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及其待解的问题

十九世纪初期，黑格尔在《美学》中宣告：艺术不再是真理获得自我存在的最高样式，不再是精神实现的最高需要；艺术在今时代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在其最高的使命上已是一种过去的事了。

这段著名的艺术终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有效的。

艺术对屈辱的现实的漠视，对艺术真理的偏离，直接导致了它继续生存的危机。

多年前，文学从先锋小说开始，表露出了对形式主义策略和技术美学的亲睐，作家不断地把各种不同的生存体验，化解到语词自身的欢悦之中，一度使文学的价值立场变得模糊不清。

它的意义在于使中国小说及时地补上了形式的功课，但危机依然存在，每位作家依然面临着如何有力地表达时代的真相，使文学不致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的困难。

由于对这一困难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表达，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出现了分化，显示出了各自不同的写作路径，这一点，在余华、格非、北村、苏童等人的长篇中显得尤其突出。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某种外在的形式变化不再是先锋作家用力的主要地方，他们转型后，形式更加朴素，语言更加清晰，对存在境遇的洞察也更加敏感，精神的力量正在日渐加强。

这种价值新维度的建立，这种对精神境遇的不懈追索，或许能够为解答艺术为何会走向终结提供新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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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精神的失重
真正的文学，都是一个时代精神影像的投射与表达，而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其写作向度也必定是建立在对时代精神本相的陈述上的。

先锋派作为一代力图保持生存感悟的作家，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深入地与当下的生存同构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都可以拆解出一个深度空间来，它们的深度追求即，用技术或故事表现出当下业已遭受破坏的世界图景。

这是一种疏离传统美学规范也疏离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表达。

虽然，我们正处在走向零散化、世俗化、机械化的平面社会，但是，像《呼喊与细雨》、《活着》、《欲望的旗帜》、《施洗的河》等小说仍然坚持了精神的孤寂性，坚持了对终极价值的追问。

这些为数不多的能真实地传达出生存消息的作品，是我们读当代文学最留连忘返的地方。

先锋小说究竟多大程度上出示了我们时代的精神本相呢？对这一问题的拷问，有利于我们把这块土地上的灵魂所面临的真切景象裸呈出来。

这是一个缺乏希望与神圣的时代，物欲膨胀与秩序消失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存在的隐匿。

这令我们想起海德格尔在诗人荷尔德林身上所找到的根本隐喻：神的缺席。

他说：“由于神的缺席，那给世界的基础的地基隐匿了。

……没有地基来支撑的时代悬于深渊之中。

”(1)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时代境遇，当下似乎正以激越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特别是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危机正在不知不觉地被转换到物质危机与情欲危机上面，它直接导致了一些作家由精神体验向世俗体验的转移，使得很长一段时间来，日常生活经验在当代小说里不断滋长。

基础地基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我们时代的精神成了无根之物，失去了重量。

这时，我们的生存仿佛进入了一种零度状态，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衡量人性砝码的轻与重了。

这正是我们所要正视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境遇：深度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断裂，主体的零散，精神价值的非中心化与不确定性等。

在后现代主义消解策略的围剿下，我们的生存似乎已没有任何秩序、任何规范必须遵循，也没有一个神圣的终极需要凭依，我们面对的只是商业文化与肉体自娱的增殖，它与文学的艺术良知是相对抗的。

这是一种蚕食人类生存地盘的社会情境，一个贫乏的时代，生命正被非生命的事物所吞吃，精神也正被非精神的事物所代替。

我们固有的完整的生存图景业已破碎，似乎再也找不到灵魂的栖居地了。

这就是现代人精神流浪的基本景象：在还乡的途中，恐惧和绝望大规模生长。

正如《圣经·创世纪》所载，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后，面对耶和华的惩罚，他发出了哀告：“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哲学家萨特的一句著名断语“他人就是地狱”暗合了该隐的这种境遇，它在现代社会是有象征意义的。

精神一旦离弃那个家园，同时也就面临着被异化的危险，其中，技术的单方面发达正好充当了这个杀手，因为技术的冷漠性许多时候在不知不觉加深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至今已形成一个危险的局面：物质不断丰富，精神却日渐贫乏。

物的高度膨胀，使我们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的权利越来越让位于技术时代的产物：电脑，建筑物，电子游戏机，摇滚乐，mtv,批量生产的文化快餐等。

每个人都热衷于金钱、技术与性，很少有人关心自己的心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世界不断地以欲望的形式呈现，直至最终把每个人吞没。

我们进入了真正的商业时代，经济这一杠杆正在重新调整我们的社会结构，并取代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

技术和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从而导致人们的精神追求旁落在经济大潮中，暴露出经济这“第三只手”的隐在面目：在满足人性深处欲望的同时，将人异化为物。

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若不置于于人的精神的管理之下，就很可能会发展成一个陷阱，进而不知不觉地将我们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正如一个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人类境遇中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被牢牢地捆绑在科技前进的车轮上，而且人类无法逆转这一进程……物正坐在马鞍上，驾驭人类。

”(2)
为什么技术的发达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精神的丰富与解放呢？技术可以征服自然，可以创造社会财富，却并没有给我们的生存带来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究其原因在于，以理性精神为依据的技术可以有效地作用于我们的生存环境，但不能有效地解释存在的意义与生存的价值问题。

写作作为一门高贵的精神事务，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追问意义与价值的危机问题，它也是整个二十世纪的艺术所力图表达的主题。

先锋小说卷入了这一问题的中心。

尽管先锋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来都用历史话语来表达现实，但它更多的是站在当代意识的立场上来写历史的，因此，他们对我们赖以存在与出现的时代有着更为深刻的隐喻性理解。

在早期的先锋小说中，人常常是生命以外的、冷漠的物的崇拜者和奴隶，或者是一些虚化的符号性人物，他们在生存领域里那盲然而空洞的挣扎，就是对生存意义的寻求和对自身价值的确认。

在他们身上，寄寓了作者本人的写作理想：试图在被物覆盖的生存境遇里，寻找人类精神残存的诗性与价值，以恢复精神的重量。

但这一追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一些先锋作家满足于把文学改变为一种技术能力，或者对某些语言的外在变化如修辞、句式、节奏、结构等津津乐道，以抽空作品的精神品质为代价，使作品完全陷入语言自我指涉的怪圈之中，并创造了许多那个时候最为难读的实验性作品。

现在看来，写作并没有在这种极端的形式革命中得到该有的慰藉，问题依然存在。

因此，在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期，面对庸常虚假的大众文化对当代人精神意识的侵蚀，需要有一些人站在超越的道路上，拒绝后现代主义与商业主义的双重诱感，从而坚持对某一生存空间的占领，重新找回业已丧失的精神本源和价值关怀。

尽管法国哲学家利比雅兹说过“这是一个怀疑和发问的时代，也是个体系崩溃，任何叛逆都可以说得通的时代”，然而，人类的心灵毕竟不希望长久活在后现代主义的消解策略和一些逻辑法则中，精神的重量一旦在游戏之中飘逝而去，人类就将面对更为严峻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爱情，公义，盼望，安慰，美，毕竟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神圣事物，如果连这些都弃绝，那无疑是将人心变成石头，将精神变成沙漠。

就连一度陷于荒谬与虚无之中的加谬，也必须重新考虑对这一疯狂世界的基本立场：反抗。

他说：“面对这个宣判着死亡的世界，宣判着生存之境的死一般的冥暗的世界，反抗坚持不懈地提出自己对生命的要求以及对彻底的透明性的要求。

这种反抗不自知地在重新寻找一种道德和某种神圣的东西，它虽然盲目，却是一种苦行。

”(3)一些先锋作家接受了加谬的立场：对恶的抗议，以达到对一个新的价值的希望。

他们后面的许多小说都恢复了心灵深度与精神深度，就是为了反抗这个精神失重的时代，? 云谡业饺米约喊采砹⒚ 幕 〉鼗 ｎ难у木 裥缘幕指矗 梢运担 钦飧銎斗κ贝 晕颐堑奶乇鹄≡ 蛭 骷颐抢 嗄甑奶剿鳎 沼诿靼琢艘桓銮诚缘牡览恚憾杂谝徊烤 窨斩吹淖髌防此担 问轿抟娴难蕴父 袷且患 摈值耐庖隆?nbsp;
２、承担什么
在这个大的精神背景里，先锋作家对形式革命的不同态度，来源于他们对赖以生存的时代的不同体验。

他们也许是作家中最矛盾的一代，既想坚持精神真相的探查，又不愿放弃形式中的方法论，以致先锋小说一度具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互揉杂的双重面貌－－这也是先锋小说的一个悖论。

它对形式的迷恋完成了对生命本源的遗忘，智慧与方法论的味道非常浓厚；同时，先锋小说又强调一种生命个体的盲目意志，将本然生命的不断扩张看作是存在意义实现的途径。

这可以说是先锋作家观察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

然而，无论是语言狂欢，还是欲望的缜密书写，都未能真正企及生存的中心与腹地，一些更重要的有关人类精神匮乏的时代性话题，只有在作家出示自己的艺术良知时才会被真正呈现。

存在是永远无法遗忘的，它的匮乏及其对这一匮乏的追问，里面包含了我们灵魂的全部秘密。

精神的问题，既不能靠知识理性来解决，也不能靠人性生命的升华来解决，因为人性生命若没有神性生命的保障与确认，就很可能会发展为尼采式的权力意志论与超人学说。

而超人并没有出现，尼采的这个假想，事实上是把我们带到了一种更深的悲剧之中，在他的身后，人的精神节节败退。

文艺复兴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以雄伟的大卫像为代表的人的梦想，到二十世纪已全部破产。

这点，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对二十世纪人类的体验充满深深的失败感。

先锋小说也遭遇了这种失败主义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