可能会在该部分批判皇统或反思过错。

那么，编者对中国佛教史与国史是如何叙述的呢？从后述内容可知，这两部分构建都是通过秦始皇故事实现的。

《今昔物语集》中的中国佛教史叙述以第六卷第一篇“天竺僧于秦始皇时来震旦”为开端，讲述了佛教东渐中土的故事。

秦始皇时，天竺僧人释利房与十八名贤者携带法门与佛经至中国。

秦始皇对他们的秃头、袈裟装束感到不快，询问清楚他们的身份和来处以后,将他们投入狱中。

狱中的释利房向释迦祈祷，如来现丈六金身踏破狱门将他们救出。

由此，佛教未能
①前田雅之:「今昔物語集震旦部巻十◎内的世界」，『国文学研究J190年第3期，第51页。

②原田信之:「『今昔物語集』震旦部◎年代分布一上限年代①意味见福田晃编“日本文学①原風景』，東京:三弥生書店，192年。

③三田明弘：「劉邦七始皇帝一『今昔物語集』巻第十冒頭三話①描＜君主像」，见梶原正昭、梶原正昭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会編:『軍記文学◎系譜七展開:梶原正昭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198年，第14页。

④小峯和明：“今昔物語集◎形成七構造』，東京:笠間書院,193年。

⑤小峯和明編:『今昔物語集艺学总人，京都:世界思想社,2003年，第299页。

60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4卷
在秦始皇时期传入中国。

该故事的原典①为中国的《历代三宝记＞（525年）②,后世的《释迦方志》《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广弘明集》《破邪论》《法苑珠林》《佛祖统纪》等也记载了类似故事”《历代三宝记》内容如下:
阿输伽....起八万四千宝塔....真丹国…
…处处皆有，彼時当此周敬王世二十六年丁未岁也。

……至第四主始皇帝……
三十四年所有典籍悉皆焚烧，唯医方药术
不在？限，降此悉灰。

缘是周代圣教灵迹
及阿育王造舍利塔，传记湮绝靡知所承。

又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房等十八贤者赍
经来化。

始皇弗从，遂禁利房等。

夜有金
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

始皇警怖稽首谢
焉。

佛未出前名而不录，起自庄王如
来诞世到乎汉始方纪历年。

③
《今昔物语集》对《历代三宝记》中相关记录的重新构建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叙述顺序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突出了秦始皇故事。

如引文所示，《历代三宝记》按照周T秦始皇T 汉的时间先后顺序论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最终的落脚点在成功上。

秦始皇故事只是佛教成功东传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编者引用它的目的是从反面例证佛法僧三宝灵验。

而《今昔物语集》在论述顺序上将秦始皇故事移到了开头，成为了故事的重点，周与汉的情形只是在结尾一笔带过。

并且，编者将原典中仅占五十字左右的秦始皇故事（从“又始皇时”至“始皇警怖稽首谢焉”）大幅扩充至千余字，整个故事中，秦始皇刚愎自用，对于超出自己认知范围事物之佛教坚决以最严厉的方式进行打压。

如此,原典中只是一条插曲的秦始皇故事在《今昔物语集》中被演变为故事的主干，且秦始皇的负面形象跃然纸上。

其次,2今昔物语集》与《历代三宝记》在词语表达方面的差异，有一处比较惹人注目。

引文划线部分,释利房等人被从监狱中救出以后,“始皇警怖稽首谢焉”这句话在《今昔物语
集》中被改编为“I甚为惊恐（「二于怖"給匕丿」）””虽然“甚为惊恐”前缺字,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对秦始皇的描述中不包含“稽首”与“谢”两部分。

这从其他日本文献中可以找到证据。

该故事另见于成书于《今昔物语集》之后的《宇治拾遗物语》第145篇“秦始皇将天竺来僧禁狱事”与《打闻集》第2篇“释迦如来验事””众所周知，日本的说话文学之间存在书承关系,这三者之间也不例外,《宇治拾遗物语》所收14篇震旦故事中8篇与《今昔物语集》重合，《打闻集》所收8篇震旦故事中5篇与之重合，存在高度相似性。

三书秦始皇故事内容也基本一致，为同文同话故事，学界一般认为它们根据相同的日本出典改编而来。

④《宇治拾遗物语》中的记载为：“向皇帝报告此事后，帝甚为惊恐”⑤，《打闻集》亦同。

据此可以推测，《今昔物语集》中应该也只有“甚为惊恐”一句。

也就是说，《今昔物语集》删除了原典中秦始皇跪拜佛祖并向佛忏悔的部分，其面对佛祖显灵时只有恐惧。

原典的表达意图是:虽然秦始皇时期佛教东传失败,但他最后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恨。

在这个过程中，“稽首谢焉”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秦始皇阻碍佛教传入的负面形象以及佛教未能顺利东传一事的不足。

但是，《今昔物语集》的用词则弱化了秦始皇从抵抗到服从的变化过程，即使佛祖显灵以后，秦始皇仍然是一位阻挠佛教传入且毫无悔意的帝王”
对于这样一位皇帝，《今昔物语集》借释利
①原典:与“出典”相区别，并非故事的直接出处,指作为故事源头的经典要籍”
②黒部通善:“『今昔物語集』中国仏法伝来説話①成立」『説話◎生成七変容◎研究』，名古屋：中部日本教育文化会,982年。

③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见《大正藏》第49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434年，第23页。

④宮田尚：『今昔物語集震旦部考』，東京:勉誠社,992年，第274页。

⑤小林保治、増古和子校注•訳:『宇治拾遺物語』，東京:小学館,996年，第481页。

第”期赵季玉：《今昔物语集》的秦始皇叙事及其对华意识61
房之口评价道:“利房悲叹，曰：’我为传授佛家教法，千里迢迢来到中土”只因有恶王,未曾闻佛法，我今蒙此重戒。

悲哉！……’”①“恶王”，是编者对该篇故事中秦始皇形象的整体概括与定位”
此外，故事结尾也值得注意：“由此，本应此时传入中土之天竺佛法就此终止，未能传入。

其后，东汉明帝时始得传入。

周朝时佛教曾传入中土，阿育王所造寺塔亦在此地。

但秦始皇焚书，正教亦全被烧光。

”编者虽然提及了东汉时佛教成功传入一事，然而，以“但”字作转折,再次强调了秦始皇焚烧佛教经典、破坏中国佛教的恶劣行为。

而同文同话故事《宇治拾遗物语》《打闻集》皆以“东汉明帝时始得传入”收尾,没有任何后续文字。

可见，上述结尾方式是《今昔物语集》的独创。

《今昔物语集》的一系列改编实现了两个效果:第一，将秦始皇塑造为打压佛教的“恶王”；第二,加深了读者对佛教在秦朝时没有成功传入中国的印象。

二、英明与暴虐之间
《今昔物语集》中国史开篇为第十卷第一篇“秦始皇于咸阳宫治世”，其原典为《史记•秦始皇本纪》，讲述了秦朝的建国与灭亡史，具体内容包括秦始皇营造咸阳宫、建长城、斩杀大鲛鱼、驾崩、秦二世即位、赵高指鹿为马、子婴谋杀赵高、子婴被项羽杀害、秦朝灭亡，情节波澜壮阔。

可见，该篇名义上为秦始皇故事，实际上记录了三代帝王之事”
《今昔物语集》述解关于秦朝灭亡的原因:“（秦始皇）治理天下，国内无不归顺。

稍有违背其心意者，即被砍头、斩断手脚，世人如风靡草木般顺服。

……二世继位，大臣赵高辅佐朝政。

二世心中思忖:我父始皇肆意为政，诸事率性而为，当如我父皇一般。

……皇孙子婴即位。

……其后（即除掉赵高以后），子婴治国无所顾忌。

项羽见子婴势单力薄，无心腹之人，遂杀之。

”②《今昔物语集》中的上述文字基本上翻译自《过秦论》中的记述：“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

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

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③可以说,该篇基本上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部分所引贾谊《过秦论》为基调，对秦给予了完全负面评价。

关于秦始皇，该篇开头曰：“从前,震旦秦代有位始皇帝。

此人英明尚武，治理天下，国内无不归顺。

稍有违背其心意者，即被砍头、斩断手脚，世人如风靡草木般顺服。

”④这段评价包含了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

虽然总体上将秦始皇塑造为了万民归顺的皇帝，但是，关于归顺的原因却一曰“英明尚武”，二言残暴。

前者树立了智勇双全的王者形象,属于正面的人格魅力;后者为独裁专政、实施暴政的暴君形象,属于负面。

而在正文叙述中，编者明显迎合了两种形象中的后者”
这一点在秦始皇驾崩叙述中尤为明显。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驾崩后，丞相李斯认为皇帝在外地驾崩会导致皇子们和地方势力乘机政变，因此决定秘不发丧。

该事件在《今昔物语集》中被改编得面目全非：临终之际的秦始皇密诏二世及赵高,表示自己担心死后文武百官定无一人愿意跟随回宫，弃自己而去，认为这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情,要求两人秘不发丧,待回宫后再行下葬。

由此，秘不发丧的主体由李斯改为了秦始皇本人，原因由李斯企图稳定政局的谋略改为秦始皇出于个人私念的生前所托。

生命垂危之际,刚愎自用、独裁专权的秦始皇终于显露出一生难得见到的软弱无力，害怕孤独而亡、众叛亲离。

但他惧怕的内容恰恰从侧面
①小峯和明校注:『今昔物語集』第2册，第5页。

②佚名：《今昔物语集•天竺震旦部》，张龙妹、赵季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9年，第478-480页。

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9年修订本，第1册，第355页。

④小峯和明校注:『今昔物語集』第2册，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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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了他治世不得人心,而他不得人心的原因无疑是暴虐专政。

其暴虐专政也在驾崩事件中暴露无遗。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去世时，恰值夏季，为了掩盖尸体腐朽发出的臭味,李斯与赵高以鲍鱼挂车前后，以此混淆车内腐臭。

《今昔物语集》也记载了此事”值得注意的是，编者特意添加了一句画外音：“始皇在世时即肆意执政,世人以为常事，不以为怪。

”而这句话不见于同样记载了秦始皇故事的《唐镜》《太平记》《三国传记》等文学作品”前者与《史记》所载完全相同①，《太平记》没有提到秘不发丧②，后者记载为：“时为七月，恶臭难隐。

为此，以鲍鱼装车，置于銮舆前。

然人皆知之。

”③《今昔物语集》独创的这段画外音将秦始皇暴政的事实从正面以直白的文字表述了出来。

概言之，《今昔物语集》中的秦始皇自始至终是一位强权征服者，征服山势地形（长城）、鸟兽虫鱼（雁门关飞雁）、人民思想（焚书）、天命（大鲛鱼），全篇找不到与开头中的“英明”之评价相对应的事迹。

并且，与《史记》对比可知,编者有特意塑造、加深这种负面形象之嫌。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当时文人的历史认识与文学写作惯例,秦始皇故事并不适合放在中国佛教史与国史的卷首。

第六卷第一篇“天竺僧于秦始皇时来震旦”从文末提到了周与汉可知,编者非常清楚秦始皇时期既非佛教初传、也不是实质上正式传入的时期”而且，中日两国一般将汉明帝时的摩腾迦视为佛教东渐中土的开端，但《今昔物语集》将其放在了第二篇，具有特殊性。

④第十卷第一篇“秦始皇于咸阳宫治世”将秦置于中国史的开端应该也是《今昔物语集》所特有的处理方式。

同时代成书的《扶桑略记》《注好选》二书并没有特殊对待秦朝，镰仓时期的《愚管抄》《帝王编年纪》《唐镜》《明文抄》、室町时期的《拾芥抄》《三国传记》中的帝王史编撰顺序为：三皇五帝一三王一十二诸侯一六国一秦。

⑤
那么，《今昔物语集》将秦始皇故事置于中国佛教史与国史的开篇,且特意强调其负面形象,并且关于中国的叙述与日本佛教史与国家史叙述态度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之原因何在呢？下面将以对华意识为切入点，探讨秦始皇叙述的必然性”
三、秦始皇叙事与对华意识
古代东亚以发源于中国的中华文明和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为中心，极大地影响了各个国家。

日本作为偏居东亚一隅的岛国，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文化影响程度，均无法与庞大的中国相比较，为此常感自卑。

以“粟散”或“粟散边地”自称便是典型表现。

所谓“粟散边地”,如字面所示，指像小米粒那样散落在各处的边远小国，它是古代日本人与中国进行对比时产生的谦卑自称。

⑥为了平衡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日本自古以来便做了诸种尝试，形成了一幅绵延不尽的“与华相处变相图””
平安初期的《日本灵异记》的编者景戒一方面试图通过主张日本存在不亚于中国之奇事与中国抗衡，另一方面又以中国文化价值标准评判本国文化，表现出对中国的高度认同。

⑦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远远多于抗衡。

但是，伴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唐朝政局动乱，日本于894年废止了遣唐使。

由此,日本与中国的正式往来断绝。

虽然也有乘坐
①藤原茂範著、増田欣編：『唐鏡』，広島:広島中世文芸研究会,196年，第59页。

②長谷川端校注•訳：『太平記』，東京:小学館,194年-198年，第31页。

③玄棟撰：『三国伝記•上』，東京:三弥井書店,176年，第99页。

④黒部通善:“『今昔物語集』中国仏法伝来説話O成立」『説話O生成七変容O研究』，名古屋：中部日本教育文化会,182年。

⑤前田雅之:「今昔物語集震旦部巻十O内的世界」，第55页。

⑥新村出編：『広辞苑』第六版，東京:岩波書店2008年。

⑦赵季玉:《模仿与抗衡:〈日本灵异记〉中的对华认识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年第5期。

第9期赵季玉：《今昔物语集》的秦始皇叙事及其对华意识64
“唐船”入唐留学的僧人,但与后来频繁往来的宋商相比,次数非常有限。

①在这段中土动乱、中日之间往来相对较少的时间里，日本出现了由藤原氏主导、近代国粹主义常常引以为豪的“国风文化”，民族主义开始觉醒，并萌发了与中华大帝国攀比的心理与言行。

文学方面，由仿作汉诗文转向创作本土假名文学，出现了日本古典文学的最高峰《源氏物语>”并且,平安中期以后，冠以“本朝”“扶桑”等字样的诗文集越来越多，如天历年间(945-955)大江维时的《日观集》、长德年间(995-999)纪齐名的《扶桑集》、宽弘年间(904-1013)高阶积善的《本朝丽藻》,至藤原明衡的《本朝文粹》到达顶峰。

《本朝文粹》中的“本朝”与《唐文粹》中的“唐”相对,意在表明针对唐代的诗文，日本也能够集成本朝诗文之精华。

川口久雄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本朝意识”②。

从时间上也能看出，它们均成集于遣唐使被废止以后至北宋成立前后这段时间之内,与上一段中提到的时间段吻合。

此外,平安中期的大量文学作品中暴露出来了荒诞无稽的文化自信、自夸、自负现象。

汉诗文集《本朝文粹》卷二延喜十四年(914)四月二十八日条收录了三善清行上奏的"意见圭寸事十二条”，作者在序文中叙述完日本的繁荣景象之后曰：“三韩入朝，百济内属，大唐使译，于焉纳赊，天竺沙门，为之归化……故范史谓之君子之国，唐帝推其倭皇之尊”③,宣称日本获得了儒家文化中心地中国和佛教文化中心地天竺的尊崇。

再比如，汉诗文源起于中国，在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之下，远比以训读方式学习进而创作的日本诗文质量高出很多。

但由于汉诗文是中国文学之精华，超拔于中国文人的汉诗水平是日本“超越”中国的捷径，于是，日本也开始与之竞争、比较、夸示自我。

据《续故事谈》《江谈抄》记载，承历四年(1084),高丽王患恶疮，请求日本派遣医师雅衷为其医治,大江匡房负责执笔拒绝其要求之返牒④，其中写道:"双鱼难达凤池之月，扁鹊何入鸡林之云。

”⑤有意思的是，日本文献声称，匡房的这句话不仅获得了当时文人的称赞，后来甚至获得了高丽人的高度赞扬，乃至宋天子要出百金换其一篇文章。

而且,这个故事被收录在匡房本人的著作《江谈抄》，演绎了一段现实版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可见，当时日本文人就已经产生了本国的诗文未必不如中国、甚至超越中国的意识”
至《今昔物语集》成书时的平安后期，开始出现通过明确的言辞与细节描写贬低中国以凸显日本的现象，表现出强烈的对华优越意识。

第一，出现了针对中国、称日本为“华”的事例。

产生于中国的华夷秩序是古代日本乃至东亚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和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其划分标准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礼化、文明化程度,基本形式为四夷慕中华之德化前来朝贡。

⑥虽然在奈良时代，日本便在华夷思想的影响下将朝鲜半岛诸国看作“藩国”、从属国，构建了日本"小中华”意识。

⑦但是,却一直将中国作为华夷秩序的中心”至平安末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扭转。

《宇槐记抄》仁平元年(1191)九月二十四日条记载，朝廷回复宋商刘文冲的文书曰：“虽无入华之仪,通名簿””这里的“华”指日本。

⑧同时出现了宣称宋人是慕日本之“王化”“德化”而赴日的资料。

如《小右
①木宮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980年，第115、238页。

②川口久雄:『平安朝①漢文学新装版』，東京:吉川弘文館,996年。

③小島憲之校注:『懐風藻•文華秀麗集•64本朝文粋』，東京:岩波書店,1964年，第343页。

④吉原浩人:「江談抄一大江匡房①高麗返牒自讃談話艺⑵《国文学:解釈七鑑賞J2005年第72卷第8期。

⑤黒川真道編:『古事談•続古事談•江談抄』，東京:国史研究会,99年，第428页。

⑥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98年第11期。

⑦参见石母田正:「天皇七諸藩」，『日本古代国家論第1部官僚制七法◎問題』，東京:岩波書店,973年;鈴木靖民：「奈良時代t馴扌召対外意識」『古代対外関係史①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985年。

⑧森公章:『古代日本①対外認識七通交』，東京:吉川弘文館,998年，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