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境遇下孤独与生存的悲歌--简析余华《兄弟》中的存在主义因素

荒诞境遇下孤独与生存的悲歌--简析余华《兄弟》中的存在主
义因素
张凯成
【摘要】存在主义作为20世纪西方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其产生对当时社会的文学、艺术、音乐等诸多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存在主义提出的“世界是荒诞的”、“存在先于本质”等哲学命题影响深远。

余华的《兄弟》中有着强烈的存在主义因素，他是在用存在主义的笔调抒写着时代的悲歌。

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作品中两个主人公的命运与两个时代的众生万象，兄与弟两人承受着时代变迁的悲欢离合，诠释了孤独的感伤与命运的篇章。

【期刊名称】《邢台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000)002
【总页数】3页(P80-82)
【关键词】存在主义;余华;《兄弟》;孤独;生存
【作者】张凯成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67
存在主义作为20世纪西方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其产生对当时社会的文学、艺术、
音乐等诸多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存在主义学者提出“世界是荒诞的”、“存在先于本质”等哲学命题，不仅指出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荒诞性遭遇，而且引导人们学会生存并用理性去看待世界。

存在主义思潮经过酝酿与发展后迅速波及世界不同地域，中国掀起的“存在主义热”是在 1980年代。

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流派中的创作个体首先接受了存在主义，余华便是该思潮影响下的典型。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在 80年代的作品中着力塑造死亡与暴力两大主题，表现出鲜明的存在主义因素。

随着市场化浪潮涌入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发生变形，加上作者自身的遭遇变迁，余华在 90年代的创作中逐渐放弃了先锋叙事，死亡与暴力逐渐向温情柔和回归，其长篇小说《兄弟》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各方面的评论热潮。

余华面对这些肯定与质疑相继做了回应，正如他在《兄弟》后记中说的那样：
这是两个时代相遇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

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1]。

不错的，《兄弟》正是把兄弟二人的命运放臵在两个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去，通过两个时代的“裂变”向我们展示人物的悲欢离合。

这两个时代是荒诞的时代，这两个人物在其中承受了荒诞境遇下生存的苦难，演绎了人如何对自己命运选择与把握。

余华的《兄弟》中有着强烈的存在主义因素，他是在用存在主义的笔调抒写着时代的悲歌。

一、荒诞的世界——人物命运的悲剧化
萨特认为，人与世界万物的存在一样，都具有偶然性。

世界之于生存个体来说，超脱了其本身作为生命体寄存空间的意义。

世界是充满荒诞感与不可理喻性的，是个体用理性无法掌控的，人在世界中普遍感到生命的荒诞。

《兄弟》中讲述的“两个
时代”同样没有逃出“世界是荒诞的”的命题。

余华认为，“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与“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有共同的特征：荒诞的现实世界与不合理的人性压抑。

余华排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禁欲主义与反人性，同时厌恶改革开放初期浮躁纵欲下人们的欲望泛滥，荒诞的世界使《兄弟》的“生存个体”始终摆脱不了悲剧化的命运。

《兄弟》中的“文革”时代彰显了存在主义中的“荒诞世界”，而对“文革”时代的否定，源于作者幼年时期的“文革记忆”。

“60年代出生的余华，目击了这场
声势浩大的历史运动。

在他的创作中，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根深蒂固。

无论是
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描写，还是充满怜悯与同情的苦难述说，这种沉甸甸的记忆都悠然萦绕，挥之不去。

”[2]P111“文革”时期社会秩序是混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无情的。

《兄弟》中对“文革”的描写，延续了余华作为先锋小说家时期的血腥与暴力，倾泻而出的是对荒诞时代的控诉，他力图用暴力化语言与悲情化叙述诠释着“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家园被封存在一本本红色语录里，在时代环境的重压下失去了本有的自我和个性。

荒诞的世界将生存在其中的人物的荒诞命运进行了合理化，“文革”的时代混乱、人性之恶及历史荒诞色彩引起了同代人甚至当代人的共鸣，作者在用内心揭露着那个时代的伤疤。

《兄弟》中的另一个时代充斥着“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余华说它“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从而凸显了该时代的荒诞色彩，直指兄弟二人的悲剧命运。

随着市场经济来到“我们刘镇”，人们的欲望不断释放着，传统伦理道德发生扭曲与错位。

正如作品中所描述的：李光头不仅在刘镇举办全国性的“处美人大赛”，而且在宋钢出走之际“霸占”林红，不断消解传统的社会秩序。

同时，《兄弟》在这个时代中通过李、宋二人处境的对比，以极大地讽喻色彩贬斥了这个时代的负面现实对传统价值观及伦理规范的冲击，彰显了在荒诞的世界中人物命运的不可捉摸
性。

作品还对李光头的“发达”做了精心描绘：
李光头开始了新的事业，他首先开了一家服装厂……服装厂稍有起色后，李光头再接再厉，又开了两家饭店和一家洗浴中心，还弄起了房地产。

……
李光头告诉余拔牙和王冰棍，现在是家业大，破烂生意还在做，服装厂工人越来越多，两家饭店一家洗浴中心生意红红火火，还有房地产项目好几个[3]。

而宋钢则因其所在的五金厂倒闭下岗，开始拼命挣钱：推销处女膜、贩卖男性保健药，甚至为推销乳霜而去做了隆胸手术以致最终得了不治之症。

兄弟二人此时有了天壤之别，他们同时处于荒诞时代的摆弄下。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虽然在物质方面有很大改善，但在精神层面却碰撞到命运的“死胡同”。

宋钢最终自绝于冰冷的铁轨，昔日刘镇的大美人林红最终沦为“红灯区”的“林姐”，这一切正是人物命运在荒诞世界中的荒诞化的合理阐释。

余华在《兄弟》中攻讦了“禁欲主义”与“反人性”，否定了由于浮躁纵欲而颠覆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唱响了荒诞世界的悲歌。

二、孤独的城堡——精神家园的回归
存在主义认为，人们在荒诞的世界中，必须对自己进行自由选择，而“自由”在加缪看来是荒谬的，这种自由的荒谬性同时暗示了生存个体的自由会影响和限制他人的自由。

萨特承认这种限制，他说：“一旦我存在着，事实上我就给他人的自由设臵了一个界限，我就是这个界限。

而且我的每一谋划都围绕着别人的勾画出这种界限。

”[4]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绝对隔断的，将这种关系描述为“他人即地狱”。

于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会发现人生是无意义的，人的生存由一种虚无感所支配。

加缪曾把人与世界的关系描述为“荒谬”：“荒谬在于人，也同样在于世界。

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

它把人与世界互相联系起来，犹如共同的仇恨能够把诸个存在联系起来一样[5]P26。

人是在荒诞的世界中承受着孤独、焦
虑与痛苦，在孤独的城堡中寻找着沦丧的精神家园。

余华的大部分作品里，人与人之间是缺乏沟通的，人物的内心之间是严重隔膜的。

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人类很难从终极价值意义上把握自己的命运，有着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与荒谬感。

《兄弟》中的李光头一出生就是孤独的，出生前一天父亲的死，出生后七年内在襁褓中不见天日，他自己走在大街上多希望与同龄人对话，“李光头开始孤单一人，一个人在街上走，一个人在树下坐着，一个人蹲到河边去喝水，一个人和自己说话……”[6]P108虽然后来宋钢的出现减轻了他的孤独感，但随着宋凡平的死，宋
钢的离去，更加重了其对孤独感的承受。

即便是当他腰缠万贯之际，也只是成为财富的孤独收割者。

李光头的性格并不单一，使得这一人物形象本身有符号化趋向，他的孤独隐射出“刘镇”甚至整个时代的封闭自守。

相比之下，宋钢则诠释了另外一种群体——隐忍者与受难者，这与萨特所说的“存在主义者坦然说人是痛苦的”理论不谋而合。

他的一句承诺“我会一辈子照顾李光头的，只剩下最后一碗饭了，我会让李光头吃，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了，我会让李光头穿”[6]P243成为束缚一辈子的枷锁，注定了他要在自己铸造的狭小世界里饱经苦难，承受孤独。

作品中叙述宋钢在海南岛上碰到小关剪刀的情节，加深了宋钢“天涯沦落人”般的孤独感。

李光头与宋钢在《兄弟》中从不同侧面将孤独色彩演绎出来，封闭的个人世界和孤僻性格最终导致了人物命运中某种注定性的结局。

作品中李光头和宋钢有着少年“反成长”的经历，他们的孤独感与社会环境及苦难的命运紧密相连。

这种生存的苦难、孤独的承受与存在主义不谋而合的。

当我们阅读《兄弟》时不难发现，孤独色彩充斥着全篇，同样充斥着人物的全部命运，作品中每一个孤独而痛苦的个体都在反映着“文革”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人们的生存境遇，折射出时代的荒诞特征。

三、生存的境遇——生命价值的追问
存在主义哲学本身是一种人道主义哲学，关注人的生存，重视对人生价值的追问。

早在 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在描述人类处境时就指出：每个人在终极价值
意义上都是“死刑犯”，只是行刑日期不同，生命在死亡的逼迫下显得十分脆弱。

加缪对这种描述表示认同，在他看来，生命的存在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还专门著书讨论了荒谬与自杀的关系，其中坦然地说到：
诚然，生活从来就是不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

一个人自愿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即使是下意识的——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的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5]P5。

人生是荒谬的，认识到这种荒谬性会导致人选择自杀，这样做比不上糊里糊涂地活着，大多数人因“惯性”活着。

但是，加缪并没有否定生存，他对待命运持“反抗哲学”的观点。

萨特曾提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关注人的生存，任何人也无法逃避生存问题，由此存在主义哲学可以理解为一种生命哲学。

余华的《兄弟》之所以包含存在主义因素，因为作品本身就是一段反思人类自身价值的历史。

“余华的《兄弟》似乎回归到了最朴素的人道主义，回归到了最普通的人性美。

他不再在乎自己的叙事模式是否先锋，写作语言是否奇特，而是把握住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温情和正常人的希望与绝望。

”[7]余华在揭露批判人性丑陋的同时表达出了对人伦道德的呼唤与肯定，在“两个时代”的叙述中折射出当下时代人与人之间迷乱的生存状态，以及这种生存状态下人格的道德缺失与希望破灭。

在作品的后一个时代里，宋钢以自杀的方式退出文本，他的死既是个体生命的结束，也是刘镇的群体性“自缢”，更是否定改革开放的负面现实。

宋钢的选择自己的路，李光头得知他的死讯后精神上的巨大落差，以及内心的极度不安正是余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观照，是存在主义所坚持的人道主义原则的集中体现。

人的最终归宿是虚无，寻找归宿要学会承受孤独与苦难，要真正经历荒诞的世界与命运。

就像悲剧英雄西西弗斯一样，用自己毕生精力致力于一种无结果的事业，永远以那种承受无尽苦难的心推动巨石，用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如何在荒诞的世界
里把握自己的命运，坚守人生价值的底线，是存在主义要回答的问题，更是人的生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存在主义作为 20世纪出现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流派，是人们对当时社会现实普遍存在的不满并企图以此来改变矛盾的社会价值体系的产物。

萨特所提出的“世界是荒诞的”、“存在先于本质”等哲学命题在向我们明确世界荒诞性的同时，提出了要用主动承担责任意识去面对人的生存的解决方法。

加缪虽然承认世界与人生的荒谬，但他号召人们要用积极的人生态度去乐观面对生活。

《兄弟》作为余华的长篇力作，其中所展示的荒诞世界、孤独而痛苦的个体存在以及生存的苦难等正是作者运用存在主义意识写出来的。

作者向我们展示《兄弟》中两个人物的命运与两个时代的众生万象，在“禁欲”与“纵欲”的时空穿梭中，兄与弟两人承受着时代变迁的悲欢离合，诠释了孤独的感伤与命运的篇章。

“刘镇”的人们以生命个体为单位独立存在着，他们在荒诞的世界里表现出了群体狂欢特质，而狂欢的背后暗藏着孤独的精神家园。

《兄弟》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回归，作品让我们永远记住两个时代更替中默默承受着苦难的人们，同时也告诫我们要坚守生存底线，在存在主义意识的指引下乐观面对生活，从而不使自己在浮躁的现实世界中失去生存的方向。

参考文献：
[1]余华.兄弟(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封底.
[2]陶丹.试论余华作品中的文革记忆[J].西安社会科学,2010,28(2):111-112.
[3]余华.兄弟(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242.
[4]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27.
[5]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6]余华.兄弟(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7]刘剑梅.先锋对人性的妥协.余华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544.。